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当今人类学比较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研究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它既关注人类的社会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关注人类的生物属性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类的社会文化环境。从文化的角度解读环境或以环境的视角解读文化，探讨人、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环境与社会发展相关的问题，赋予了这一学科独特的视野和广阔的空间。

当今时代，人类正面临着生态环境危机的严峻问题。环境危机包括资源枯竭、丧失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等问题。例如，热带雨林是最古老和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热带雨林遭到破坏将急速地减少生物的多样性。人类采伐森林促使二氧化碳进入大气层后得不到有效的吸收，直接导致温室效应增加和全球气候变暖。而全球气候变暖又引发海平面上升，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类在开发和利用化石燃料时，有意或无意地污染了水、土地、森林和渔场，致使这些可再生资源遭到破坏，或者减少到无法迅速恢复到足以满足人类需求的水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的速度和规模都在加速，并波及世界各地。这说明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主要是受到人类不当的资源利用方式、发展政策和发展路径的影响。

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也十分严峻。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威胁着国家的安全，我国大部分天然草场不同程度地退化，有限的耕地资源受到环境污染和地力下降的双重威胁，宝贵的生物资源正在锐减，沙尘暴频繁地袭击我国北方一些地区，雾霾天气直逼京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使人与自然之间变得不和谐，而且也使人与人之间变得不和谐，近年来因环境污染而引发的纠纷和冲突事件时有发生。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培育中国人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促使政府和民众更加重视生态保护。“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我国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时候，必须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地降低发展的自然代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生态人类学着力探讨人类发展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以及生态环境因素又如何反过来作用于人类社会，为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时候，必须加强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尽管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起步稍晚，但生态环境与文化的多样性为这一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实际上，来自生态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为区域和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保留了大批珍贵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资料，积累了丰富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值得挖掘、继承和发扬，这些教训值得铭记、反思和总结。我国各民族传统文化中都有“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理念，这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精神瑰宝，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西方人比较不容易发现的生态哲理和自然哲理，促使我们反思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以往我国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和中南地区，主要探讨高原、草原、山地和绿洲的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然而，中国不仅是一个大陆国家，而且也是一个海洋国家，30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洋国土面积，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也创造了海洋文明等。我国的西部大开发与东出海洋是实现经济腾飞、民族复兴的两翼，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我们也要加强海洋环境与海洋文化的研究。

2003年至2004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进行为期一年多的学术访问，人类学系开设有生态人类学课程，我选修了这门课，因此对生态人类学这门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8年，我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倡议增设生态人类学研究方向，以拓展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我的建议得到人文学院领导的认同和支持，并上报厦门大学研究生院。2009年，我开始在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招收生态人类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并为该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生态人类学》课程。我深知生态人类学研究是一项艰难的工作，需要积聚力量，长期冷静思考，不断探索。因此，我设想结合博士生的培养来进行研究，指导他们各选择一个专题，用3—4年时间，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下去。我的设想和思路得到博士生们的响应和认同，师生几经切磋，于是有几个博士生选择生态人类学的方向做博士论文。到2012年6月，已有三篇博士论文通过答辩。

由于有了几年的学术积累，我考虑出版《生态人类学丛书》，这一想法得到学术界前辈、同人、博士生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关领导的鼓励和支持，因此今年拟先出版五本。纳入今年出版的各书，一本是我主编的生态人类学研究论文集，汇集了我国生态人类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的论文，另外四本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其中三本是我在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指导的博士生撰写的博士论文，研究内容分别涉及青藏高原、荆江流域、东南海岸带的生态环境与文化。还有一本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博士生撰写的关于沙漠绿洲的生态环境与文化的博士论文，当时我为作为答辩委员，参加了她的博士论文答辩。这四本博士论文刚好涉及我国的高原、江河、海洋和绿洲几个大的环境板块。博士论文的作者大多风华正茂，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善于吸收国内外学界的新成果、新经验，有的已有多年的积累，又经过多年潜心研究。虽然他们的研究水平难求一致，但是均有创新的亮点，为我国生态人类学学科建设作了一些基础性的学术积累。

由于生态人类学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我国有关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已有一批研究成果面世。但是就我国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而言，因人力和物力的限制，还有许多领域尚未涉及或深入研究，需要学界同人和新人积极参与、继承、开拓和超越。相信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生态人类学研究将在我国学界大放光彩。

曾少聪

2013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