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二天午饭的时候，贝卡和我走在一条马路上，去买三明治，我跟她说了“好消息”、戏院、流浪儿，甚至还有做爱的事情。（“唷！”她说道，“跟你自己的丈夫那样做爱？真不像话！”）接着，猛然之间，她抓住了我的胳膊。

“凯蒂！天哪！”

“怎么啦？”

“呸！”

“怎么啦？你吓坏我了。”

“戴维病了。”

“你怎么知道？”

“他性格发生了改变。你有没有提起过头痛的事？”

我的胃抽搐了起来。这是教科书上讲过的知识，是对他的异常举动最合理的医学解释。戴维非常有可能是得了脑瘤。我怎么能这么粗心大意？我奔回办公室，给戴维打电话。

“戴维。我希望你不要惊慌，但是请仔细听好，一丝不苟地照我说的去做。你可能得了脑瘤。你必需去医院，做一个X光扫描，非常紧急。我们能把你转到这里就诊，可是……”

“凯蒂……”

“请你听好。我们能把你转到这里就诊，可是……”

“凯蒂，我什么病都没有。”

“好吧，但愿没有。可这些都是典型症状。”

“你说这话是因为我开始对你好了？”

“呃，是的。还有去看戏那事。”

“你认为如果我欣赏一出戏，那么我就一定得了脑瘤？”

“还有钱。还有那天晚上的做爱。”

长久的沉默。

“凯蒂，我很抱歉。”

“这又是一个例证。你没完没了地道歉。戴维，我想你可能病得很厉害。”

“这太让人伤心了。”

“也许不是的。但我确实认为……”

“不，不。不是这个。我之所以伤心是因为你为这一切找到的惟一解释就是我快死了。我真的不是，我发誓。我们应该谈谈。”

他挂了电话。

不到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戴维是不会谈他得了脑瘤的事的，即使在那个时候，我还是没能真正弄懂他在说什么。

“他没有用药膏，”他挑了这句话作开场白。

“对不起？”

“D·J·‘好消息’。他没有用药膏。”

“那好。那么……”这显然是个重要的声明，我尽可能去搞清楚其中的含义，但没成功。

“那么……莫莉是对的，是吗？”

“噢。是的。当然。毫无疑问。她自始至终是对的。可你不明白吗？他只是用了他的手。”

“好吧。没用药膏，之后呢？”

“没有之后。”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已经……我这会儿已经对整桩事情比较了解了。”

“全部事情就是这样。全部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不管怎么说。”

“全部什么？”

戴维不耐烦地朝外做了个手势，面向万物众生。

“全部……好吧，我所做的这一切。那天晚上的施舍。我……我专栏的问题。全部事情。气氛的……很难说，气氛的改变。你大概已经注意到气氛变了？我是说，这就是你认为我病了的原因，对不对？好吧，就是……全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全都是从你的朋友‘好消息’没有用药膏开始的？”

“是的。算是吧。我是说，没有药膏……那是……噢，我没法说清楚。我以为我可以，但是我没办法。”我想不起来戴维曾经有过这副模样——口齿不清、焦虑不安、束手无策。“我很抱歉。”

“不要紧。慢慢说。”

“我就是到那里去的。那两天。我是去和‘好消息’待在一块儿的。”

“哦。很好。”我们就是被教导这样作出反应的：仔细听取病人的陈述，不要插嘴，让他说完，即使这个病人是你的丈夫，并且他已经完全发疯了。

“你不会认为我已经完全疯掉了吧？”

“不。当然不会。我是说，如果你认为这就是你想做的，而且它有助于……”

“他改变了我的生活。”

“是的。好吧。对你有好处！对他有好处！”

“你在应付我。”

“对不起。我发现这很难……搞清楚，所有这一切。”

“这我能理解。它……它根本有点儿不可思议。”

“我能问个问题吗？”

“可以。当然了。”

“你能解释一下药膏的事情吗？”

“他什么都没有用。”

“当然，当然，我已经非常清楚了。他什么药膏都没有用。我只是想理清关系……他什么药膏都没有用和你给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八十块钱之间的关系。这可不是一目了然的。”

“是的。不错。好吧。”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起初，我去看他只是因为我以为这会激怒你。”

“我料到了。”

“是的，嗯。总之我很抱歉。他住在芬斯伯里公园站后面的一家微型出租汽车行楼上的小公寓里，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所以我打算打道回府。可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于是……我跟他说了我的背的事，告诉他我哪里痛。我问他能给我些什么样的治疗。因为要是他说他打算帮我做推拿，或者，你知道的，来一些会让我的背变得更糟糕的治疗，我是决不会让他碰我一下的。可他说，他只是摸一下，没别的了，只是把他的手放在那里，痛楚就会消失。他说这只要他两秒钟的时间，如果没有效果的话，我不用付钱。于是我就想，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他只不过是一个瘦骨伶仃的小个子，而且……我脱下了衬衫，躺到了他的长沙发上，面朝下——他甚至连一张治疗床之类的东西都没有——他摸了我，他的手不可思议地烫。”

“你怎么知道他的手不是早就很热了？”

“手是冰凉的，在他……在他刚刚把手放在我背上的时候，它们只不过是一点点热了起来。这就是我认为他使用了深层热敷膏或其他什么东西的缘故。可他并没有替我做推拿，也没有把什么药膏揉擦到我身体里。他只是摸着我，非常轻柔，接着……接着所有的痛楚都消失了。一下子好了。像魔术。”

“那么这家伙是一个意念治疗者。像是一个用精神力治疗的人。”

“是的。”他思索了片刻，似乎想要找出一些可能会让一对只相信事实、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夫妇更容易理解的理由——我是说，我猜想他会找一些使事情看起来更费解的理由——不那么直截了当，更复杂，更聪明。毕竟，逮住某人是个意念治疗者这个理由不算很难：他摸了你，你觉得好多了，你回家了。有什么不好理解的？结果只不过和其他你曾经相信过的事一样，生活终究是妥协。戴维耸了耸肩，放弃了找一个更奥妙的理由的努力。“是啊。这……令人惊奇。他赋有异禀。”

“那么。了不起。让我们为‘好消息’欢呼吧。他治好了你的背，祛除了莫莉的湿疹。你发现了他，我们真走运。”我尽量把这一切说得像是要替整个谈话画个句号，可我想这故事到这里还没完。

“我并不愿意他是一个意念治疗者的。”

“那你想他是什么人呢？”

“只是……我也不知道。愿意他是个别的什么角色。这就是我和莫莉为了药膏争吵的缘故。它差点儿吓坏了我，而我希望这个，很难说，这个神奇的药膏来自于普通医生一无所知的西藏或其他什么地方。我并不希望它只是凭他的双手。你了解吗？”

“是的。有点儿。你更乐意是神奇的药膏，而不是神奇的双手。”

“药膏并不神奇，是吗？它只是……药。”

这就是典型的无知的唯理论者。虽然他们很清楚，阿司匹林可能是人类所知晓的好巫术当中最神奇的一种，可因为你能在小店里买得到它，它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它非常神奇，要是它能治好背痛和湿疹的话。”

“不管怎么说。它差点儿把我吓坏了。然后是那件头痛的事情……”

“我忘了头痛这回事了。”

“事情正是从这里开始不可思议的。因为……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他我头痛，可我却说了，他看着我，说道，我能帮你解决很多困扰你的事情，他摸了我的……这儿……”

“太阳穴。”

“对的，他摸了我的太阳穴，头一点儿都不痛了，可我开始觉得……不一样了。”

“哪种不一样？”

“只是……更平静了。”

“就是那个时候，你跟我说你要离开，而我不得不告诉孩子我们要离婚。”

“我很平静。我没有大叫大嚷，也没有胡言乱语。我没有挖苦人。”

就在这时，我想起了他有点儿不对劲时我的感受，在回忆当中，我找到了伤心痛惜、自嗟自叹的新借口：我丈夫看了一个意念治疗者，因此奇迹般地变得更镇定自若了，而我得到的惟一的好处是他充满善意地请求离婚。当然了，除了打那开始事情发生了变化，而我得益匪浅，可没有一样我消受得起。我听见我弟弟那声“真不幸”在我耳朵里轰然作响。

“然后你就去和他待在一块儿了？”

“我本来没打算和他待在一块儿。我只是……我想看看他能不能再治一下我的头，也许想搞清楚他治疗的时候是怎么回事。我正打算写写他，关于湿疹和所有的事情……可结果我待在那儿说了好几天的话。”

“合情合理。”

“求你了，凯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件事。别为难我了。”

为什么不？我倒想问问。为什么我不应该为难你？你又有几回让我好过呢？

“对不起，”我说道。“接着说。”

“他不太说话。他只是用敏锐的眼睛注视着你，聆听着。我甚至不太肯定他是不是很睿智。因此是我在滔滔不绝。他似乎只是把它从我身体里全部吸出来。”

“看来他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吸了出来。”

“是的，他做到了。所有恶的东西。我几乎能看见它从我身体里面出来，像一阵黑雾。我以前没想过我身体里竟然全都是这些没用的东西。”

“是什么让他如此非同寻常的呢？为什么他能做而别人都不能呢？”

“我不知道。他只是……他只是身上有这种气息。这听起来太愚蠢了，可是……当我向他倾诉的时候，他又摸了我的太阳穴，而我只不过是感到了这、这令人惊奇的暖流直接流过了我的身体，他说这是纯粹的爱。这就是爱的感觉。你能了解它让我感到多么惶恐吗？”

我确实了解，不仅仅因为戴维生来不像沐浴在爱里面的人。沐浴在爱里面……不该是我们。沐浴在爱里面属于那些轻信、见风是雨、头脑简单的人，那些脑袋被软毒品腐蚀得像患了蛀牙的人，那些已经到了驾车的年纪但还在读托尔金和埃里奇·冯·丹尼肯[1]的人……说实话吧，属于那些文科或理科都没有获得学位的人。光听听戴维说这件事就够恐怖的了，再要去亲身经历一定非常可怕。

“那现在怎样呢？”

“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今以后我必需痛改前非。完全改。我过去做得太不够了。对你做得不够。对我做得不够。对孩子们做得不够。对世界，或者……或者……”

他又噎住了，大概是因为尽管按照修辞和韵律的规则还需要第三个名词，可是提到世界这个词让他别无出路了，要么他准备胡扯到宇宙。

“我还是不明白你花了两天的时间都谈了些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去的。他跟我说已经是星期二下午的时候，我很吃惊。我谈了……很多关于你的事，谈我对你怎么不好。我谈了我的工作，我的写作，我听见自己在说我以此为耻，我讨厌自己——我不知道——苛刻，不够宽容。他一次又一次让我……上帝，我很不好意思。”一个念头——也许是害怕，也许并不是，我只能以后再琢磨了——突然地冒了出来。

“没有发生什么荒唐的事吧，有吗？”

“你什么意思？”

“你没和他睡觉，是吗？”

“不，”他说道，木然地，一点儿都不觉得有趣、愤怒或者戒备。“不，我没有。不是这么回事。”

“对不起。那他要求你做什么吗？”

“他让我跪在地上，握着他的手。”

“然后呢？”

“他只是要求我和他一起冥想。”

“不错。”

戴维并不讨厌同性恋，尽管他偶尔也会对同性恋文化和行为表示困惑不解（尤其令他迷惑的是同性恋都喜欢雪儿[2]这件事），不过他根本上是个异性恋，彻底到他宽松的Y字三角裤，还有他对莱特牌抗菌皂的偏爱。此处毫无歧义可言，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然而对于我来说，畅想他俯下身子和“好消息”进行口交，还是要比想象他跪在地上冥想容易得多。

“然后你接受了，是吗？他要求你冥想？你并没有，你知道的，没有揍他或诸如此类的？”

“没有。从前的戴维会揍他的，我很清楚。不过那就大错特错了。”他说这话时如此真诚，刹那间我都要抛弃我自己对于家庭暴力的看法了。“我必须承认，起初这确实让我觉得有点儿不舒服，可是有那么多的事情值得反省。不是吗？”

我深有同感，有数不清的事情值得反省。

“我是说，只要想一想一个人的个人境遇……”（“一个人的个人境遇”？这个男人是谁，这个在他自己的床上都要引用“今日反思”节目里的格言，和老婆谈话的男人？）“……这就够你想上好几个小时，好几天了。然后，还有所有其他的事情……”

“什么事情，全世界以及诸如此类的？或者苦难什么的？”和一个妙趣横生的人待在一起，想不开玩笑是不可能的，但我逐渐发现，那个每个细胞都充满自讽的人，似乎真不见了。

“是的，当然。在我有时间也有空间思考之前，我对人们遭了多大的罪毫无概念。”

“那现在怎么办？”我可不想从头到尾再听一遍。我只想打断他，直接进入我能查明真相的部分，搞清楚这一切究竟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不知道。惟一肯定的是我想过一种更好的生活。我想要我们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不知道。”

实际上，我没办法不觉得所有这一切听起来都非常的不吉利。

斯蒂芬在我手机上留言。我没有回电话。

第二天晚上我回到家，里面吵翻了天；甚至在我把钥匙插进锁里的时候，我都能听见汤姆大叫大嚷和莫莉哇哇大哭的声音。

“发生什么事了？”戴维和孩子们坐在厨房的桌子边上，戴维坐在上首，莫莉坐在他的左边，汤姆在右边。桌子上常堆着的杂乱物件被清理得一干二净——邮件、旧报纸、麦片包装袋里的小塑料模型——显然努力创造一种开会的氛围。

“他把我的电脑送掉了，”汤姆说道。汤姆并不爱哭，可他的眼睛发亮，说不清是因为发怒，还是由于泪花。

“这下子我必须跟他合用我的了，”莫莉说道，她哭的本事从来毋庸置疑，这会儿看起来就像是为一家子全都罹难于车祸而痛哭了一场。

“我们不需要两台，”戴维说道，“两台……当然，并不让人讨厌。可或许太贪心了。它们从来没有同时使用过。”

“于是你送掉了一台。没有和他们商量。也没有问我。”

“我觉得商量是毫无用处的。”

“你是指他们不会乐意让你送掉它？”

“他们可能不会理解我为什么想要送掉。”

当然，正是戴维，去年圣诞节时坚持每个孩子都要有一台电脑。我当时想让他们合用一台，并非因为我小气，而是因为我有点儿担心宠坏了他们，并且看到这两只硕大无比的盒子放在圣诞树边上（它们在树下放不下）也解除不了我的不安。孩子们用力地扯开一层层包装纸，让我反感，我记得当时我还在想，我可不想成为这种长辈；戴维瞧见了我脸上的神色，低声地说我是个典型的沉闷无趣的自由党，是那种对孩子百般刁难但对自己百依百顺的人。这会儿已经是六个月之后了，我怒气冲天，因为我的儿子和女儿不能拥有属于他们的东西，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仍然是，站在错的一边，代表了黑暗邪恶的力量。

“你把它送到哪儿了？”

“肯特镇的妇女收容所。我在本地的报纸上读到的。他们没有一点儿给孩子玩的东西。”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受惊的、不幸的妇女的那些受惊的、不幸的孩子们一无所有；而我们应有尽有，还是双份的。我们捐赠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我们富余出来的一部分。我有什么可生气的呢？

“为什么非要我们捐赠东西给他们呢？为什么政府不能？”汤姆问道。

“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戴维说道。“我们自己也该为某些东西买单。”

“我们付过了，”汤姆说道。“我们自己付了那台电脑的钱。”

“我是说，”戴维说道，“要是我们替那些穷人的遭遇担忧的话，我们就不能等政府来做所有的事。我们必须去做我们认为是好的事情。”

“好吧，我并不认为这事很好，”汤姆说道。

“怎么不好？”

“因为这是我的电脑。”

戴维只是绽开了他圣洁无邪的笑容。

“为什么就不能当他们只是不够走运呢？”莫莉问戴维，我笑了起来。直到最近一阵子，“你总是不太走运”还是戴维的说辞，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能拥有梦工厂的游戏，或者一件新的阿森纳队客场球衣，或者任何一样学校里其他学生拥有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这些孩子可没有那么走运，”戴维以新诞生的天使的缓缓但又自负的耐心腔调解释道。“他们的爸爸揍他们的妈妈，他们只好离开家躲起来，没有带上玩具……你们非常幸运。你们不想帮帮他们吗？”

“可以帮一点儿，”汤姆勉强说道。“可并不是一整台电脑那么多。”

“那我们去见见他们，”戴维说道。“这样你就可以对他们说了。你可以说你想给他们一点儿帮助，然后把你的电脑要回来。”

“戴维，这不道德。”

“为什么？”

“你不能这样胁迫你的亲生孩子。”

我开始觉得好受些了。我被戴维论点中的道德力量所困扰，挣扎了好一会儿才想清楚，可这会儿我明白他发疯了，他想要羞辱我们每一个人。我怎能忘记这正是狂热分子的典型症状呢？他们太离谱了，丧失了所有正常和符合逻辑的感受，最终，除了他们自己，他们不对任何人感兴趣，除了他们自己的虔诚，也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

戴维用手指在桌上嗒嗒地敲击，情绪激动地思考着。

“是的，我很抱歉，你是对的。这是胁迫。我做得过火了。请原谅我。”

见鬼。

这是一顿充满火药味的家庭晚餐。但不知怎的，戴维成功地赢得了莫莉的归顺——或许是因为她逮住了嘲弄汤姆的机会，或许是因为莫莉从来就只把她父亲视为一个完美并且最富理性的人，或许也因为戴维捐赠出去的是汤姆卧室里的电脑，而不是她的，虽然剩下的一台这会儿已经摆在了备用卧室的公用区域。不管怎么说，汤姆还是冥顽地坚持他那一套根深蒂固的西方物质主义信条。

“你刚才太自私了，汤姆。是不是，爸爸？”

戴维不置可否。

“那些孩子一无所有，”她接着说道。“可你却有很多东西。”

“我这下子什么都没了。他都给光了。”

“那么，那你卧室里的所有那些东西算是什么呢？”戴维温和地问道。

“并且你还拥有半台电脑。”

“我可以先走吗？”汤姆几乎什么都没有吃，显然，他想方设法地推开了好意递给他的热气腾腾的菜，我没法说我责怪他。

“吃完你的晚饭，”戴维说道。他张开嘴想说点别的话——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些大话空话好听的话，比如汤姆的面前摆着温度刚刚好的意式杂酱面是多么幸运——可他瞧见了我的眼色，改变了主意。

“真的不想再吃点什么了吗？”我问汤姆。

“我想在她占用电脑之前先用一下。”

“那就去吧。”汤姆一溜烟地跑了。

“你不该惯着他的，妈咪。他会以为从今以后他不用再吃晚饭了。”

“莫莉，闭嘴。”

“她是对的。”

“噢，你也给我闭嘴。”

我需要想想。我需要指点。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医生，可这会儿我捍卫贪婪而不是无私，为拥有而不是一无所有欢呼雀跃。要么就是我确实啥都不捍卫，是不是？毕竟，我没有站在我那叫人难以忍受的自鸣得意的丈夫——此刻——还有我那同样让人难以忍受的自鸣得意的八岁大的女儿的一边，我说道：“现在听我说，我们为了买那台电脑可是拼命工作，要是有些女人疯疯癫癫到了和揍她们的男人住在一起，那不可能是我们的错，是不是？”这是捍卫。我所做的不过是思考一些没人听的毫无价值的想法，然后干掉没吃完的意式杂酱面。要是我有真正的信仰，我就会提出一些积极的素朴的智慧，关于仁慈的撒马利亚只能够成为仁慈的撒马利亚，因为他牢牢地守住那些旧的电脑……并且……直到它们变成破烂了才捐给慈善商店。诸如此类的道理，不管怎么说。

所以，我到底相信什么？显然，没什么。我相信不应该有无家可归的人，并且毫无疑问，我准备好了和任何持不同意见的人争辩到底。受虐待的女人同样。种族主义、穷困潦倒和性别歧视，我也一样不清楚。我相信国家健康服务中心资金不足，红鼻子节[3]是一桩善事，尽管我坦率地跟你说，当打扮得好似《荒唐阿姨》[4]里的帕丝和雅典娜的小伙子在威特罗斯超市里走到你面前，拿捐款盒子在你眼前晃啊晃的时候，还真让人厌烦。还有，最终我合情合理地坚信汤姆的圣诞礼物是他的，不该被送掉。就这样。这就是我的竞选演说。投我一票吧。

三天以后，孩子们似乎已经把他们曾经需要两台电脑的事儿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先是莫莉失去了她本来就不大的兴趣，而汤姆则把时间都花在了神奇宝贝游戏上——我们收到了妇女收容所寄来的信，说我们给一些非常不幸的幼小的生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另外一些事——关于贫困和健康中心的资金不足。你决不会动摇我对这些事的看法——换句话说，除非你有富有说服力的与此迥然相异的证据。

如今，和专栏一样，戴维放弃了写小说。“再也不合适了”——就像他曾经想过、做过或者想要做的其他事情。白天，就我所知，他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读书；近傍晚的时候，他做饭，做游戏，指导家庭作业，他试图跟每个人讨论他们所度过的白天——简而言之，他是模范丈夫和父亲。有一天，我把他的这副模样形容给贝卡听时，一幅模范丈夫和父亲的肖像不由自主地浮现在脑海中：不管怎样，这个与众不同的模范由塑料制成，他的面孔则塑造成一副永远的关切体贴的表情。戴维变成了芭比娃娃的男友肯那种标准的基督徒版本，只是没有肯那般强健好看的样子和线条完美的身体。

尽管很难准确地弄清楚戴维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但我并不认为他成了基督徒。直截了当地询问他也没怎么消除我的疑问。我们收到妇女收容所寄来的信之后的那个晚上，汤姆问——带着悲伤，但我觉得更是敏锐地问——是不是我们全家都必须去教堂了。

“教堂？”戴维说道——很温和，既不愤怒，也不鄙夷，没有大叫大嚷，不像仅仅几个礼拜之前那样说什么都夹带着那个字眼。“当然不会了。为什么？你想去教堂吗？”

“不想。”

“那你为什么这么问？”

“没什么，”汤姆说道。“只是，我以为，这是现在我们必须做的。”

“为什么是现在呢？”

“因为我们捐赠了。这是他们在教堂里做的事，不是吗？”

“就我所知不是的。”

这就结了；汤姆的担心平息了。尽管这样，后来，只有戴维和我待在一块儿的时候，我还是自个儿追问他了。

“这很好笑，不是吗？汤姆认为我们现在必须去教堂了？”

“我搞不懂这想法到底从哪儿来的。我们只不过捐了一台电脑给别人。”

“我不认为只是这个原因。”

“那还有什么呢？”

“他们都知道你把钱送掉的事。不管怎么说，这很……你曾经问我有没有注意到气氛的改变。好吧，我想他们也察觉了。他们把它和教堂扯在了一起，多多少少。”

“为什么？”

“很难说。我想……你确实散发出那种经过宗教洗礼的人的气息。”

“呃，可我没有。”

“你没有皈依基督教？”

“没有。”

“那么，你算什么呢？”

“我算什么？”

“是的，你算什么？你知道的，佛教徒或，或……”我努力想找出世界上其他也许还合适的宗教，可没成功。穆斯林看起来不对，也不是印度教徒……也许是克利须那派系的信徒，或者和自我牺牲以及一些开阿尔法罗密欧车子兜风的又矮又胖的古鲁教徒有关？

“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找到了感觉。”

“可这算什么意思？”

“我们过去全都活错了，我想让它走上正轨。”

“我可不觉得我活错了。”

“我有不同的看法。”

“哦，是这样吗？”

“我认为，你工作的时候生活很正常。可是其余的时间……”

“怎么了？”

“首先，你的性行为。”

我的性行为……有一阵子，我都忘掉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和丈夫之间有婚姻，只是最近才被一桩短暂且相当不幸的外遇给提醒了。（顺便问一句，他又怎样呢？几个没有回音的电话似乎就把他的激情彻底地浇灭了。）这句话让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必须到某家好莱坞影星常去的恋性癖诊所去诊断诊断的人，一个虽然心无邪念，却总是要脱裤子的人。这景象叫人毛骨悚然，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想，它使我确信戴维神经错乱了；事实是，我是一个已婚的妇人，就在几个礼拜之前同另外一个男人睡在一起。戴维的话也许夸大其辞，不过，我想，还是可以应对的。

“你以前从不愿意谈这事的。”

“没什么好谈的，是不是？”

我想了一想这是不是真的，的确如此。我可以含糊其辞地交代来龙去脉，不过他早就料到了；剩下的情节刚好构成一则平淡无味的短小故事，得不到多少共鸣。

“那我还有什么做得不对的？”

“并非你做错了什么，而是我们都错了。”

“错在哪里？”

“我们不够关心。我们只顾自己，忽视了那些孤苦贫困的人。我们鄙视政治家的无为，以为这总够表示我们的同情心了，可与此同时我们却住在对我们来说其大无比的集中供暖的屋子里……”

“嗨，等等……”我们的梦想是——在D·J·“好消息”搀和到我们的生活里之前——搬离我们这狭窄逼仄的联体房屋，住到一幢在里面转个身不至于会撞倒孩子的宽敞的屋子里去。可这会儿，突然之间，我们好像竟置身于豪华得好比猫王雅园这幢霍洛威的房子里，啪嗒啪嗒地信步走动。不过我还是克制自己对此不置一辞，因为戴维意犹未尽。

“我们有一间备用卧室，有书房，然而有人却睡在人行道上。我们把绝对还能吃的食物刮到肥料制造机里，然而有人却在我们住的路尽头乞讨一杯咖啡和一袋土豆条的钱。我们有两台电视机，要不是我捐出去一台，我们拥有三台电脑——这甚至被视为犯罪。我们想都不想就花十英镑买一份咖喱外卖……”

我对此感到歉疚。我觉得戴维接下去还会说“……在一家时髦的饭店每位花四十英镑吃一顿饭”，我们曾经这么做过，偶尔为之——当然，那些时刻早就激起过无数次的良心责备。可是十英镑一份外卖？不错，歉疚，我认这个账：我常常想都不想就花十英镑买一份外卖，而且我一刻都没有想过我的不动脑子真是太随随便便太没有责任心了。总之，戴维的仔细周到令人佩服。

“我们花十三英镑买光盘，可我们早就有了另外一种格式的……”

“这是你，而不是我。”

“……我们买孩子们早就在电影院里看过并且决不会再看的影片……”接下去是一长串的诸如此类的罪过，听起来全都很琐碎，在随便哪家人家，都完全合情合理，可被戴维这么一说，突然之间却变得自私自利卑鄙无耻。我一时间感慨万千。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最可怕的噩梦。”戴维结束他的长篇大论时说道，脸上浮现着可以说是恶毒的微笑，就像一个苛刻偏执的人。

“这算什么意思？”

“你所想到的，我全都想到了。可我却打算说到做到。”

星期日，我母亲和父亲来吃饭。他们不常来——通常得我们一家子跑到他们那儿去——每每他们当真大驾光临，我总是准许自己把那天当成是一场盛会，因此也把我在童年时代同样的盛会下曾经遭遇过的灾难强加给了我的孩子们：梳着规规矩矩的头发，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帮忙整理房间，整个用餐过程都必须端坐在桌旁。母亲滔滔不绝，看起来在我们吃完奶油夹心酥饼好几个小时后，最后一口仍然没有从她喉间消失。当然了，这是一顿烧烤大餐，我和弟弟都非常厌恶（极有可能是由于它的一成不变令人厌烦：又干又有很多软骨的羔羊肉，煮过头的甘蓝，黏乎乎的肉汁，油腻腻的烤裂了的土豆，典型的1960年代的战时伙食），可是汤姆和莫莉却很喜欢。与我的父母不同，戴维和我擅长烹饪；同样与我的父母不同，我们很少费心把这项技能浪费在孩子们身上。

终于，关于穿什么衣服的争论结束了，房间也清扫好了，父母亲早就到了，我们都待在客厅里喝干雪利酒，嚼着各种各样的干果。戴维则到厨房里去切牛肉，做卤肉。片刻之后——比他人不见了去干活所需要的时间短得多——他回来了。

“烤牛肉和烤土豆？或者是意大利冻卤汁面条？”

“烤牛肉和烤土豆，”孩子们开心地叫了起来，妈妈和爸爸咯咯地笑着。

“我也是这么想的，”戴维说道，又消失了。

“你们的爸爸是个逗乐的家伙，是不是？”妈妈对汤姆和莫莉说道——在别的家庭里，对于她刚才的所见所闻，这几乎可算是恰如其分的反应，但我们家除外。戴维不是一个逗乐的家伙。他从前不是一个逗乐的家伙（他讨厌我父母来做客，并且决不会为了让大家都乐开怀而抖擞精神强装笑颜），自从他的幽默感随着D·J·“好消息”的指尖划过他病痛的背部消失以后，他自然更不是一个逗乐的家伙了。我说了声抱歉，走进厨房，戴维正在把我们刚花了好几个小时料理的食物倒腾进我们那只最大的LE CREUSET牌焙盘里。

“你在干什么？”我平静地问道。

“我做不到，”他回答道。

“做不到什么？”

“我没法坐在这里吃这些东西，而那些可怜人却一无所有。我们有纸盘子吗？”

“不，戴维。”

“我们有的。圣诞节派对上我们留下了很多。”

“我不是说盘子。你不能这么做。”

“我必须做。”

“我……我理解你吃不下这些。”（当然了，我压根就不理解，可我正打算说服他悬崖勒马。）“你可以不吃，并且……并且……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这会儿担心那顿迫在眉睫的午餐、我可怜的父母（都是保守党，不过他们两个实际上心地并不坏，如果用还能接受的非戴维式的语言来表达的话）听到关于他们有多么多么邪恶的长篇大论时的尴尬与不解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我对自己发誓，要是我们能顺当地用餐，要是食物实实在在地放在货真价实的盘子里，并且大伙（我是指我认识的人，愿上帝宽恕我）确确实实地坐下来用餐，我就一点都不会操心了；我会聆听戴维的见解，充满怜悯，兴致勃勃。我看着戴维把德利亚风味的烤土豆装进盘子。当他把好不容易炸出来的黄澄澄的土豆从肉块边上刮下来的时候，土豆脆皮都给挤碎了。

“我得把它们都施舍掉，”戴维说道。“我到冰箱那儿去取里面的东西，瞧见里面满当当的食物……我只是觉得我再也不能忍受我自己的境况了。那些无家可归的……”

“去他妈的境况！去他妈的无家可归的人！”去他妈的无家可归的人？我变成了这样的人吗？有哪个读《卫报》的工党选民曾经大呼小叫过这样的话，并且在整个开明的都会史上当真有过这样的想法？

“凯蒂！怎么了？”父母亲和孩子们全都聚到了门口看着；我的父亲，尽管已经退休十年了，可仍然是一副十足的校长派头，愤怒得都涨红了脸。

“戴维疯掉了。他要把我们的午餐全都施舍掉。”

“给谁？”

“流浪乞丐、酒鬼、瘾君子，那些一生中从来没有老老实实工作过一天的人。”这虚张声势、并且灰心丧气的辩词，只是想把父亲拉到我这一边支持我，我并不以此为傲，但我想要我的烧烤午餐。我想要我的烧烤午餐。

“我能一起去吗，爸爸？”莫莉说道，我渐渐有点儿鄙视她了。

“当然，”戴维说道。

“求你了，戴维，”我再次说道。“请你让我们好好地吃顿饭。”

“我们能吃上美味的午餐。只是，不是这一餐。”

“为什么他们不能享用别的食物呢？”

“我想给他们热乎乎的午餐。”

“我们能做些别的热菜。意大利面条。我们用微波炉加热，今天下午就做。全家出去。”

戴维打住了。我感到，我们到了电影中的某个时刻——全副武装可是吓破了胆的罪犯拿枪指着赤手空拳的女警察，却开始怀疑他这么做是否明智；场景总是结束在他把枪扔在地上，突然大哭起来。在我们的版本里，戴维会从冰箱保鲜盘里取出意大利面条，突然大哭起来。谁说你不能上演逼真的英国惊悚电影？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惊悚的？

戴维想了想。“意大利面条对他们来说更方便些，不是吗？”

“一点不错。”

“因为你不必切开了。”

“是的。你只要用长柄勺舀就可以了。”

“没错。或许甚至是，你知道的，金属刮勺。”

“也可以啊。”

他盯着肉块和挤烂了的烤土豆瞧了好一会儿。

“那么，好吧。”

妈妈、爸爸以及我都像赤手空拳的女警那样叹了一口气，然后坐下来悄没声息地吃午饭。

注释：

[1]瑞士当代科幻作家，代表作为《诸神的战车》。

[2]雪儿（Cher），美国女歌星，她的一子一女都是同性恋。

[3]每年3月14日为英国传统的“红鼻子”节，这天出门的人如果戴着红鼻子，就表示他赞成或愿意为孩子们捐款，是慈善节日。

[4]英国著名情景喜剧，帕丝和雅典娜是其中的两位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