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相关理论观点

一 文化适应研究

“适应”（adaptation）是生物普遍存在的，与生物有关的一切科学和学术领域如生物学、生态学、遗传学、心理学、人类学等都使用的一个术语。这一概念原来是一个生物学概念，生物学意义上的适应是指有机体面对所有的环境胁迫成分所采取的降低生理压力的改变。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首次用“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这一理论解释了生物适应环境的进化论思想。

“适应”也是研究人及其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生态人类学的重要概念，生态人类学中的各种理论和流派都探讨了人类文化适应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台湾学界多译为“史徒华”）将“适应”概念引入人类学的研究，说明了人是如何适应环境变迁而不断向前发展的。他的文化生态适应观点主要包括（1）“文化生态的适应才是文化变迁的动力”。他在《文化变迁的理论》一书中提出“在过去的数千年内，在不同环境之中的各文化都有剧烈的变迁，而这些变迁基本上可归因于技术与生产处置的变化引起的新适应”。（2）“文化类型应被视为诸核心特质的集合，这些特质因环境的适应而形成”。斯图尔德认为，在一种文化中，有一部分特征受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大于另一些特征所受的影响。他把这种文化中易受环境因素影响的部分，即与生计活动和经济安排最密切相关的各项特征的总和，称为“文化核心”。在他看来，文化特征以及由其组成的文化类型是在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如生活在不同环境的布须曼人、澳大利亚土著人、塔斯马尼亚人、火地岛人等是父系队群代表的同一个类型，因为这些文化在生态适应与整合层次上都是相同的。（3）文化差异是社会与环境相互影响的特殊适应过程引起的。人类文化多样性，其实就是人类适应多样化的自然环境的结果。“环境可能差异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文化适应不得不有所差异。”“文化区是指出在环境相同的一个地区之内行为的一致性。它假定文化区与自然区是大致吻合的，因为文化代表对特殊环境的适应”。从中可见，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即适应”，主张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作用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人类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变迁。着眼于在特定的环境中，人类是如何创造特定的文化；在相同的环境和不同的环境中，人类采取了何种相同或不同的方式来适应。这种观点有助于对人类某些文化现象的理解。斯图尔德的重要贡献是认识到文化与环境之间辩证的相互作用。当然，文化生态学也有不足之处：其考察主要集中于技术，从而忽略了意识形态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20世纪60年代，文化适应研究更加引起了西方生态人类学界的关注，大西洋两岸的学者开展了与人类生态适应研究有关的国际性科研项目。如1962年展开的IBP/HA（International Biological Programmme/Human Adaptability）。该课题项目研究了苔原、沙漠、热带雨林和高原生态环境下的人类适应。早期的这些人类适应研究侧重于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尤其是对气温和纬度的适应，“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尚未能成为20世纪60、70年代人类适应研究的重点”。

系统生态学也注重了生态适应研究。拉帕波特在其所著《生态学、意义和宗教》一书中论道：“我所用的‘适应’这一术语是指，生命系统面对短期环境变更或者环境发生长期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时，通过改变自身结构来保持动态平衡的过程。适应是一个过程或者是进程的范畴，是所有的生物共有的。我们可以从简单的动物至华丽的帝国都能观察到它。”拉帕波特将适应概念引入生态系统途径。他对新几内亚的策姆巴加人（Tsembaga）的研究涉及了宰猪仪式在他们所处生态系统适应中的作用，揭示出策姆巴加人的宰猪仪式“有助于维持环境，限制威胁地区人口生存的征战频率，调节人工开垦土地的比例，便利贸易，将当地剩余的家猪分配给整个地区的人口，并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保证健康所必需的高质量的蛋白质”。

唐纳德·L．哈迪斯特所著《生态人类学》（1977）系统地阐述了适应的层次。他认为适应是以行为、生理和遗传的方式和环境建立互利关系的过程。适应过程发生在三个“层次”上，即行为、生理和遗传层次。环境突变所引起的适应出现在行为适应中。行为是有机体能够做出的最快反应，它基于学习，而不是基因的遗传，因此也是最灵活的。有两种行为是适应性的。特有行为包括个体应对环境问题的独特方式。文化行为是模式化的、共享的、传统的，并且是人类最独有的特征。为简单起见，适应可被视为是由三种文化行为的变化产生的。这三种行为包括技术、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技术是人们用来获取食物、获得保护和进行再生产的工具，它包括最初用来挖掘用的木棒到核电站的一切。制度文化是社会形态和链接个体与群体的网络，它包括亲属关系、社会等级与阶层、自发组织的社团和政治，等等。意识形态包括价值观、规范、知识、哲学和宗教信仰、情感、道德原则、世界观等。唐纳德还强调了“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无论是生物还是其环境不是不变的。新问题不断地出现并为此提供解决方案，新的关系不断地建立”。Y. A．科恩也指出了“文化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适应过程……没有永久性的适应，因为栖息地会有变化的”。

杨庭硕在《生态人类学导论》一书中，探讨了文化适应的双向性：文化适应中需要应对的对象划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范畴，按照文化适应的这两个不同的对象，将文化适应的内涵也相应地划分为物质性适应和社会性适应。

很多人类学家认为适应是当代生态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他们在研究中非常关注文化适应问题。美国当代生态人类学家埃米利奥·F．莫兰的《人类的适应性：生态人类学导论》是对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适应进行系统阐述的一部著作。该书不但综述了生态人类学文化适应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而且还涉及了人类对各种生态环境适应的个案研究，如北极区人类适应、高海拔地区人类适应、干旱地区人类适应、草原地区人类适应和潮湿的热带地区人类适应等。此研究不仅具有适应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坚实支撑，而且以包括干旱地区和沙漠地区人类适应在内的人类适应个案为基础，从而为本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学科理论和研究经验。丹尼尔·G．摹贝茨与弗雷德·普拉格著《人类适应策略》一书分析了人类历史上所出现的采集狩猎、初级农业、游牧业、农业、工业等不同生计方式背景下的人类适应。斯坦利·J．乌里加扎克主编的《人类的适应性：过去、现在和未来》探讨了人类生态适应研究理论以及非洲游牧民和农民、安第斯居民、新几内亚人和北极地区居民生态适应问题。

从个案研究成果来看，文化适应研究的地区范围主要涉及不同生态环境中的人类文化适应。其中有关干旱地区文化适应的研究成果不少，尤其是非洲沙漠地区人类适应研究成果较多。20世纪60—90年代，理查德· B．李对卡拉哈里沙漠布须曼人（San）进行了长期的系统的研究。他在《卡拉哈里狩猎采集者》（1976）和《桑人：狩猎采集社会中的男性、女性和劳动》（1979）等著作中，从生态适应的角度探讨了桑人的生计方式、营养适应、社会组织结构、生态观念等问题，他尤其关注桑人与他们所处沙漠生态系统之间的能量关系。费雷德里克·H．瓦格纳（Frederic H. Wagner）在《游牧畜牧业：对干旱环境的生态适应》中探讨了非洲干旱和半干旱国家的游牧民族文化适应，即对气候限制的游牧方式适应，草原对人口和牲畜的负荷力、放牧方式和草原负荷力的关系，游牧业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奥兰博（B. J. Olembo）主编的《非洲热带地区的人类适应》也与非洲干旱地区文化适应有关。理查德·A．古尔德等著《庞图加帕石屋与澳大利亚沙漠文化》与克拉克·S．努尔顿、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主编的《印第安和美国西班牙人对干旱和半干旱环境的调整》，探讨了澳大利亚和北美洲干旱地区的人类适应问题。人类学界文化适应研究成果中因纽特人对苔原环境适应的研究占一定的比例。詹姆斯·W．万斯通（James W. Vanstone）著《阿萨帕斯肯人的适应：亚北极森林猎人和渔民》主要探讨了加拿大以北的阿萨巴斯肯人对北极环境的文化适应。

二 文化变迁理论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最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在人类学学科发展史中，几乎每个学派都有关于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及观点。文化变迁是指由于群体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而引起的一个群体文化的改变。在文化人类学中，在讨论文化变迁时，一般的看法都认为，文化变迁的原因是多样性的。如“文化传播因素说”“地理因素说”“心理因素说”和“生物因素说”等。文化圈学派把外来文化的传播看作是文化变迁的动因，着重于物质文化的变迁，把各民族相同的物质文化归结为一种原始的形成，归结为文化传播的结果。德国的拉采尔与美国的伯克勒认为以地理环境的变迁为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此外，佛特（E. Z. Vogt）说：“一、一个社会所处的生态环境的改变，会影响到文化的变迁；二、两个不同文化模式的相互接触交往，会彼此影响；三、在一个社会中，发生任何变化上的改变，这些都会导致文化变迁。”哈维兰认为，文化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普遍的原因就是环境发生变化，文化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另一个原因是文化内部的人观察文化特点的方式发生个别改变，这会导致社会文化的规范和文化的价值观的方式发生个别改变；变迁的第三个根源是与其他群体的接触，引进新的概念以及做事的新方式，最后造成传统价值观和传统行为方式的改变。导致文化变迁的创新、发现、传播和生态环境的演变等诸多因素在不同的社会群体文化变迁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会有所不同。

三 生态民俗学的相关理论

民俗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民俗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有参考价值，对以环境与文化关系分析为主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来说尤其如此。江帆在《生态民俗学》中系统地介绍了生态民俗学的基本理论。江帆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界定了民俗并提出了民俗文化构成的生态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创造过程，都是有其特定的生态环境背景做支撑的，或者说，人类文明的起源首先都是以易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为依托的。民俗作为人类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创造的一种文化，从其生成的原点即本原来看，更具有生态性的特点。她认为民俗是人类对生态环境适应的产物，生态环境是民俗建构的重要基础。关于民俗生成的生态性原本，她又认为“在生存适应过程中，人们首先从所处的自然环境出发，创造出与生产、生活相关的经济民俗，结合经济民俗的实践，又逐渐形成了与之配套的社会民俗、信仰民俗及游艺民俗。无论经济民俗，还是由此衍生的社会民俗、信仰民俗及游艺民俗都是人类面对生存环境作出的文化选择。这些文化选择，既受到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也是人们创造性适应生态环境的结果”。江帆指出人类群体对所处的生态环境的切身体悟以及与生态环境的适应是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江帆还强调了民俗的地域性，即民俗文化区：“在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文化因素中，生产方式或生活习俗的地域差异是此中最为明显可察并令人感受至深的。人类的生产、生活习俗都是产生、发展于一定的空间范围，都是在一定的空间区位上体现的，因此必然会带有一定趣味的地理环境因素的印记。”

吸收和总结生态人类学环境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方法，参考人类学家生态人类学个案研究成果，结合本研究调查点的具体情况，可以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假设一：文化是一种特殊的适应过程，达里雅博依人的沙漠绿洲文化是适应其所在沙漠干旱地区特有环境的产物。

假设二：达里雅博依人沙漠绿洲文化的特征是因特殊生态适应而形成的。

假设三：环境变迁是导致达里雅博依人文化变迁的主要动因之一。

假设四：在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沙漠干旱地区，生态环境一旦发生剧烈的恶相变化，人与环境的平衡关系遭到破坏，传统的适应策略消失其有效性，传统文化将面临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