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与取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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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易经》的思维方式问题,我在1998年写过《〈易经〉玄妙的思维模式》一书,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对《易经》中的取象思维方式做了初步探讨。当时成稿之后,著名易学家、原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吕绍纲先生和时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的李炳海教授都分别为该书题写了序言,对“取象思维方式”等内容给予了高度评价。吕绍刚先生说:

 

用取象思维和整体思维合一概括《周易》思维方式特点,理据接近完足。整体思维这一概念好理解,人们已有共识。取象思维则不好说清楚,本书基本上说清楚了,这实不简单。《周易》思维有抽象性,却不能说它是抽象思维;有形象性,又不能说它是形象思维。什么都不是,是什么,我拿不准。本书使用取象思维这个概念,我看比较合适。说取象思维,就等于说既不是抽象思维也不是形象思维,而是与二者相近又不同的另一种思维,这种思维始终不舍弃对具体事物的描述,所以不是抽象思维。它总要达到对一定抽象道理的认识,所以不是形象思维。加上一个联想和体悟的中介环节把二者联系起来又区分开来,称之为取象思维,岂不正相当!本书作者如此分析,纵然不能说就是真理,也可以说向真理靠近一大步。《周易》用的是怎样的逻辑方法,也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然而涉及的文章很少。本书提出《周易》的逻辑方法是比附推论——“根据一个对象的某种属性,通过想象这一媒介,直接推出另一对象也具有这一属性的逻辑方法”。比附推论这个概念,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绝非忽然想到。他特别注意到比附推论与修辞学的比喻和逻辑学的类比推理的区别并细致地加以区分,就是证明。

 

此外,清华大学历史系方朝晖教授在《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两个试验》(见《光明日报》2010年12月27日国学版)一文中认为取象思维方式是典型的东方思维方式。他说:

 

有关学者称《周易》思维为“象思维”,指出“这种思维方式是指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以想象为媒介,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事理的思维方法”。“其本质是一种比附推论的逻辑方法”,“与抽象思维、形象思维、顿悟思维有联系又有区别”(于春海)。所谓的“象思维”,是指在两个具体事物之间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由前者说明后者。比如“过河拆桥”,被用来说明恩将仇报;“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被用来说明追求实效的政策路线。这种思维方式在《周易》中占主导地位。但是它与形式逻辑中的推理方式迥然不同,从“过河拆桥”不能合乎逻辑地推出“恩将仇报”来,从“白黑好猫”也推不出实用政策路线来,其他同理。在希腊哲学中,我们看到另一种类型的推理方式,即从大前提可以直接推出结论来,要求推理过程严密有效。这一推理方式背后的思维方式是:哲学所追求的知识是完全超出感性经验的,只有超出感性经验的范围,在纯粹观念的世界才可能建立严密有效的逻辑推论,并建立具有绝对必然性的知识。正因如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一再强调先验逻辑之所以普遍有效,正在于它完全、绝对、没有一毫杂质地超出感性经验的范围,唯此才能形成绝对可靠的知识。因此,希腊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主要特点是不断摆脱现实的感性经验世界,进入一个纯粹思维的理性世界,它之所以强调推论过程的严密有效,也与此有关。固然,希腊哲学家也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它的旨归或导向却是不断超越感性世界,而不是为了回过头来处理与感性事物的关系,这一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做了最经典的阐述。这就是今日所谓的“认知主义”(intellectualism)。如果用希腊哲学的标准来衡量,则可以说,中国思想家几千年来一直未能摆脱感性经验事物,上升到真正抽象的高度来思维,建立起完全脱离感性经验的绝对知识。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从来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抽象思维。然而,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取象思维”(或称“象思维”)的旨归不在于建立脱离感性经验的绝对知识,这是由于中国人没有为知识而知识的嗜好。

 

可见,用“取象思维”来概括《易经》的思维方式,并将其作为典型的东方思维方式的代称,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易经》是一部颇具神秘色彩的古书,历来被认为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中国哲学史、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易经》自产生以来,就使无数研《易》者为之皓首,“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那么,《易经》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历经千年而不衰,让无数人去思索、品味和研究呢?

《易经》原本是一部占筮之书,但在占筮的外壳中却包含了深刻的哲学意蕴,更重要的是,《易经》中还包含了广泛的人生启示,它是写给中国古代君子的人生指南。

首先,《易经》的内容是殷周之际先民们的占筮记录,最初的作用便是依据其中的卦爻辞、卦象来推断人事的吉凶。上古先民的思维水平有限,面对大自然具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认为冥冥之中一切都是由神或某种神奇的力量所掌控,所以他们在遇到犹豫难决之事时,便希望通过占筮来沟通人与神,得到神的指示,从而得以决断。占筮活动在先民的生活中非常普遍——不论是在政治、军事还是在生活方面。值得说明的是,占筮活动对于先民来说并非今天意义上的迷信活动,它包含着先民沟通人与神、人与自然的向往。在先秦的诸多典籍中就已经提到了用《易经》占卜吉凶的例子,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 ‘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

其次,《易经》在占筮的外壳下包含了深刻的哲学内涵,最明显、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其朴素的辩证观点。第一,就《易经》的名称而言,它便突出了发展变化的观点。何谓“周”?何谓“易”?传统而言,“周”有周代和“周遍”“周普”两种说法;“易”有三种含义:一说“日月为易”;二说“易”是蜥蜴的象形字,是变化之意;三说“易”为“简易、变易、不易”,不论哪一种说法,都强调了变化的意思。第二,具体到《易经》的卦象、爻象、卦辞、爻辞,无不是在讲变化,阴阳的变化、卦象的变化、爻位的变化、吉凶的变化……万物无不是处在运动和变化之中。朴素的辩证观、深刻的哲学内涵使《易经》获得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再次,《易经》蕴含了广泛的人生启示。通读整部《易经》,我们会发现这就是一本人生指南,尤其是写给古代君子的人生指南。对于它的重要性,古文典籍中的记录俯拾即是。据《史记》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辞》《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唐代的虞世南说过,“不读《易》不可为将相”,也有前贤说过“今生不读《易》,百岁也枉然”。由此可见,将《易经》看作君子的人生指南,是我们读《易经》应有的态度。

那么,何为“君子”呢?“君子”一词,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含义颇丰。在西周、春秋时期,君子是贵族的通称,主要指的是在官长者,即统治者,与被统治的“小人”相对称,所谓“君子备治,小人务力”。后来经过《易经》的阐释,“君子”逐渐演化成“有德者”的代称,“小人”则与之相反。而我们在前文提到的“《易经》是中国古代君子的人生指南”中的“君子”,当是指在官或不在官的,有作为或尚无作为的有道德之人。

《易经》既然是写给“君子”的,那么它又对君子提出了哪些要求呢?

君子要有忧患意识。整部《易经》始终贯穿着人的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思想观念,认为人的品德修养、主观努力可以逢凶化吉,促使事物发生变化,始终强调人谋在改造环境,促使事物转化时所起到的作用。而《易经》在讲人谋的过程中,“君子”首先要具备的素质就是忧患意识。《易经·系辞》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六十四卦中的第一卦,《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君子要刚健正直,终日勤奋努力,夜晚也要警惕着,哪怕有危险,也不会发生灾祸。《豫》卦六二爻辞说:“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在上下都沉溺于欢乐之中时,唯独六二能保持清醒,坚守中正,像石头般坚定不移,一天之中随时慎思明辨,故能吉祥。这里强调的是“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忧患意识。《易经》中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此外,《易经》还将君子对自己的忧患,上升到居安思危,并与国运的盛衰紧密相连而忧国忧民。这实在了不起。忧己的动机在于使一己趋吉避凶,而忧国忧民的动机则在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君子的这种忧患意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君子必中正。“中”在《易经》中又称“居中”“得中”“处中”等,一般是指上、下卦的中间爻位,即第二爻和第五爻,这两个爻画“得中”最吉祥;“正”与“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比“中”的应用范围更广泛些,凡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都谓之得正或得位,凡得正者都吉祥,而既得中又得正者更是大吉大利。这种观念联系到伦理道德层面,“中正”就成为了君子追求的最高目标。那么,对于君子来说,“中正”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认为,《易经》劝导君子把握中正,意在使君子在玩索品味中提高自己的修养水平,其实质是要求君子的言行都要不偏不倚,要求人们为人立身要正,处事要坚守正道,力避过犹不及的偏激行为,使人保持一种团结、和谐状态。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儒家,并逐渐演化成“中和”观念,发展形成了“中庸之道”,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中,它也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易经》对君子的要求是多方面的,除了上文所提及的内容以外,主要还有君子要诚信,《中孚》卦是讲诚信的专卦,强调君子应该以诚信为立身之本;君子要谦虚,《谦》卦专讲谦虚,强调君子要虚怀若谷,不能傲物和自满;君子需知几,告诫君子要知几而动,不可妄为冒进;君子要有变革精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总之,《易经》以“中正”为君子所当追求和达到的最高道德理想,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达到这种道德理想的途径和标志,对“君子”提出了全方位的告诫,这些都是上古先民思想意识中理想人格的道德内涵。人们矢志追求这种理想人格,努力塑造自己,使自己成为君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易经》正是中国古代君子的人生指南。

但有人会说,查遍《周易》古经,卦爻辞中出现“君子”一词的地方只有20处,怎么说《周易》是古代君子的人生指南呢?我们的回答是:《周易》中没有提及“君子”的地方,“君子”一词实际上是被省略了。如《乾·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是说君子观此象,应隐忍待机,不妄动;《坤·初六》:“履霜,坚冰至”,也是说给君子的,要君子见微知著,防患未然。凡此等等,虽未明言君子,但是《易经》386条卦爻辞都是写给君子们看得,让君子们在玩索品味之中,认识事物,把握规律,指导行为。

另有人认为《易经》是讲算卦的书,宣扬了封建迷信,这是误解,或是以不知为知,简单地认为占卜、算卦等于迷信,殊不知,占卜之于迷信,正像宗教之于巫术一样,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易经》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中国古代先民的智慧结晶,在《易经》中,没有“批八字”“看手相”的内容,有的却是对中国古代君子提出的要求,是君子的人生指南。

于春海

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