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总论

第一章 总论

自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以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重要的一环，中国宏观调控的机制和理论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和创新。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异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中国开始告别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污染与高能耗为特征的“旧常态”，逐渐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过渡的新常态阶段，过去仅仅用三驾马车作为实施主体的宏观调控体系已经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如何厘清新形势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异、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创新宏观调控理论机制和手段以及丰富宏观调控工具的使用等都是中国宏观经济学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 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的出现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不仅具有坚实的事实基础，更具有相应的理论支撑，这一新常态的出现与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变化紧密相关，但又有异于西方国家普遍意义的增速下降与结构调整之处，要充分认识中国当前宏观形势的本质，必须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特点理解这一中国特色的新常态。

首先，中国经济近期出现的几大典型事实证明了我国经济已经迈入了新阶段：一是在GDP增速逐季回落的过程中中国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同时就业水平却没有出现恶化，这一典型事实证明了中国GDP回落并非短期周期波动的产物，而是阶段性潜在GDP增速回落的产物；二是在外贸增速和贸易顺差增速大幅度回落的过程中，制造业和贸易品行业出现萧条，但服务业与非贸易品行业却依然保持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这一典型事实证明在外部不平衡逆转的引导下中国经济内部结构正发生巨大的革命性变化；三是在整体经济景气指数下滑的过程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导致劳动力成本并没有回落，反而在民工荒不断蔓延中保持较高的增速，这一典型事实说明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已经发生变异；四是在微观领域持续出现“融资难”“贷款难”和“融资期限错配”等问题的同时，金融领域的宏观流动性却在持续攀升，在实体经济利润持续下滑的同时，金融机构的财务绩效却保持高位增长，这一典型事实说明中国金融错配风险依然处于全面释放与缓解的前夜。

其次，中国经济新常态不仅具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同时还有相应的理论支撑。自2010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在本轮调整中呈现出几个新现象：一是随着GDP增速逐季回落，CPI却保持相对稳定，没有出现整体性通缩；二是随着GDP增速跌破8%的水平，就业水平并没有恶化，反而在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中有所改善；三是很多金融企业的财务指标依然不错，但总体金融风险却在持续上扬，局部风险存在恶化的可能。传统的周期理论和发展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三大新现象，但潜在经济增长理论与结构理论的新发展却能够充分说明这三大新现象在现阶段出现的原因，即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主导因素不是传统的总需求不足，而是潜在增速的回落；不是传统的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的趋势下滑。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旧的稳态经济增速向新的稳态经济增速转换的“大过渡期”，在这个大过渡期，潜在增速不仅会出现趋势性回落，同时还存在短期的易变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不仅具有“过渡期长”“增速趋势性回落明显”等特征，同时也具有“增速波动性加剧”以及“结构易变”等特征。

中国经济“新常态”在本质上是一个从传统的稳态增长向新的稳态增长迈进的一个“大过渡时期”，与发达国家近年来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具有很大的差别。第一，它不是一个重返危机前繁荣状态的恢复过程，而是在全面结构性改革进程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和新的发挥源泉的过渡过程；第二，它是一个潜在经济增长在波动中逐步回落的过程，而不是马上就要步入新的稳态增长路径，因此它不是一个增速不变的常态，而是一个增速变化的常态；第三，它不仅是一个“去杠杆”“去产能”的危机救助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结构问题在不断凸显中得到重构的过程，一个风险在不断暴露中得到缓释的过程，因此中国的新常态的主题词是“改革”“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第四，它不仅是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货周期以及固定投资周期叠加的产物，同时也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产物，因此，中国“新常态”更具有复杂性；第五，它不仅是一个外部经济结构失衡与金融结构失衡的调整过程，更是一个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与宏观治理系统之间失衡的改革与大重构的过程。因此中国的新常态结构性改革的主题不是发达国家的局部调整，而是全面改革与全面结构优化。

二 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异

新常态下各类数据证实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出现了重大变异，宏观调控已经步入攻坚的新阶段：（1）通缩压力的加剧说明在结构性因素持续发力的过程中周期性因素开始发力，“新常态”的下行周期已经开启；（2）虽然中央和地方已经放松了房地产政策，但房地产在分化中所显示的总体恶化，说明房地产周期性调整力量依然十分强劲，未来房地产周期的持续展开将给经济形势带来持续压力；（3）反腐倡廉已经步入关键期和深化期，重构中的官僚体系和政商关系将在一段时期内给传统经济动员模式带来持续冲击；（4）大改革的深化，特别是财税体系的改革使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传统传导机制发生了变异，传统模式下的宽松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可能面临阶段性的挑战；（5）债务的累计已经使国有企业、部分投融资平台以及民间融资难以为继，“借新还旧”的逆转不仅导致局部风险大幅度上扬，同时也使资金运作模式发生阶段性变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已今非昔比；（6）平均利润的大幅度回落，已经使部分企业步入“盈亏”临界点，企业运行模式将出现大幅度变化，经济下滑带来的生活愉快政治外溢效应将大幅度显化，从而约束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空间。

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异给我国宏观调控体系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但新常态也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还孕育着大量的新增长基础和新发展机遇。

（一）新常态带来的挑战

新常态下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等因素给我国实体经济、金融发展及宏观调控体系带来了一系列挑战。

1．新常态对实体经济的挑战

对于宏观经济来说，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化趋势，增速“破七”将呈大概率出现。

（1）从增长动力来看，支撑中国过去30多年高增长的几大动力源泉均不同程度地减弱。首先，由于官员考核不再以GDP论英雄，再加上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持续推进，以往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激励明显减弱。其次，人口老龄化正在快速推进，劳动力数量将继续减少，人口红利不复存在。最后，新的改革都是硬骨头，故推进较为困难，长期中才有改革红利，短期内甚至可能是负红利，体制改革红利大不如前。此外，目前的中国不同于1978年的中国，2014年中国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而1978年只有155美元，因此亚当·斯密所说的“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自然增长过程”中的追赶效应大幅减弱；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虽然美国主导的低成本能源革命和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化浪潮有可能推动美国未来几年进入新繁荣周期，但是由于美国很可能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美国筹建跨大西洋自贸区TTIP和跨太平洋自贸区TPP的举动就是重要信号），中国未必能享受到此次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

（2）从需求角度来看，各类价格指标的回落不仅表明了通货紧缩压力正在加剧，同时也说明了有效需求不足开始大幅度抬头，成为与结构性因素相并行的经济下滑因素。一是CPI连续8个月下滑，于2015年1月跌破“1%”，仅为0.8%，创出五年来新低（2009年11月以来）, 2月虽然因为春节因素有所增加，达到1.4%，但仍在低位运行；二是PPI连续36个月为负增长（自2012年3月以来），并于2015年2月创下-4.8%的新低；三是标志宏观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的GDP平减指数开始进入零增长阶段，物价水平的负增长也指日可待。

（3）从总供给角度来看，增速也将持续回落。一是由于产能过剩、利润下滑、需求疲软等原因，PPI持续36个月负增长，2015年1—2月工业增加值仅为6.8%，创2009年以来的新低，3月虽有所反弹，但第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可能在7%—7.5%。二是由于建筑业景气状况一般滞后于房地产6—12个月，2014—2015年的房地产下滑必定使建筑业告别高增长年代，并于2015年出现加速下滑。三是目前第三产业的景气指数仅为53.7%，已经回落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水平，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也将出现持续回落。

2．新常态对金融业的挑战

新常态对金融领域的影响比对实体领域更为强烈、更为复杂，使金融业出现大量的新问题、新现象和新规律，并给传统的金融政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与实体经济的持续低迷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金融业在危机救助政策的刺激下，出现快速的扩张。无论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总量还是社会融资总量都以大大快于名义GDP增长的速度快速扩张，导致社会流动性以及金融资产步入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但与此同时，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渗透性却在弱化，金融资源自我循环、金融侵蚀实体经济利润等现象日益严重。

（2）在宏观流动性十分充裕的同时，微观流动性却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小微企业和涉农企业的“融资难”与“融资贵”的问题在宏观流动性不断扩张中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传统的资金投放渠道堵塞严重，导致资金投放渠道发生重大变异。

（3）在总量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结构发生重大的变革，在表外金融、网络金融以及监管套利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传统的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出现了快速下滑，银行业的脱媒现象十分严重，新的融资模式呈现井喷式的发展。

（4）在新的金融产品和融资模式的作用下，中国的整体债务率、杠杆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大幅度的持续攀升，导致系统性风险快速上扬。

（5）在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滑和房地产景气逆转的双重作用下，资金困局十分严重，“借新还旧”的资金运转模式十分普遍，局部行业和局部区域的风险存在恶化的可能。

（6）在各种监管指标的约束下，银行季末“冲时点”的现象愈演愈烈，导致货币供给和资金市场的月度波动幅度不断加大，个别时点上风险恶化的概率加大。

（7）居民储蓄等短期资金在银信政和表外融资创新的作用下大规模流向中长期投资领域，使中国金融短借长贷的期限错配问题日益严重，系统性风险持续上升。

（8）在房地产泡沫和投机活动的作用下，大量资金在金融领域打转，金融服务于社会创新、产业升级以及实体生产消费的能力大幅度下降。

3．新常态对宏观调控体系的挑战

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变化增大了宏观调控体系所要应对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大方面：

一是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框架的变化。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充分认识，让我们意识到传统的宏观调控框架需要有比较大的变革。凯恩斯主义逆周期调控难以成为中国新常态时期宏观调控的核心理论基础，需求导向的强刺激政策不是当下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合理选择，传统遵循新古典主义宏观调控方式也已经不能够满足新的需要；数字教条、总量调整、分类治理式的政策工具，也严重制约了我国宏观调控创新的空间；同时，“三驾马车”实施主体的重要性也在发生着变化。从现实的情况看，过去我们过分强调宏观调控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使得我们对宏观调控概念和对象的界定都比较宽泛，不仅包括总量平衡，还包含着结构调整和优化目标，并且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在政策实施的主体上表现为很多部门参与的宏观调控，导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问题频发。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深入，国家更多地强调政府要简政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国家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强调，使得宏观调控体制建立的基础环境发生变化，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环境下，要更加重视市场的自动调节，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重要作用，这对我们传统宏观调控的框架提出了挑战，使之不得不做出与新框架相适应的调整和转变。

二是对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干预边界问题的讨论。多大程度上依靠市场的力量，是社会主义体制下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一直以来我们基于宏观调控的基础目标，强调宏观调控的科学化、宽泛化和微观化，逐渐形成了对象宽、工具泛、主体多的宏观调控体系，固化以及强化了体制中的非市场因素，事实证明过多的干预并没有在经济波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新形势下我们对市场经济的强调，体现了政府简政放权的决心。与此同时，直接减弱政府行政干预的方式，也使得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下降。政府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强调，并不代表政府完全不干预，只是手段和程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使得我们如何界定好市场与政府的边界问题，成为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

三是复杂形势下宏观调控方式创新的挑战。上文提到了传统的遵循新古典主义的宏观调控方式，数字教条、总量调整、分类治理式的政策工具亟待创新和完善，新形势要求我国的宏观调控方式、方法必须张弛有度、稳中求进，在适应改革需要的同时，要与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相协调。政府对市场自动调节作用的强调，使得我们未来宏观调控手段的创新和发展将更多地作用于稳定经济方面，而这需要更加稳定的宏观调控体制机制做基础。

四是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中央银行的挑战。互联网金融虽然没有办法影响中央银行的垄断地位，但却会冲击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互联网金融发展所带来的金融多样化工具、管控难度的加大、传导链条的复杂化、影子银行的隐患等都对我们未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二）新常态蕴含的机遇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的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但需要明确的是，“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正如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还孕育着大量的新增长基础和新发展机遇。

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中国镶嵌在传统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高投资与高出口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各界已然发现，新权贵阶层带来的各种腐败、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最大绊脚石。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核心和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的共识的达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这种共识在世界结构性改革浪潮中给予了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最好的机遇期。

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虽然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低迷，但依旧保持世界第一的经济增速使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发生巨大的变化——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而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制造业超过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2014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的GDP超过美国。在这些变化的同时，世界各国惊奇地发现，中国在GDP上台阶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大幅度对冲了各种成本的上升，从而使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平均每年13%的速度增长，中国需求的扩张使中国采购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核心因素，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提升。

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虽然到2014年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已经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红利开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均GDP依然不足5000美元，工业化依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了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科学。

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年化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21世纪以来大规模的高校扩招是农民工供求失衡的核心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每年高达700多万大学生毕业的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因为这说明大规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规模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一是专利申请数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同时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位；二是R&D经费投入突破低水平阀值，于2013年达到GDP的2.08%，增速高达15%，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度增长，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数量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

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进一步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对外的FDI高速增长，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于2014年已突破1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

三 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重构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常态不仅有别于中国过去十多年高速增长的“旧常态”，同时也不同于发达国家现在经历的结构转换。把握新常态蕴含的机遇，有效解决“新常态”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将各种战略机遇转化为真正的增长和发展，不仅要求我们超越传统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体系，还要积极寻求现有宏观政策框架的转变。

（一）新常态的宏观调控体系需打破传统教条

对传统宏观政策框架的突破集中体现在打破以下宏观调控领域的“旧教条”和“洋教条”：

1．要打破凯恩斯主义教条，抛弃“只要经济下滑，就采取逆周期的需求刺激政策”的传统观念，将“新常态”时期的宏观政策框架的理论基础从传统的逆周期刺激理论转向新结构改革理论。按照凯恩斯主义教条，只要经济下滑，最好的方法就是启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总需求的刺激。但这种教条却忽视了凯恩斯逆周期刺激理论成立的基础：经济下滑的核心因素是周期的短期波动。如果经济回落的核心因素是结构性的，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生产要素供给逆转等因素引起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导致的，那么简单采取逆周期的调整方法不仅不能防止经济增速的持续回落，反而会成为经济波动和经济扭曲的新源泉。这也是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在下滑中波动加剧的核心原因之一。因为结构性问题引起的潜在增速的趋势性下滑需要启动结构性改革政策，通过制度调整、结构优化、要素重构来构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这决定了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控理论就不能成为中国“新常态”时期宏观调控的核心理论基础，需求导向的强刺激政策就不能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合理选择。而建立在新潜在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结构理论基础上的结构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为当前必然的选择。

2．在打破凯恩斯教条的同时，还需要超越新古典主义的教条，通过强调主动有为、底线管理、“微调”与“预调”，以避免陷入“无为而治”的陷阱之中。“新常态”时期的增速下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趋势性下滑，因此应当避免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宽松的强刺激。这种观念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很多学者却将这个逻辑极端化，把中国经济的下滑完全归结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之上，主张应当通过不刺激的无为而治来实现市场的自我调节，避免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成为“捣乱之手”。这种逻辑的极端化忽视了中国经济下滑虽然主导因素是阶段性的结构因素，但短期因素和周期性因素也不能忽视。按照目前的计量测算，中国增速回落的70%多是结构性的，但依然有20%是周期性的，同时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具有较大的易变性。这种特性就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新常态”时期既不能简单跟随凯恩斯主义，也不能盲从新古典主义。因此，如何区分经济增速下滑的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就是中国“新常态”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定位面临的最大难题。新结构改革理论表明，在一个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都存在易变性的时期，区分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最好的办法就是底线管理，即一方面要守住失业的底线和通胀底线，另一方面还要守住风险底线。因为，没有明显的失业、没有普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局部风险不演化为系统性风险是经济在潜在水平附近相对健康运行的标志和显示器。抓住这些底线，在很大程度上就抓住了宏观经济潜在水平的大致区间和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所以，在“新常态”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方法论一方面需要强调在面对趋势性回落过程中保持定力，切忌草率地启动刺激政策来治理结构性的回落；但另一方面还需要强调“主动作为、底线管理、区间调控”，在经济可能触及底线时，主动采取“微刺激”，并将“微调”与“预调”常态化。

3．在结构性改革中，必须超越“华盛顿共识”与“休克疗法”的教条，在强化市场化制度改革的同时，强化转型秩序的重要性。全面结构性改革是重构经济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的核心，这是“新常态”时期的第二个共识。这个共识使很多学者采取了“拿来主义”，将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提供的结构性改革药方教条化，把“华盛顿共识”与“休克疗法”中的“快速私有化” “快速自由化”和“快速宏观平衡”转化为中国版的“快速去国有化”“快速去管制”和“不刺激”。认为中国结构性改革要成功不仅要抛弃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刺激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快速的去国有化、快速的去管制化以及快速的自由化来重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完全抛弃政府和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这种“洋教条”的中国化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过去30年很多转型国家的实践证明了“华盛顿共识”与“休克疗法”在结构改革中的失败，证明了没有法治有为的强政府，公平统一的大市场也是无法建立的，证明了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依然是转型的关键。因此，在“新常态”时期，中国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应当是通过建立“法治有为的强中央”来打破以往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境，通过“公平统一的大市场”来克服市场碎片化的难题，通过“低度广泛的大福利”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4．突破“数字教条”，一方面在面对结构性趋势下滑面前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和定力；另一方面在短期大幅度波动面前，强化“底线管理”的重要性，在战术上将“微调”与“预调”常态化。在“旧常态”框架中有“保8”与“保7”的增速教条，但在“新常态”框架中，由于潜在增长速度既有趋势性的下滑，也有短期冲击下的波动，因此短期合意的增长速度是难以先验判断的，需要在不断试错中进行探索。这也决定了我们只能通过各种宏观先行参数和一致参数来大致判断经济增长的合意区间，通过政策小幅微调带来的宏观反应来判断政策方向的对错。因此，“大刺激”与“大紧缩”在“新常态”时期将很少启用，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调”与“预调”将常态化。

5．打破“调控”与“被调控”的两分法，将改革与调整贯彻到底。“旧常态”体系中，宏观经济是政府调控的对象，政府的核心功能就是选择政策工具来调节市场，调控者与被调控者是严格对立和分离的，但在“新常态”中，由于结构性问题不仅融合在宏观经济运行体系之中，同时也大量侵蚀在调控主体之中。因此，传统的改革者与调控者都是被改革与调整的对象，在这种大改革时期，传统工具的重构和创新将是经济运行的重要保证。

6．重视结构性问题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利用宏观审慎监管弥补传统货币政策的缺口。本轮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最大的宏观政策理论创新就是认识到传统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必须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作为宏观调控的“第三只手”。对于中国目前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持续攀升、房地产泡沫可能逆转的环境中，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7．突破宏观调控仅专注于总量调整的教条，强化“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精准发力”。体制的转换导致传统宏观调控的总量渠道堵塞，按照传统的总量取向调控方式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不仅不能达到调整总量的目标，反而会加剧结构问题和深层次的风险。因此，在大过渡期必须强化“定向宽松”与“定向收紧”相组合的结构政策。其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目前货币政策在保持总量稳健的基础上，对“三农”和小微企业实行定量宽松，对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进行定向紧缩。

8．突破传统宏观调控分类治理的教条，强化综合治理的导向。在“旧常态”中，由于经济与社会、宏观与微观运行都比较平稳，因此每个领域的政策工具与目标是各自匹配、各自独立实施的。但这种模式在“新常态”中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社会、经济、宏观、微观的制度基础和运行体系都面临重大调整，都将出现强烈的外部性，因此单一领域的工具对应单一的目标是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全面改革与全面调整就需要各领域的多种工具相互配合，进行综合治理。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二）新常态的宏观政策框架要及时做出转变

除了打破传统教条外，在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下，中国宏观调控体系还需要及时根据新的经济形势做出相应调整。

（1）必须充分认识经济的新常态，重新定位宏观调控的作用。2010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指标表现的新特征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主导因素不是传统总需求不足，而是潜在的增速的回落；不是传统的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的趋势下滑。所以，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旧的稳态经济增速向新的稳态经济增速转换的大过渡时期，这个阶段中国经济新常态不仅具有过渡期长、增速趋势性回落明显等特征，同时也具有增速波动性加剧以及结构易变等特征。在对经济新常态准确把握的前提下，需要重新定位宏观调控在经济中的作用。在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肯定和推崇，体现了我们全面改革和接轨国际经济的决心，所以我们宏观调控必须要尊重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更多作为经济的狩猎人，在市场经济调节失灵或经济遭受重大冲击短期无法恢复的情况下发挥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一些特殊的、市场机制调节不能覆盖的领域，我们仍然需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

（2）治理“新常态”的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必须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向结构性调整理论转换。经济下滑的性质是选择宏观调控方法及其理论基础的标准。如果经济下滑是周期波动的产物，那么选择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逆周期宏观经济调控就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经济回落的核心因素是结构性的，那么简单采取逆周期的调整方法不仅不能防止经济增速的持续回落，反而会成为经济波动和经济扭曲的新源泉。因此，从原理来看，周期性波动需要逆周期性政策来进行调控，而结构性问题和经济增速的阶段性下滑却需要启动结构性改革政策，通过制度调整、结构优化、要素重构来构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因此，鉴于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主导型因素是结构性的，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控理论就不能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理论基础，需求导向的强刺激就不能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合理选择。建立在新潜在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结构理论基础上的结构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一方面通过改革来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强化总供给、总需求对于价格机制反应的灵敏度，另一方面通过化解深层次结构问题，创造新阶段的增长源。

（3）重新定位财政功能的政策，不过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计划调节和政策财政在经济活动中覆盖范围过大、干预的力度过大，不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需要对财政政策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在控制力方面，经济全面深化改革以来，虽然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目标可控性在削弱，但是计划经济时代延续至今的对可控性的追求，仍然制约着我们宏观调控的创新发展。从欧美日本较为完善的宏观调控的经验来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制机制和合理的预期管理，将会淡化国家对可控性的执着，增强宏观调控的效果。在对我国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的充分判断下，健全我国宏观调控，加强法律体系基础，完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政府间协调的机制化，重点强调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发挥和扩大财政政策当中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不断完善我国宏观调控的体制机制设计，将使得我们政府干预边界的问题得到解决。

（4）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论不仅需要强调定力，同时还需要强调底线管理。目前社会各界对于中国“新常态”现象基本达成了共识，但理论思潮却从传统的周期性调整快速转向另一个极端——把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完全归结到阶段性结构因素之上，而没有看到目前中国不仅处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期，同时也处于“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货周期以及固定投资周期”的叠加期。这决定了在此叠加期中依然面临着大量的周期性问题。但是，如何区分经济增速下滑的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却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中的大难题。在一个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都存在易变性的时期，区分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最好的办法就是底线管理，即一方面要守住失业的底线和通胀底线，另一方面还要守住风险底线。因为，没有明显的失业、没有普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局部风险不演化为系统性风险是经济在潜在水平附近相对健康运行的标志和显示器。抓住这些底线，在很大程度上就抓住了宏观经济潜在水平的大致区间和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所以在“新常态”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方法论一方面需要强调在面对趋势性回落过程中保持定力，切忌草率地启动刺激政策来治理结构性的回落，但另一方面还需要强调“底线管理、区间调控”，在经济可能触及底线时，“微刺激”将成为常态化。

最后，重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有效组合，强调社会政策托底的作用。对于目前整体的宏观调控政策，除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之外，还需要注重它们与社会政策的有效组合。当前经济增速的下滑，可能导致社会问题需要社会政策托底，以便从根本上提高社会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降低社会对刺激政策的依赖，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经济增速可能会在短期内出现显著下滑，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但是调结构、促改革的方向不能够动摇，因此不能频繁地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定位。现阶段我国宏观调控在保持定力、稳中求进，我们看到身前的阴影不要害怕，那是因为身后有阳光。在艰难中前行，更有利于中国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地完善和健全。

本书各章作者分别为：第一章，陈雨露、刘元春；第二章，郭豫媚、陈彦斌；第三章，栗亮、刘元春；第四章，丁守海、许珊；第五章，于泽；第六章，陈彦斌、郭豫媚、陈伟泽；第七章，吕冰洋、陈志刚；第八章，贾俊雪；第九章，杨继东、江艇；第十章，冯俊新、李时宇；第十一章，范志勇、杨丹丹；第十二章，范志勇、罗嗥一、韦祎；第十三章，范志勇、赵勇；第十四章，赵勇；第十五章，刘元春、杨丹丹；第十六章，栗亮；第十七章，刘元春、宋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