·经典论绎·
库尔提乌斯与中世纪拉丁研究
摘要：本文首先指出了库尔提乌斯的名著《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与同类名著的差别，然后从学术谱系、教学研究等方面分析了库氏与中世纪拉丁学术的关系。针对欧拉遇到的种种批评，作者评述后认为，库尔提乌斯的贡献仍然继续激发知识的新积累、新综合与新分析，库氏预想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建构或重构终将到来。
关键词：库尔提乌斯；中世纪拉丁研究；欧洲文学；语文学
如今，人们习惯把保守原则与创新原则相对立。从这一做法中，我看到的只是混淆概念。没有创新的保守，跟一味的颠覆一样，徒劳无益。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等人曾把学术的演变同金字塔的建造联系起来：学问的石块单个看来价值不大，堆叠起来却可以组成金字塔，不管是孤军奋战的学者，还是同心协力的学术圈，大家总是努力搜罗这些石块。然而，这一意象存在缺陷。首先，它难以传达学术研究的乐趣。就内容而论，它把学者当成了受奴役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不怀好意的法老的淫威下，辛苦劳作。其次，它似乎还暗示，劳动者人数越多，训练越有素，金字塔就建造得越结实越牢靠。不过，对于某个学科，经过几代专家的努力，即便它的金字塔未见雏形，甚至寿命有限，他们仍可以建造起某些庞大而持久的东西。如果我们非要勾勒学术研究的建筑意象，那么它适合地下环境；很多人一直在忍受地下的生活，他们远离公众视线，为我们都不敢保证的宏图伟业默默耕耘。（我们还可以想到尼采的另一个意象——从未见过阳光而盲目掘土的鼹鼠）即便是在大众创作中不时爬上地面的作家，很多也无法构筑比戏剧舞台更坚实的建筑，须知舞台看起来牢不可破，可一旦演出结束，便四分五裂或轰然倒塌。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屹立不倒的建筑，毕竟世上出现过难得一遇的思想家，其表达学问和洞见的方式离不开金字塔形态，其著作不但有公众号召力，而且一经问世就体现出持久的价值。以我所知的中世纪文学领域而论，至少有五本名著在英语世界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问世四十多年后，它们仍然以平装本形式流通于市。按出版先后顺序排列，它们分别是克尔（W. P. Ker, 1855-1923）的《史诗与传奇——中世纪文学论集》（Epic and Roman: Essays on Medieval Literature, 1908）、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 1860-1963）的《乔叟及其诗作》（Chaucer and His Poetry, 1915）、沃德尔（Helen Waddell, 1889-1965）的《漫步的学人》（The Wandering Scholars, 1927）、刘易斯（C. S. Lewis, 1898-1963）的《爱的讽喻——中世纪传统研究》（The Allegory of Love: A Study in Medieval Tradition， 1936）和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1948）（以下简称《欧拉》）。
在以上几本书中，库尔提乌斯的《欧拉》无疑是与众不同的。第一，显而易见，此书是唯一一本从外文译成英文的著作。第二，尽管五本书都关注拉丁素材，但只有《欧拉》以拉丁文学或拉丁化（Latinity or Latinness），作为全书的内容和题目。库氏强调西欧的拉丁学员与教员所传播的写作技法及材料，由此《欧拉》全书不遗余力地尝试建构拉丁传统中的中世纪文学与后来欧洲民族文学之统一性的关联。其创新之处显见于“拉丁中世纪”这一似乎为作者自创的表述。
我们赋予《欧拉》特殊地位的第三个原因，是围绕该书及其作者涌现的研究团体[有位学者称之为“库氏语文学”（Curtius-Philology）]。由此可见库尔提乌斯与刘易斯之间截然不同的特征。例如，世人关注刘易斯生平，大多从其创造性和宗教性写作入手，从他与牛津的朋友圈和学术圈[即所谓的“吉光片羽”（the Inklings）] 的联系入手，甚至还有人为此深入其个人生活；而针对库尔提乌斯及其影响的分析，更主要受其学术成就的推动——不仅有《欧拉》和《欧拉》之前撰写的论文，而且还有大量有关现代文学的文章。库氏的社交生活很难反映在平装本的著作中，他的个人生活也无法拍成类似《幻境》（The Shadowlands）的电影——根本就不可能搬上银幕！
最后，《欧拉》跟克尔、基特里奇、沃德尔、刘易斯的著作一样，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仍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但其他书都没有像《欧拉》那样，开创了一种研究方法，并直接衍生出难以数计的文章和论著。《欧拉》注重细节，几近锱铢必较，其每个章节都考察一个主题，作者点到为止，若深究起来，完全可以扩展成一部专著（事实也的确如此）。
即便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理论之风、方法论之风横扫北美人文学科之际，库尔提乌斯的《欧拉》仍堪称思想、智慧、知识的宝库，被饱学之士置于案头，作查阅或引述之用。1976～1983年，五十本引用量最大的20世纪人文艺术类出版物目录中，库氏的鸿篇巨制不仅是围绕中世纪的唯一论著，而且还是明显以某个时期为对象的唯一论著[巴赫金的《拉伯雷及其世界》（Mikhail Bakhtin's Rabelais and His World）稍有例外]。《欧拉》排在第十位，前九位分别是库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的《科学革命的结构》（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的《尤利西斯》（Ulysses）、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的《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的《句法理论面面观》（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物之序》（Order of Things）、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的《S/Z》以及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
然而，以对中世纪拉丁文学的关注而言，若比较其他同领域的专家，库尔提乌斯便很难出其右。在本文中，我将考察这一矛盾状况的根源和本质。为此，我会首先回顾库氏对当时中世纪拉丁研究的展望，然后介绍《欧拉》德文版和后续译本问世后评论家的接受情况，最后阐述《欧拉》对近年来中世纪拉丁研究的影响。不过在此之前，我认为有必要梳理库氏那个年代以及当今中世纪拉丁学专家的素养问题。
“中世纪拉丁学专家”（Medieval Latinist）这个术语，比很多与其相近的同类语都要模糊。譬如，当今学界常用“古典学者”（Classicist）指热衷古希腊罗马文化，并由此展开广泛研究且想得古典学学位的人。古典拉丁学者大多能通过古典学研究项目获得重要证书，极少有例外；而中世纪拉丁学专家的情况就不可相提并论了。不少中世纪拉丁学专家，要么是按时间顺序追踪拉丁语言、继承古典遗产的古典学者，要么是从民族语言与文学系或历史系平移到拉丁语方向的中世纪研究者。
如果说非得取得中世纪拉丁语专业的学位，或者担任类似中世纪拉丁语导师的职位，才能成为中世纪拉丁学专家，那么库尔提乌斯就担不起这个称号。把中世纪拉丁学专家限定得如此狭隘，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此一来，就会排除该学科的奠基者，以及许许多多为重构和阐释中世纪拉丁文本而编纂字典、考订版本、著书立说的学者。
在19世纪初的欧洲与北美，学生正式学习的唯一文学是古典文学，学习时他们要进入古典语文学的语境。整个19世纪，欧洲的民族文学尤其是以中世纪表现形式示人的欧洲民族文学，激发大家沿着语言学线索创立不同的语文学——譬如德国语文学、罗曼语文学和英国语文学。
既然这一文化举措针对中世纪，那么中世纪拉丁语文学理应居于核心地位；可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头十年，它才成为独立的学科。的确，1902年，被学界誉为“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创始人”的特劳贝（Ludwig Traube, 1861-1907），晋升教授；是年，他接受了官方授予的中世纪拉丁学专家之职。此时，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已先后成为罗曼语文学与古典语文学的附庸。即便后来它仍微不足道，并且发展缓慢。
中世纪拉丁学专家，指那些研究创作于中世纪的拉丁文献的学者；如果忽略了这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我们的定义工作就寸步难行。术语含糊不清，势必导致困难重重，因为“中世纪拉丁学专家”虽点明了研究者所要研究的素材语言，却对研究方法语焉不详。相反，“中世纪拉丁语文学者”（Medieval Latin philologist）这个术语，既指明了研究素材（中世纪拉丁文），又指明了研究方法（语文学）。故“中世纪拉丁学专家”不如“中世纪拉丁语文学者”严谨。套用几何学中老生常谈的类比：一个是长方形而非正方形，一个是长方形同时又是正方形。中世纪拉丁语文学者都是中世纪拉丁学专家，但中世纪拉丁学专家不一定都是中世纪拉丁语文学者。
库尔提乌斯感谢不同学科为理解中世纪所做的贡献，不过，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他尤其称赞语文学。例如，1949年库氏参加了科罗拉多州阿思潘市举行的歌德两百周年诞辰大会，会上他评价了美国中世纪研究的发展情况。他指出了三位主要人物——“历史学家如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语文学家如比森（Charles H. Beeson）、兰德（Edward Kennard Rand）的工作，加深了世人对中世纪的认识”（《欧拉》第587页）。库氏提到两位语文学家和一位历史学家，这个比例尽管不一定是有意为之，却能反映出他的一个假设，即研究中世纪拉丁文本与中世纪文化，必须从语文学入手。换言之，“偶然的事实真理只能借助语文学来获得。语文学堪称史学学科的婢女”（《欧拉》第x页）。
库尔提乌斯公开表示对“语文学方法”笃信不移，在《欧拉》序言中，他甚至写道，自己的研究依靠“所有历史探究方法的基石——语文学”（《欧拉》第x页）。他讥讽有些人试图让文学屈从于艺术：“如果我们从天主教堂中就能掌握‘哥特时期的精髓’，就不必再阅读但丁了”（《欧拉》第15页）。在库氏看来，文本是思想交流的媒介，故占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他断言，没有语文学的帮助，文本就无法理解。没有语文学，文学批评不过是纸上谈兵，因为它缺少破解“困难”段落的技法（《欧拉》第15页）。
库尔提乌斯似乎承袭了格勒贝尔的思想——视语文学为精确科学，对之尊崇有加，同时视之为获得真理与理解力之手段。为概括格勒贝尔对自己研究方向的影响，库氏讲述了格师如何引导自己知晓语文学的启示：“语文学即知识——不过，它是这么一种知识：我在一瞬间就直接把握到的知识。自此以后，每当遇到真正陌生的作品，我就会一再扪心自问：它对这种知识有何贡献？”。获此灵感，库氏极推崇古典语文学——语文学调查中最庄重最精致的分支，同时把它作为中世纪研究的典范。因此，他心悦诚服地援引小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1767-1845）的质疑：“要想推动中世纪语文学的发展，就必须将古典语文学的原理运用其中”（pour faire advancer la philology du moyen age, il faut y appliquer les principes de la philology classique）。
不过，库尔提乌斯热衷语文学并不是盲目之举，也非执意而为。在《欧拉》英译本序言结尾处，他断言“语文学不是唯一目的”（《欧拉》第x页）。有时，他也暗示了语文学的种种不足。自19世纪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 1848-1931）掀起一场论辩后，置身其中的古典学者壁垒分明。库尔提乌斯跟尼采一样，反对维氏；他批评古典语文学关注事实却忽视了思想。库尔提乌斯本人喜欢比较与批评，可当有人以定义之名把这些从语文学中排除出去，他就觉得语文学令人反感了。在他看来，抵制集思广益，不仅是保守的古典语文学的特点，而且也是20世纪中期“新语文学”（Neuphilologie）的特点：“‘新语文学’起点有限，故而所谓拉丁中世纪的关系意涵必定令人匪夷所思。”在失望之极评价当时的学术机构时，库氏声称，语文学体系与文学研究已经跟1850年的铁路系统一样陈旧。这种落后的事态让他忧心忡忡，因为他认为，如此会危及“欧洲传统”的保存，而这被他视为不同学科的学者的神圣使命：“没有现代化的欧洲文学研究，就不可能考察欧洲传统。”
库尔提乌斯的学术训练及成就，是无法用“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家”或“中世纪拉丁学专家”这些字眼来概括的。无论是哪个称号，都会从语言和时间角度误指他的领域，因为库氏站在拉丁文学之上，阐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德国等国的文学；走到中世纪之外，批评那时的当代文学，如黑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的《玻璃球游戏》（Glasperlenspiel, 1943）、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的《荒原》（The Waste Land, 1922）。同样，类似称号还会让人把库尔提乌斯盖棺定论为罗曼语言文学专家（Romanist）或罗曼语文学家，并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出于特殊的背景，库氏更愿意将欧洲文学视为文化连续体（cultural continuum），而古典与中世纪拉丁文本正是保证其统一性的关键所在。在《欧拉》英译本作者序言中，他开门见山地坦言自己学术兴趣的核心：“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罗曼语言与文学。”（第vii页）然而，他并没有为此马上圈定界限，因为他坚信，要想理解欧洲文学，就必须高屋建瓴地研究：“一旦我们成了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也便成了欧洲公民。然而，众多彼此无关的语文学把欧洲文学弄得四分五裂，要实现上述愿望几无可能。”（《欧拉》第12页）为此，理想的欧洲文学学人“只需熟知古典与中世纪拉丁语文学以及近代语文学的方法与主题”（《欧拉》第14页）。
在《欧拉》英译本序言中，库尔提乌斯表示，自己的著作“在具体历史环境的压力之下一点点完成”（《欧拉》第x页）。这里，库氏特别暗示了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及欧洲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运动，它们威胁着西方文化统一观的形成。然而，即便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环境确实极大地影响了库氏的世界观，我们仍需指出，《欧拉》既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其作者自己思想背景的产物。尽管库氏本人并不赞成从传记角度考察学术著作的价值，但我们有充分理由以此考察他与中世纪拉丁学术的关系。
受家庭和早年求学环境的影响，库尔提乌斯很早就浸淫于中世纪拉丁文学，可他之所以能在中世纪拉丁文学领域打下系统而坚实的基础，乃得益于罗曼语文学家格勒贝尔的教诲；两人结识于研讨班，后来格氏成为库尔提乌斯的博士生导师（Doktorvater），两人的交情达到顶点。格师博闻强识，学富五车，唯有他才能以欣赏的眼光，向自己的罗曼语文学学生传授有关中世纪拉丁文学的知识。格勒贝尔写过一套卷帙浩繁的罗曼语文学百科指南；其中一卷名为《六世纪中叶至十四世纪中叶拉丁文学概要》（übersicht über die lateinische Litteratur von der Mitte des VI. Jahrhunderts bis zur Mitte des XIV. Jahrhunderts, 1902）。这本335页的著作回顾了中世纪拉丁文学——其内容紧凑，条理分明，自首次问世一个多世纪以来，仍是相关领域难以逾越的、不可或缺的扛鼎之作。
从传承关系讲，格勒贝尔是库尔提乌斯献身中世纪拉丁文事业的师父，而格勒贝尔的导师埃伯特（Adolf Ebert, 1820-1890）则是库尔提乌斯的师祖。埃伯特、格勒贝尔、库尔提乌斯之间存在很多家族相似性，其中之一即坚信身为罗曼语文学家，自己必须关注中世纪拉丁文学史；虽然他们关注中世纪拉丁文的做法引起古典语文学家的声讨或抵制，但三人决心已定，不会动摇。在库氏对师祖的描写中，明显洋溢着推崇中世纪拉丁文文化精神的情怀：“三大要素构成了埃尔贝特辉煌的学术成就：领衔学术团队，文学史研究方法兼收并蓄的品格，以及涵化中世纪拉丁文献于罗曼语文学领域。”其中，后一段话还被库氏用于点评恩师的中世纪拉丁文学方法——库氏赞誉其“涵化中世纪拉丁文献于罗曼语文学领域”。
尽管库尔提乌斯在恩师的纪念文章中感念埃伯特与格勒贝尔对自己的教诲，但在其学术生涯早期，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受格师影响，将长期致力于中世纪研究。库氏完成自己有关古法语文学的博士论文后，花了20多年时间钻研现代文学。的确，在库氏20世纪30年代以前发表的著述中，唯有一篇名为《从吉伯特到诺根特》（“Zu Guibert von Nogent”, 1913）的文章，暗示了他对中世纪拉丁文的兴趣。然而，若就此认为《欧拉》未经任何准备便横空出世，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早在1936年，库尔提乌斯就开始发表大量有关中世纪文学作品的论文；1938年，他发表了中世纪研究系列论文的第一篇，而这些文章日后构成《欧拉》的主要框架。我们知道，库氏此前已20多年未触碰中世纪，其20世纪30年代末的专业水准肯定不及后来，可即便如此，我们仍很难评估库尔提乌斯到底怎样阅读中世纪拉丁文学，并掌握多少相关知识。
在《中世纪拉丁文学新史》（“Eine neue Geschichte der mittellateinischen Literatur”, 1947）这篇评论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库尔提乌斯对1946年以前的中世纪拉丁文学史，有着敏锐的理解。该文点评了盖兰（Joseph de Ghellinck, 1872-1950）的两本著作，同时结合格勒贝尔的《概要》、马尼提乌斯（Max Manitius, 1858-1933）的三卷本《中世纪拉丁文学史》（Geschichte der lateinischen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 1911-1931）、雷比（F. J. E. Raby, 1888-1966）的一卷本《基督教拉丁诗歌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Latin Poetry, 1927）和两卷本《中世纪世俗拉丁诗歌史》（A History of Secular Latin Poetry in the Middle Ages, 1934）、施特雷克尔（Karl Strecker, 18611945）的简明《中世纪拉丁文导论》（Einführung in das Mittellatein, Berlin, 1928; 2nd. ed. Berlin, 1929），指出盖氏著作的文献地位。在20世纪整个20年代或30年代早期，库尔提乌斯把这些拓荒者收入各种中世纪拉丁学专家纪念集[譬如1931年9月4日献给施特雷克尔的《礼物》Ehrengabe）]，这着实不可思议，因为一般认为，那时他几乎是完完全全的现代主义者；不过，考虑到30年代末期库氏展现出深厚的中世纪拉丁文学功底，那么当他在十年后的1941年为施特雷克尔八十大寿《纪念文集》（Festschrift）撰文（《论中世纪文学的主题》，“Beiträge zur Topik der Mittelalterlichen Literatur”），我们也就不足为奇了。库氏也是拓荒者，这表明他的中世纪拉丁文学学识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这段欧洲文学史，正如他坦言，“仅有屈指可数的专家从事相关研究（即所谓的‘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在欧洲，可能有十余人”（《欧拉》第13页）。
在《欧拉》末尾的参考书目概览中，库尔提乌斯用两个段落重申了1946年评论文章的要点。更重要的是，他在《欧拉》英译本作者序言中，详细阐述了引导自己走向拉丁中世纪的政治信念与思想灵感。按照库氏的说法，他撰写了论辩小册子《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Deutscher Geist in Gefahr, 1932），以此抨击“预示纳粹统治教育的弃智倾向以及民族主义狂热”（《欧拉》第vii页）。为替代弃智倾向以及民族主义狂热，库氏寻求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以整合从奥古斯丁到但丁的中世纪（《欧拉》第viii页及第597页）。他坦言自己对这种新人文主义的憧憬，是受美国人兰德（Edward Kennard Rand）的《中世纪的奠基人》（Founders of the Middle Ages）之启发。
像本文这样的研究，反映的是库尔提乌斯等人所谓“针对研究者之研究”（Erforschung des Forschers）的过程。在库氏看来，对学者的学术考察，不仅包括他们发表的著作，还包括他们的教学主张、教学态度以及研究方法。例如，哲学家德罗比施（Mortiz Drobisch, 1802-1896）年事已高方肯退休，发现这一点后，库氏点评道：“对于‘研究主体之研究’，类似陈述绝非可有可无。”
通过诸如此类的主张，库尔提乌斯仿佛提请将来研究自己的学者，注意其执教生涯。而这样的研究结果，也的确有助于勾勒库氏的中世纪拉丁研究的背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他从研究和教学两方面，努力夯实自己的中世纪拉丁文学知识。自先后任教于马尔堡大学（1920～1924）与海德堡大学（1924～1929）后，库氏又于1929年来到波恩大学，并在那里度过余生。尽管他生前一直开设中世纪文学与现代文学课程，但在他来到波恩不久，在他发表《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不久，两门课程的比例就发生了变化。1932～1933年，库氏先开设了《中世纪拉丁文学》（Lateinische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系列讲座，1941年又增加了《中世纪拉丁文练习》（Mittellateinische übungen）, 1947～1948年发表了讲义式书稿《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
至少有三位作家从截然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库尔提乌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动向，认为那段时间库氏有明哲保身、消极避世以及精英式的故步自封倾向，令人反感。斯彭德（Stephen Spender, 1909-1995）以为，库氏从现代语言与文学中抽身而退，非思想上有意为之，实乃政治上迫不得已（“他不得不停止教授法文，转而拾起中世纪拉丁文”）。施皮策（Leo Spitzer, 1887-1960）指责库尔提乌斯酝酿了针对战前移居他国的德国人的仇恨情绪；他甚至用更激烈的措辞，描述自己如何看待库氏学术兴趣的突然转向：“一位伟大的学者兼批评家，在其晚期著作中摒弃了自己早年的研究，对此我们该作何解释？这位新欧洲的预言家成了‘重走回头路的预言家’，成了中世纪欧洲主义的历史学家；美学兼文化批评家成了语文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直觉主义与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现象学的信徒，成了‘新实证主义者’？显而易见，从政治角度来解释（在纳粹政权统治下，从欧洲视角看待文化问题是很危险的），恐怕过于肤浅；库尔提乌斯的转变始于内在心理。德国思想把自身置于极易受情感左右的非理性主义，这会诱发像希特勒主义（Hitlerism）的弃智运动；而早在1932年，库氏就已意识到德国思想的‘危机’。于是，这位时间管理好手转向‘可靠的语文学’，转向中世纪语文学；在那里，思想的清醒与节制达到最佳状态。因此，在开始屠杀庶民前，像库尔提乌斯这样的贵族头脑退缩到德国的拉丁历史之中，退缩到一个棘手的题材……也就不足为奇了。”
施皮策在分析《欧拉》成书动机时，有一点源于他抨击库尔提乌斯消极避世：“弃智运动波及我们前，库尔提乌斯已经找到了逃避的办法——他让自己徘徊于历史的墓地之中，而这段历史直至18世纪仍生机勃勃（这正是库氏眼中中世纪与现代的分界线）。”或许是机缘巧合，多年后，姚斯（Hans Robert Jauss, 1921-1997）指责《欧拉》“使语文学在希特勒时代退居到历史的墓穴中”，由此施皮策的批评再次浮出水面，且更有失偏颇。这里的比喻并不恰当；若有哪本中世纪论著缺少宗教情怀，若有哪本文学史论著着力表现历史的延续与活力，那这本书就是《欧拉》。此其一。其二，该比喻的言外之意是说库尔提乌斯胆小如鼠，畏首畏尾，但这也不恰当。尽管二战的恐惧逐渐烟消云散，仍有很多人钦佩库氏敢于发表《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阐述自己的主张；认为他虽然躲在自己的墓穴中，但也好过像姚斯那样加入党卫军（Waffen-SS）。在20世纪40年代，如果当时有更多人退居到库氏的生机勃勃的地下世界，那么欧洲就会成为全然不同的地方。
我们不妨把库尔提乌斯走进中世纪的做法，看作他试图凭借文学史来提高对世界的认识，这样的解释就少了几分冷嘲热讽的味道：1913～1933年，库氏将法德问题视为重中之重；1933年至离世前，他一直努力说服世人，整个欧洲怎样拥有成型于拉丁中世纪的共同文化。在他看来，治愈普法战争与一战留下的创伤固然重要，但证明欧洲文化同根生[库氏认为这是首要的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 更迫在眉睫；为了消减二战引发的民族矛盾，这位罗曼语文学教授可用的办法寥寥无几，而完成上述证明无疑是其中最合适的。
在《欧拉》开篇，库尔提乌斯引用了舍勒《知识形式与社会》（Wissensformen und die Gesellschaft, 1926）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强调大众民主会危及推动科学与哲学发展的“相对‘少数的精英’”（《欧拉》第3页）。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库氏认为，欧洲文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其他领域亦然）得益于这些精英。考察一下库氏身边学术团体成员对《欧拉》的反应，将大有裨益。具体说来，我们有必要考察评论家对《欧拉》的德文初版，对其英法等语种译本的接受情况。这些评论家如何看待库氏的语文学观念、对欧洲文学的界定、主题学方法以及全书的组织架构，这其实决定了当代人对《欧拉》的态度。
很少有评论家认为，库尔提乌斯涉水中世纪拉丁语文学是不务正业。不过，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家莱曼（Paul Lehmann, 1884-1964）是个例外；当他称库氏为“波恩的罗曼语言文学专家”（der Bonner Romanist），实际上暗示库氏的非科班身份值得注意。莱曼一方面把库氏看作门外汉，另一方面倒爽快地承认，这位波恩的学者虽逾越了罗曼语文学的边界，可此君所言，乃自己及其他中世纪拉丁学专家所未言。另一位觉得库尔提乌斯“不务正业”的评论家是维奈（Gustavo Vinay, 1912-1993）。维氏自封为中世纪拉丁学团体代言人，他向自己的中世纪拉丁研究同人表示，《欧拉》无足轻重：“这位中世纪拉丁学专家虽充满魅力，可仍让人失望。”（il mediolatinista, invece che incantato, resta deluso）
为证明自己所言不虚，维奈指出，像库尔提乌斯那样的研究，缺乏充分的文本证据。他解释道，很多中世纪拉丁文本要么从未编订过，要么需要重新修订，故仅根据有限可用文本给出判断，就无异于“学者的期期艾艾”（balbettamenti scolastici）。欠发达领域不该进行综合性工作，该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研究者进入了这些研究领域后，才能开展基础性工作。唯表明中世纪拉丁文学亟待后人编订或重新修订，现如今的中世纪拉丁学家方不会受困于缺少初本书和定本书的窘境——因为短缺，我们迫不得已，从作者手稿或米涅的《拉丁教父大全》（Patrologia Latina）中寻找重要的散文和诗歌作品；因为短缺，我们想方设法建立各种数据库，利用数字化的十六七世纪的印刷品，为世人提供基本的文本，尽管它们出人意料地不一致。
还有很多评论家钦佩库尔提乌斯的语文学内容广博，可以引出多种研究的可能，相比之下，维奈显得形单影只。譬如，拉丁文专家沙蒂永（F. Chatillon）就震撼于库尔提乌斯在《欧拉》中所完成的统一。对于研究方法，他热情洋溢地称赞《欧拉》运用了“自信丰富、引人入胜的语文学”（ces pages d'une philologie si sûre d'elle, si riche, si captivante）。另一位拉丁文专家普雷奥（J. G. Préaux）相信，《欧拉》堪称民族文学研究的里程碑，因为它向世人表明，深谙古典语文学方法与范畴，不断接触中世纪拉丁作家的作品都有助于这方面的研究。
正因为库尔提乌斯坚信采用精确语文学大有裨益，评论家很快就批评道，他所接受的方法缺乏语文学的严苛。故而韦尔利（Max Wehrli, 19091998）发难道，库氏引用荣格的原型理论，阐释“年迈的孩子”主题与圣母崇拜，其做法并没有一以贯之，而且也不是语文学方法。同样，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 1905-1999）也指责库氏不遗余力地批判克罗齐、布尔达赫（Burdach）、耶格尔（Jaeger）、存在主义，却不加分辨地接受心理分析和汤因比。
语文学只是《欧拉》摆在评论家面前的一个并不迫切的问题；他们对《欧拉》的语文学成就的态度，也反映出他们对全书的态度：一方面击节叹赏，钦佩不已，另一方面又质疑其视野、学识、方法、架构等前后不一或不够宏大。《欧拉》是一部鸿篇巨制，很多评论家相信它呈现了西方文学的全景，因此觉得有责任去寻找视野上的不足之处。按照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的说法，此书与其说是文学研究论著，不如说是修辞史或文学教育论著。他的观点也可从库尔提乌斯那里得到佐证——后者将《欧拉》描述为“新修辞”。如果库氏把此书命名为《拉丁中世纪的欧洲文学中的古典修辞学》（Classical Rhetoric in the European Literature of the Latin Middle Ages），虽然读者可能没有那么多，但亦可避免他人对其“文学观有失偏颇”的指责。总而言之，早期评论家批评库氏注重希腊罗马的书面修辞，却罔顾非希罗文化；还有人指责他忽视了宗教和流行元素，而这些元素赋予欧洲文学很多独一无二的特征，并且通过中世纪拉丁文被记载和传播。
《欧拉》评论家常谈到一个主题——《欧拉》乃“集大成之作”（summa）。这个说法倒甚为有趣，一来由于库尔提乌斯对阿奎那的简评，二来由于他似乎对中世纪的宗教维度兴致索然。很多人都发现，库氏并不关心“基本的基督教现象”，并且他能在“仿佛不存在中世纪教会”的情况下写作。马尔基尔（María Rosa Lida de Malkiel）吃惊地表示，库氏研究欧洲文化统一，竟然没有为《圣经》专辟章节，沙蒂永则惊讶于库氏没有严肃对待教父传统：他指出，关注猿喻的读者比关注哲罗姆或奥古斯丁的还多！
库尔提乌斯看重在中世纪发展为希罗修辞的文学技法与套路，至于这种修辞的影响力从何时何处开始式微，他并不在意。库氏默认，只有12世纪头十年以后的拉丁文，才是真正的中世纪拉丁文，这使他招致非议。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前几个世纪心存偏见：“中世纪思想与表达方式，到1050年左右才变得富于创造性”（《欧拉》第589页），“1109年逝世的圣安瑟伦，是中世纪第一位独创思想家”（《欧拉》第590页）。在《热爱学习，渴求上帝——修士文化研究》（The Love of Learning and the Desire for God: A Study of Monastic Culture）中，勒克莱尔（Jean Leclercq, 1911-1993）动情地分析了修士的阅读、写作、思考习惯，但库氏对这一模式并无好感，无怪乎他不喜欢早期中世纪。库氏不待见修士的习惯，遭到琼斯（Charles W. Jones, 1905-1989）公开发难；而韦尔内（André Vernet）也因此建议，《欧拉》可以参照布吕纳（Edgar de Bruyne）的《中世纪美学研究》（études d'esthétiques médiévales）来修改。
基督教并非《欧拉》忽略的唯一的文化大问题。像“他者”（the Other）、“多样性”（diversity）、“边缘性”（marginality）等当今学术界流行语，都无一例外地被排除在外，不少评论家都注意到了该事实。譬如，琼斯就遗憾地表示，《欧拉》应该关注凯尔特文学、日耳曼文学、拜占庭文学、希伯来文学；莱曼则要求库尔提乌斯或其他学者增加连续性现象的特例，以及希腊-东方文化与日耳曼文化的影响；席洛考尔（Arno Schirokauer, 18991954）批评库氏忽略了欧洲以外的影响，并指出论述俗语文学的章节，应该考察斯堪的纳维亚文学、英国文学和德国文学；楚姆托尔（Paul Zumthor, 1915-1994）发现，库氏忽视了中世纪文化中的非希罗元素，同时低估了各类墨洛温文化之间的差异，且夸大了欧洲文化统一性的命题。
上述四位评论家言外之意，似乎批评《欧拉》具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一种对日耳曼文化统治的时代与地方尤其缺乏关注的浓厚的地方主义。马尔基尔发现了《欧拉》的矛盾之处：一方面洋溢着地方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又执着于欧洲统一。大多数评论家比她走得更远，他们并不理会库尔提乌斯声明的写作目的，却责备他没有考虑欧洲中世纪文学所有传统中的主要诗歌。从这个角度看，书中的缺漏[像《贝奥武夫》（Beowulf）、《救世主》（Heliand）、《希尔德布兰特之歌》（Hildbrandslied）或《尼伯龙根的指环》（Nibelungenlied）等史诗，只字未提] 与比例失调[艾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只引用了两次，而克雷蒂安（Chrétien）却引用了八次] 的确触目惊心。库氏坚信，“所有所谓的民族文学中，德国文学最不适合作为欧洲文学的研究切入点和观察地”，这话听着仿佛振聋发聩的冲锋号（《欧拉》第12页）。德国文学与文化专家以及德语专家迅速指出，库氏论述俗语文学的章节开篇，避开了德国文学，尽管他本人完全有资格漂亮地谈论该话题；另外，《欧拉》让人感觉，俗语文学缺乏生命力，没有哪种形式不是衍生的。
还有两位评论家提到，库尔提乌斯系统回避或压制德国文化，不仅局限于中世纪德国文学，甚至包括现代德国学术。他们痛苦地发现，《欧拉》开始质疑浪漫主义时代语文学家的声誉[如大格林（Jakob Grimm, 17851863）和乌兰（Ludwig Uhland, 1787-1862）]；同时，他们还认为主题学方法是极端反浪漫主义的。两人想必非常遗憾地看到，库氏其实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亲爱的神圣的罗马……选择了我这个德裔罗马人。通往罗马的道路必须穿过中世纪，对我来讲，这也是我意识中古老的层面。因此，便有了……二十二篇中世纪研究论文……当然，我无法表达出它们背后最深层的观念，因为它们从骨子里跟条顿人格格不入。”
正如上文批评文字所言，库尔提乌斯对欧洲文学的界定并不完美，而其中的瑕疵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库氏的文学分析方法的局限。尽管多数评论家都称赞《欧拉》的价值，但接着他们就会质疑库氏把主题学方法用于文学，其最终价值或作用究竟几何。他们担心，库氏强调主题之普遍性，会阻碍读者正确欣赏每部艺术作品中的独特与单一之处。此外，他们还认为，过度依赖主题学方法研究连续性，反而会更加看轻历时变化与文学非连续性。莱曼甚至建议库尔提乌斯再写一本论非连续性的著作。莱曼的提议已经得到响应，第一次见于德龙克（Peter Dronke）的《中世纪的诗歌单一性》（Poetic Individuality in the Middle Ages, Oxford, 1970; 2nd ed, London, 1986），第二次见于姚斯的《中世纪拉丁文学的古代性与现代性》（Alterität und Modernität der mittelalterlichen Literatur, Munich, 1977）（作者赞成非连续性，反对连续性）。
评论家称赞《欧拉》是一本实用的参考书，“对于一切在欧洲文学的形式和主题的研究之中自然产生的实质性的历史问题”而言，确实不乏参考价值。尽管《欧拉》可能会激起不少东施效颦者一味机械地搜罗主题实例，但评论家仍将《欧拉》视为信息的宝库，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将其作为学术训练之用。
跟很多鸿篇巨制一样，《欧拉》也鲜有读者从头到尾全部读完。在某封信中，库尔提乌斯已经预料到：“我感觉没几个人有耐心能读完全书，大多数不过是走马观花。然而，读者恐怕不得不按部就班地读下来，这样才能把握我的写作目的。”即便那些从头到尾细读全书的读者，有时仍不免困惑于《欧拉》的组织架构原则。奥尔巴赫评论道，“此书的组织架构……不太容易把握”；克里斯特勒指出，《欧拉》缺乏体系；席洛考尔坦言，“逻辑结构力量松散，近乎目录的罗列”；维奈则批评《欧拉》结构无序，恣意而为。
《欧拉》时常出现于《艺术与人文学科引用目录》（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中，这表明，自问世40多年来，它一直是中世纪论著中声誉甚隆的一本。不过，它的影响力在不同的文学研究领域或不同地区，并非始终如一。据我观察，中世纪拉丁文学研究者竟然都对《欧拉》闭口不谈。比朔夫（Bernhard Bischoff）的《罗曼古代与西方中世纪古文字学》（Paläographie des römischen Altertums und des abendländischen Mittelalters）未收入《欧拉》，这不足为奇；可《十与十一世纪拉丁诗歌》（Lateinische Dichtungen des X. und XI. Jahrhunderts. Festgabe für Walther Bulst zum 80. Geburtstag），或奥纳弗尔斯（Alf Önnerfors）的《中世纪拉丁语文学》（Mittellateinische Philologie. Beiträge zur Erforschung der mittelalterlichen Latinität）中，对其也只字未提，那就值得我们注意了。显然，当朗戈施（Karl Langosch）在自己的《拉丁中世纪语言与文学导论》（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Einleitung in Sprache und Literatur）里提及《欧拉》时格外小心，他警告说：“此书是一部既不完全又不均匀的修辞和辞格的汇编——基督教主题阙如；投给古代传统的目光太强大，而指向中世纪独特品格的目光太微弱，以至于欧洲被公式化，被视为修辞学的拉丁文学。”
当然，中世纪拉丁学专家有意忽视或轻视《欧拉》的现象并不普遍。举两个例子。瑟韦尔菲（Josef Szövérffy, 1920-）在自己的《拉丁中世纪的世俗诗》（Weltliche Dichtungen des Lateinischen Mittelalters）中，就用开篇几乎一整页介绍库尔提乌斯的中世纪概念。在更严苛的语境下，马丁（Janet Martin）称赞库氏的工作帮助我们理解中世纪文风：“近五十年间发表的最重要的中世纪文风论著，或许就是库尔提乌斯的《欧拉》。通过说明中世纪主流写作的修辞取向，该书有理有据地纠正了过去的一个看法，即中世纪文学是尚未开化的、自然而为的产物。”
自1970年以来，有三本重要的中世纪拉丁文化论著开诚布公地表达了对《欧拉》的敬意——它们的名字显然与其遥相呼应。德龙克给自己设定的使命截然不同于库尔提乌斯，但从其著作题目《中世纪拉丁文与欧洲爱情诗的兴起》（Medieval Latin and the Rise of the European LoveLyric）看，读者仍情不自禁地将其与《欧拉》加以比较。他的另一部著作《中世纪诗歌的单一性——1000～1150年诗歌的新起点》（Poetic Individuality in the Middle Ages: New Departures in Poetry, 1000-1150），虽题目与《欧拉》并不完全一致，却旨在弥补库氏过分专注中世纪拉丁诗歌主题性（或者说典型性）的缺憾。最后一本是伯尔希恩（Walter Berschin）的《希腊字母与拉丁中世纪——从哲罗姆到库萨的尼古拉》（Greek Letters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From Jerome to Nicolas of Cusa）。尽管同英文标题相比，该书原德文标题（Griechisch-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Von Hieronymus zu Nikolaus von Kues）听起来似乎不像仿《欧拉》之作，可其译者在译序中正确地将其与《欧拉》相比较。他指出，“算上库尔提乌斯的研究，伯尔希恩的著作完成了中世纪西方古代传统的‘希腊—罗马拼图’……两本书不乏共同之处——作者视野开阔，统领全局，对一手、二手研究素材的掌握令人叹为观止。”
有三类著述最有可能论及《欧拉》。第一类主要探讨《欧拉》中涉及或论述的某个主题的著述。这类书籍的作者往往坦言自己受《欧拉》的影响，他们会在考察主题之初的段落或注释中引用《欧拉》，或者随后偶尔引用一下，但不会向其表达特别的敬意。第二类旨在考察中世纪文学基本理论的著述。当然，这类书籍里有大量的批评文字和修改意见，毕竟《欧拉》问世40多年来，学术界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三类研究库尔提乌斯及其影响中世纪拉丁学专家的著述，比如伯尔希恩编选的论文集，比如戈德曼（Peter Godman）为新版英译本所作的学术后记。
与此同时，还有至少两个原因让我们悲从中来。第一个原因是，中世纪拉丁学专家很少主动探讨中世纪文学研究该何去何从。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走出中世纪拉丁语文学的狭隘实证主义，写出视野宏阔的《欧拉》。多么心酸的讽刺！至于事情何以至此，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很多中世纪拉丁学专家善剖析不善综合（幸运的是，英伦三岛的拉丁文学研究倒有一些例外），他们并没心思去探究俗语文学与作为其源头的大众文化。众所周知，很多中世纪拉丁学专家都以古典语文学标准衡量自己和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无法确定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在古典语文学的比照下居于何种地位，有着何种成就；故而他们一门心思地钻研技法，希冀借此超越古典语文学家。
越来越不关注中世纪非拉丁文化，这让中世纪拉丁学专家如今与公众渐行渐远。欧洲文化在大学创办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当然，大学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欧洲组织）已经遭到挑战，尤其是在美国。即便在欧洲，以文学正典为据的高雅文化的神圣特质，亦逐渐遇到质疑，因为很多国家试图让学术服务于经济技术竞争力，同时满足纠缠不休的少数族裔的文化需求。要想使中世纪拉丁文依然活跃在物质论、特殊论（particularism）、民族优越论的时代，其支持者就必须强调自己所获技能的价值（能敏锐抓住某些源自遥远文化的复杂词汇的细微之处，这样的本领完全可以用到象牙塔外的很多地方）；同时，还得强调自己竭尽全力通过文献（很多用拉丁文书写）来研究欧洲中世纪。
从本质上讲，中世纪拉丁学专家相对轻视《欧拉》，这毫无疑问，只是该事实也反映了他们逃避更大问题的倾向。归根结底，中世纪拉丁研究领域的诞生，归功于浪漫主义时期的诸位学者（如格林兄弟），他们的高标准并未使其在追求民族目标与道德目标的过程中脱离公众。不过大体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这一领域的制度化，中世纪拉丁学专家虽尝试将其置于更广泛的语境（不管是否有意普及它）中，但世人已经不买账了。
第二个原因则是第一个的必然结果：如果中世纪拉丁学专家不能率先对《欧拉》有所回应，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把这份遗产拱手让给其他中世纪学者或中世纪研究以外的文学研究者。正如理查兹（Earl Jeffrey Richards）正确指出，“库尔提乌斯的著作在比较文学学者当中得到最热烈的响应”。
若世人把库尔提乌斯视为传统的封印，想必他会黯然伤神，但不会吃惊不已。他已经见到了不祥之兆，并将其部分归因于美国实力的崛起。纽约一家报纸上刊登了古典语言学习班的入学信息，库氏在冷静评价其内容时指出：
1949年12月，《纽约客》报道，要从当时当地884000名高级中学学生之中选取9000人学习拉丁古文，而选取14人（男生女生各7人）学习希腊古文，同时选取5000人学习希伯来古文，也接触当时1929种活的外语。这个数字极为令人震惊。他们将获得大学毕业证书和美国古典语文学的专业证书。《泰晤士文学副刊》言简意赅地评论说：人文教育的复兴，在美国不啻是一场“灾难”。但这种发展在欧洲以相当缓慢的节奏进行。这是一种不得不被承认并不得不被把握的历史进程——因而，仍然不便明说的是：个体生命情感是否对悲苦、怨愤、孤独的情感，以及一种对理想主义做出反应？它的力量被高估，其最好的结果也只不过是：全体高中毕业生将赢得研修古典语言的机会。因此，也不妨说，什么也没有改变。
有一种文化独立意识在当代美国涌动，与此对应的是以一种历史思维方式将欧洲文化理解为美国文化的前史。至此，其必然后果，是欧洲精神之复杂隐微结构在当代视野之中烟消云散。
库尔提乌斯尊崇的人文主义业已衰微，而新世界（或非欧洲世界——我们非常有必要强调他引用的统计资料中的犹太人）一统天下，不过是衰微过程之中的一个因素。另一个是哲学的霸权（哲学是库氏深不以为然的学科）。兹援引《欧拉》结尾处的一段话：“我试图指出，人文主义传统时常受到哲学的攻击。面对重重阻力，它可能出现严重倒退。许多迹象表明，我们再次遭遇哲学家、存在主义者（existentialists）或者其他人的袭击。”（《欧拉》第592页）
有人认为，库尔提乌斯写作《欧拉》之后的1/4世纪里，他所描述的抵抗哲学之战已经一败涂地。例如，万斯（Eugene Vance）指出，作为语文学阐述方式之一，库氏的“历史主题”观念不过是为了抚慰“中世纪学者和非中世纪学者，他们正经历二战时期欧洲文化危机所引发的苦闷”。随着局势渐趋明朗，万斯也坚信，语文学家孜孜以求的“原初范式”（originary paradigm），为语言学和符号学所启发的更精致的模式所取代。
有些学术领域的情况可能亦然。不过，在中世纪拉丁研究中，斗争尚未结束，因为“原初范式”只是被补充、扩充，没有被取代。故库尔提乌斯的贡献仍然继续激发着知识的新积累、新综合与新分析。无论如何，库氏预想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建构或重构终将到来，尽管它会发生许多质变；过去的文学太丰富，太迷人，太发人深省，太神秘莫测，我们不可能弃之不顾，即便这需要我们极尽所能，开阔眼界。只要我们珍视历史，石质金字塔就会长存；语言金字塔也会升高。如果抛弃历史，那么连象形文字我们恐怕都留守不住。我们将失去过往人性的丰碑，果真如此，连我们自己的人性都将随风而逝。
（作者单位：美国耶鲁大学；译者单位：深圳市福田区绿洲国际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