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戴维跟我说他要离开家几个晚上。他没说去哪儿，也不会留下电话号码——他随身带走了我的手机，以防家里有什么急事——不过我料定他是去和他的朋友迈克（离异，本地人，有体面的工作，住高尚的公寓，还有客卧）待在一起了。离家之前，他跟我说我有四十八个小时的时间和孩子们谈谈；言下之意是等我告诉他们我有多么不规矩之后，我就会收拾包裹走人了。第一个晚上，我根本睡不着，一个个的问题在我脑袋里像鱼在拖网里挣扎般闹腾，我感到在我回答好之前我决不会安宁。大多数问题（戴维会同意我周一晚上来看恐龙节目吗？）都呜呼哀哉了；有一些问题，更重要，更顽固，却令人无法释怀。比如：我能有什么权利？你看，我并不想离婚。好吧，我知道我想过离婚，是以前，在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这会给我什么样的感受更不知道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可怕后果的时候——但是现在，我不愿意了，并且我（几乎）确信我愿意做（几乎）任何事来让我的婚姻回到正轨上。如果真是那样，为什么我要当那个跟孩子们坦白的人？如果他决不考虑任何和解的可能，为什么我要来替他擦屁股？如果我就是不离开会怎么样？他又会怎么做？我也在另外一些环节上绕圈子：我们决不会走出这个困境了，已经走得太远了，这种事情只要有了就总是会不可收拾，最好现在就收手……在我心里，我始终很清楚，我决不能坐下来跟孩子们说我打算离开他们。

“爸爸在哪里？”莫莉在第二天早晨问我。总是莫莉问这个问题，特别是自从几天前戴维以他那种所罗门的智慧进行了裁决之后；汤姆看起来再也不感兴趣了。

“他出差了，”我说道，好像戴维是浑然不相干的一个人。我是缺乏睡眠才想出这个回答的，因为它和戴维的生活和工作对不上号。过去的几年里，孩子们听惯了他对不得不去报刊销售亭那里使用复印机的抱怨；那么，他又怎么突然变成了那种在欧洲大都会的酒店里享用商务早餐的人？

“他没有工作。”汤姆以无可争辩的口吻说道。

“他有的，”莫莉说道，甜蜜而又忠实。

“那么是什么工作呢？”汤姆这会儿或许更喜欢母亲而不是父亲，可他在时机不合适的时候按捺不住地刻薄伤人，我敢说，这点并不像我。

“为什么你总是和爸爸过不去？”

“为什么问他做什么工作就是过不去呢？”

“因为你知道他什么都不做，而你却反复地提。”

汤姆看着我，摇了摇头。

“你真是不会吵架，莫莉。”

“为什么？”

“因为你刚才说了他什么都不做。那正是我的意见，而你却跟我说这是和他过不去。”

莫莉沉默了，想了一想，对汤姆说她讨厌他，就走开了准备上学去。可怜的戴维！甚至连他最坚定的捍卫者都没法说服自己他从事着一项差不多体面的、父亲做的工作。如果我是随便哪类有正常思考力的父母，我就会管一管，解释说父亲们做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可这会儿我非常憎恶戴维，我可不想找麻烦。

“那么他到底在哪儿？”汤姆问我。

“他住在一个朋友那里。”

“因为你们要离婚了？”

“我们不打算离婚。”

“那他为什么要去和朋友住？”

“你和朋友一起住几天。这并不表示你要离婚了。”

“我没有结婚。而且我去朋友那里住的话，我会告诉你，跟你说我走了，我会说再见的。”

“就是这让你伤脑筋的吗？他没有跟你说他走了？”

“我并不在乎他有没有跟我说再见。可我知道有点不对劲了。”

“爸爸和我吵架了。”

“我明白了。你们要离婚了。”

这个时候要说点什么会很容易。并非很轻松自在的那种容易，而是有理有据、顺其自然、恰如其分、合乎情理、决不出尔反尔的那种容易：汤姆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完蛋了，不管怎样我满可以在某个时候不得不说点什么，戴维也满可以一回家就亲自告诉他们……

“汤姆！还要说多少次！你什么时候才能准备好去学校？”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猛地向后一转，表示听话但却很生气。我盼着去诊所，工作，不停地工作。我希望这一天就像曾经有过的任何一个工作日那样令人不快并且费劲，只是为了一天下来我会恢复一点自信。我想看堵塞的直肠、出血的疣子以及各种各样让世界上其他人一起作呕的病，期望这么做了以后我又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一个不称职的妈妈，或许，一个可怕的妻子，毫无疑问，但却是一个好人。

在上班的路上我突然惊慌地想到，斯蒂芬会打我的手机，于是我一到之后马上就打电话给他，他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我不想跟他讨论这事，他想见我，结果我准备和他碰头并且预约了一个保姆照看孩子。

“你要去哪儿？”汤姆在我准备出去的时候问我。

“去和一个朋友喝一杯。”

“什么朋友？”

“你不认识的。”

“你的男朋友？”

莫莉觉得这是她曾经听到的最好笑的笑话，但汤姆可不是在开玩笑。他希望听到我回答。

“你在说什么呀，汤姆？”

汤姆开始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觉得他随时会对我说出斯蒂芬的名字，描画出他长什么样子。

“那么，这个朋友叫什么呢？”

“斯蒂芬。”

“他妻子叫什么？”

“他没有……”我竟然被一个十岁的孩子耍了。“他没有妻子。他的女朋友叫维多利亚。”他女朋友的名字叫维多利亚是因为厨房的桌子上有一本杂志的封面照片是维多利亚·亚当斯和大卫·贝克汉姆；要是汤姆在早晨问我这个问题，在我不是很清醒的情况下，我会告诉他斯蒂芬的女朋友叫辣妹。

“她也去吗？”

“我希望如此。她很不错。”

“你觉得他会娶她吗？”

“我不清楚，汤姆。要是你想知道的话，我今晚问他。”

“好的拜托了。”

“好。”

至于这个晚上剩下的时间，就几乎没什么好说的了，一如既往的乏味。斯蒂芬讨好我，我感到很兴奋很刺激，我好像是第一次发现，戴维和我的关系让我有多不快乐，我回到家却一心只想离开。噢，可我真正到家的时候，戴维正等着我，于是一切又都变了。

看见他坐在那里，我吓坏了，起初恐惧让我感到安慰，因为这确实意味着我的婚姻是不人道的，因此坎特伯雷大主教会准许我离婚。可是仔细想想之后，我发现我害怕的不是不人道，而是别的内容，比如说吧，斯蒂芬这个人，或者我跟孩子们说不清发生什么事了，我感到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准许烟消云散了，迅速得就像它的出现。

“你今晚过得愉快吗？”戴维问我。他很平静地说，我把这平静当作了威胁。

“很好。谢谢你。我去……我出去是……”出于某些理由，我试图记起斯蒂芬的女朋友叫什么，终于我想起来她是另外一个弥天大谎，为了别的理由对别人扯的。

“没关系，”他说道。“听着，我以前不够爱你。”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我以前不够爱你，我真的非常抱歉。我确实很爱你，而我没能明明白白、确凿无疑地告诉你。”

“不。别这样说。谢谢你。”

“我很抱歉我说了我要离婚。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噢。”

“明天晚上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戏院吗？我订了两张汤姆·斯托帕德的戏票，我知道你想看的。”

戏院在戴维怨气冲天的职业当中比别的东西提供了更多怨气冲天的素材，或许德国人的除外。他讨厌戏院。他讨厌剧作家，他讨厌戏剧，他讨厌演员，他讨厌评论家，他讨厌观众，他讨厌节目单，他讨厌他们在中场休息时售卖的小份的纸杯冰激凌。有一次他试图写一篇专栏说明他为什么讨厌戏院的防火帘，不过他凑不足必需的八百字。

“噢。谢谢你。”

“我想我们俩睡在不同的房间里，早晨起来再试试从头开始。重建我们的生活。”

“行啊。”他大概以为我在挖苦他，但我不是。一声像是“行啊”这般轻佻、兴高采烈的话看起来，在眼前这当口，正是对戴维漫不经心的提议的恰如其分的反应，实际上忽视了过去几年我们一起生活的甜酸苦辣。

“好的。那么，我要去睡了。晚安。”他走了过来，亲了亲我的脸，拥抱我，然后开始上楼。

“你睡哪间卧室？”我问他。

“噢，对不起。我无所谓。你喜欢哪间？”

“我睡客房好吗？”我也无所谓，无论如何，让这个彬彬有礼、乐于助人的男人——不管他是谁——搬离他自己的床，看起来太不讲道理了。

“这是你希望的吗？”可是他关切地问道——他是在再次确认，而不是提醒我注意我抛弃他给他造成了伤害。

我耸了耸肩。“是的。”

“好把。要是你肯定的话。睡得好。”

起床的时候，我几乎可以肯定迎接我的一定是侮辱与谩骂，没准还要求我在夜晚降临之前搬出屋子，可是他却为我准备了茶和吐司，为孩子们盛好了麦片，还祝我这一天过得好。下班后我直接回到家里，我们早早地吃了晚饭，去看戏。他问我诊所怎么样，当我告诉他有一个得了肺病的小伙子压根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的时候，他甚至哈哈大笑了起来（我没法逗戴维笑。除了那些他愿意承认的比他滑稽的人以外，比如说，伍迪·艾伦、杰里·桑菲尔德、托尼·汉考克和1960年代的讽刺派典范彼得·库克，没有人能逗戴维笑。逗大伙儿乐是他的工作）。我们坐地铁去戏院，他还是这个腔调：他很友好，很好奇，他注意倾听，他频频提问，他给我买了他十分看不上眼的纸杯冰激凌（千真万确，他用我的钱为我买了一个冰激凌——这说明他忘了他的钱包——不过重要的并不是他变得慷慨大方了，而是伦敦戏院有成千上万的罪恶，他这会儿心甘情愿地容忍了其中的一项）。我开始晕了；我还开始疑惑我究竟是和哪个人待在一起。这是斯蒂芬的为人行事，这也是起初我受斯蒂芬吸引的原因，情人和丈夫之间的差别逐渐模糊，令我很是焦虑。或许这就是关键。或许这就是戴维曾经做过的最恶毒、最虚伪的事：假装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于是……怎样？于是我就会以礼相待？于是我就会愿意和他保持婚姻关系？极力让一个人的婚姻维持和谐，这真的很恶毒很虚伪吗？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会这么认为，可我对戴维的误会已经很深了。

我从头到底喜欢这出戏。我尽情享受，就像一个干渴的人痛饮一杯冰镇过的水一样。我喜欢被逼着去思考一些工作和婚姻以外的事情，我喜欢其中蕴涵的智慧和思想，我第一百万次地发誓我要更经常地以这种方式来给自己充电，尽管我很清楚，我还是会在早晨醒来，身边靠着那本没有读过的书。我拼命地从侧面一眼又一眼地瞥戴维，几乎花了同样多的时间，虽然我也确实一直盯着舞台在看。无疑，奇迹发生了，因为戴维的脸上写着他对享受这个夜晚的挣扎：那儿有一场战争，在眼睛、嘴唇和额头之间。那个旧的戴维要蹙额、皱眉并且做鬼脸，表示他对所有一切的轻蔑；新的那一个却显然在尽量学习如何在一个娱乐场所好好地乐，欣赏世界上最优秀的剧作家的新的杰作。有时候，这份努力表现在从众的单纯模仿上——只要他记得，在观众大笑的时候，他就让自己跟着一起笑，尽管他从来没有掐准时间，结果他让我想起汤姆和莫莉还很小的时候试图合唱歌曲的情形——有时候，他尽量自觉地去体会，好像一会儿点点头，一会儿宽和地笑一笑，就会激起他已经萎缩了的基于宽容而快乐的能力，而不是一味恶毒的快意。有时候，他得意忘形，一句古怪的台词就让他在转瞬间神色乖戾（我对戴维的怒气太熟悉了，我都可以说出是什么样的台词把他惹成这副模样：那种迎合了观众自命不凡的心理的台词，让他们觉得他们要是不笑的话，就明摆着是他们自己愚不可及。我也不太喜欢这种东西，但这还不至于让我想要端起一把枪杀人）。即使是在这种时刻，好像还是有一双无形的手揪住了戴维的脸，把它打回原形，让它平静下来，使他和那些花了一笔公道的钱买一段欢乐时光因而决心身体力行的人毫无二致。这实在不像他，让我毛骨悚然。

我们走出戏院，步入寒冷的夜色，似乎我们只不过是又一对心满意足的戏迷。我忍不住问他。

“你喜欢这出戏吗？”

“我喜欢。非常喜欢。”

“真的？非常喜欢？”

“是的。”

“可是你讨厌戏院。”

“我想……我想我以前认为我讨厌戏院。这是，这是偏见，我没有好好地验证过。”

“你要小心。”

“为什么？”

“要是你准备仔仔细细地验证你那些偏见的话，你很快就一无所有了。”

他开心地笑了，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在找出租汽车，在伦敦西区玩了一晚上之后我们通常是这么行事的——坐地铁来，把自己送回家的时候享受一下——就在这一刻，我突然很想马上看见出租车黄色的灯光，因为我累坏了，也很迷茫，一想到要在自动扶梯上和一群醉鬼一起挤来挤去就感到害怕。

就在那时，怪事来了，而且很显然戴维一定遇见过什么古怪事情，正是这件事情导致了他的变化，而并非由于他的良心发现或者一意孤行。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门口经过了一个无家可归的蜷缩在睡袋里的孩子，戴维在口袋里摸了半天，八成是在掏零钱。（让我对戴维公平一点吧：他总是这般行善事的。简直不可思议，他不曾讽喻过无家可归的人。）他什么都没掏到，就问我要钱包，赔了许多好话，还解释了为什么他以为自己带了钱包却没有带的原因。我想都没有想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我要想呢？——把钱包给了他，然后他把里面所有的钱都给了那孩子——大约八十英镑的纸币，以及三四个英镑的零钱，因为我今天去过自动取款机了。据我所知，我们分文不剩。

“你在干什么？”

我从小孩的手里一把夺下了钞票。一对手里拿着斯托帕德戏的说明书的夫妇刚好经过这里，他们看见我在抢一个流浪儿的钱，停了下来，我想跟他们说我是医生。戴维从我的手里拿回了钱，又塞给那个男孩，拼命推我顺着街道走。我不干。

“戴维，你在干什么？我们甚至连坐地铁回家的钱都没有了。”

“我留了一张五块钱的。”

“我想搭出租车。”那对夫妻还在看着我，我不喜欢我嗓音里的哭腔。

“我打赌这小家伙也很想搭出租车，”戴维说道，声音甜蜜得让人发疯。“可他不能。”

“好吧，他能搭该死的出租车去哪儿？”我叫了起来。“他没地方可去。这就是他睡在这里的原因。”我搞不懂我为什么会这样，可这会儿，我不明白戴维为什么会那样。

“哦，这很好啊。”看戏的夫妇当中那个男的说道。

“我丈夫刚把我们所有的钱都给掉了。”我告诉他。

“这可不对，”戴维说道，“我们的房子？我们俩联名账户里的钱？我们储蓄账户里的钱？到明天早晨，这件事我们连想都不会想了。”

有两三个人在围观，我意识到这是一场我不会赢的争吵——不是在这儿，不是在此刻——于是我们向地铁站走去。

“你不能随随便便把八十块钱给一个流浪儿！”我气咻咻地说道。

“我有自知之明，我不能随随便便把八十块钱给每一个流浪儿。我只是想行这一次善事。瞧这感觉。”

“怎样的感觉？”

“好。”

我一点都没有同感。“你什么时候开始对做一个好人感兴趣了？”

“我没说做好人。我是说觉得很好。”

“好吧……去酗酒。吸毒。嫖娼。别把我们该死的钱全都送掉。”

“我对那些事情都厌倦了。我受够了。我想做点不一样的事。”

“你怎么啦？你离家以后发生什么了？你去哪儿了？”

“我什么该死的事都没发生过。”旧的戴维突然间回来了。“只是因为我想看一场戏，给了一个流浪街头的小孩几块钱？天哪。”他深呼吸。“我很抱歉。我知道我的行为看起来一定自相矛盾。”

“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我们到了莱斯特广场地铁站，试图把五英镑的纸币塞进自动售票机，可它实在是皱巴巴，售票机又把它吐了出来。我们在两百个斯堪的纳维亚游客和三百个不列颠醉鬼后面排队。我还是想坐在出租车里。

回家的路上——在地铁上没座位，至少在我们乘到国王十字路之前没有，不管怎么说——戴维开始沉浸在戏的说明书里，几乎毫无疑问是企图避开更多的追问。我们动用了放在厨房罐子里的备用金，付了保姆的钱，然后戴维说他累了，想直接去睡觉。

“明天早晨你能和我谈谈吗？”

“如果我想到有什么要说的话，至少是让你觉得合情合理的话。”

“不管怎么说，我们怎么睡呢？”

“我希望你和我睡在一起。但不要有压力。”

我不能肯定我是不是真的想和戴维一起睡，因为有斯蒂芬，因为事情一团糟，还有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我不想睡的并不完全是戴维。这儿还有另外一个男人，这个人对戏院存有好感、施舍钱财并且努力对人行善，我不能肯定我是不是也想和他睡，因为我确实不太了解他，他开始让我起鸡皮疙瘩。厌恶一个丈夫或许可以视为不幸，可是两个都讨厌看起来就太草率了。

可是要慎重对待你期待的东西……我曾经希望戴维不再是戴维。我曾经希望生活大致不变——我只是不想要那声音，那语气，那一成不变的阴沉。我希望他爱我，现在他做到了。我上楼，走向我俩的卧室。

或许你并不想知道以前是怎么做爱的——在斯蒂芬之前、有了孩子之后的那个以前，而不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时候做爱意味着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无论如何，我还是打算告诉你。我们俩都在床上读东西，要是我想做爱，我的手就会漫不经心地伸向他的裤裆，而要是他想做爱他的手就会漫不经心地摸我的一个乳头（雷打不动是右边的那个乳头，由于他睡在我的左边，显而易见对他来说在另一边比就近摸我要方便得多，后者让胳膊弯得很不舒服）。要是另外一个也有情绪的话，做爱就打这儿开始了，书、杂志和报纸最终恰如其分地移到了床边的桌子上。好吧，你一定不愿意看到主人公又一次在色情片里演出这老套路，除非你压根不喜欢色情片，可这一套对我们管用。

可是，今晚却有所不同。我拿起我的书，戴维开始温柔地从后面亲吻我的脖子；接着，他把我翻过身，想给我一个长长的、叫人透不过气的吻，就像横躺的（让我们实话实说吧，有点儿超重了）克拉克·盖博。就好像他读了1950年代的女性杂志上一篇关于让婚姻再度浪漫的文章，而我还不能完全肯定我想不想让我的婚姻再浪漫起来。要是戴维能做到他那按钮式的老一套，我已经相当心满意足了，至少很有效率；而这会儿他瞧着我的样子，就像这是我们俩第一次一块儿待在床上，我们正准备投入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内心生活之旅。

我稍微把他推开了一点，好瞧着他。

“你在干什么？”

“我想和你做爱。”

“是的，好啊，很好。接着干。没必要这么小题大做吧。”我听得出我说话的腔调——像电影《九周半》中的乔伊丝·格伦费尔——我讨厌这腔调，因为我不是那种毫无性感的“躺下去想一想英格兰吧”的女道学的类型。可事实是，如果他还是那个旧的戴维的话，我们这会儿就已经完事了。我达到高潮了，他达到高潮了，灯也关了。

“可我想和你做爱。不单单是性。”

“这关什么事？”

“沟通。激情。很难说。”

我的心沉了下去。对我来说，人到四十的好处有：不必再换尿布了，不必再到人们载歌载舞的声色场所去了，不必再对生活在一起的人热情有加了。

“请按我的意思来吧。”戴维可怜巴巴地说道。于是我答应了。我凝视着他的眼睛，照他期待的方式亲吻他，我们在每一样事情上都花了很久的时间，最后（顺便说一句，我没有达到高潮），我躺在他的胸口，而他拨弄着我的头发。我过关了，差不多是，但我并没有看出其中的意义。

第二天早晨，整个早餐时间戴维都哼着曲子，微笑着，拼命和孩子们套近乎，孩子们和我一样感到困惑，特别是汤姆。

“你今天要做些什么，汤姆？”

“上学。”

“当然，可是在学校里做什么呢？”

汤姆着急地看着我，好像我怎么着都能说情，让他父亲别再问那些绝对没什么恶意的没话找话的问题。我回瞪了他一眼，试图用眼睛示意难以言传的复杂含义：“这不是我的错，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就跟他说说你的课程表，吃你的麦片吧，他性格大变……”那种眼神，是那种需要几倍于一个东欧少年体操运动员灵活的眉目才能做到的。

“我不晓得，”汤姆说道。“学习数学，我想是的。英语。嗯……”他瞟着戴维，看他提供的内容够不够详尽，可是戴维仍然一脸期待地对着他笑。“或许，体育活动。”

“你需要帮什么忙吗？我是说，你老爸虽然不是‘英国的聪明人’[1]，可他的英语还不赖，写作，诸如此类的。”他嘎嘎地笑了起来，我们全都莫名其妙。

汤姆看来不再着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于恐惧的情绪。我发现自己似乎为戴维感到难过——毕竟，这叫人伤心，看起来确确实实是试图表示真心的温暖和关切却遇到了如此赤裸裸的怀疑——不过十年的坏脾气并不能轻易忘却，而戴维脾气暴躁的时间赶得上汤姆的年纪。

“行啊，”汤姆说道，显然不太相信。“我写作没什么问题，谢了。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帮帮我的体育。”

这是汤姆小小的玩笑，而且不怎么糟糕——不管怎样，我笑了起来——这可是特殊时期。

“一言为定，”戴维说道。“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在放学后踢球？”

“行啊，棒。”汤姆说道。

“好。”戴维说道。

戴维很清楚一声“行啊，棒”意味着什么；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曾经在一天之内听到好几次这样的说法，而且他从来没有用“好”字来鼓励过。倒是有过“尖酸刻薄的小坏蛋”、“忘恩负义的小子”或者干脆是“闭嘴”这样的字眼；“好”字，没有。那么，他为什么会故意不去理会汤姆的语气，以及他明知道汤姆试图表达的言外之意，并且还不管不顾地说下去呢？我开始怀疑戴维的行为说明他吸食了邪恶的毒品。

“我今天要出去买一双新的跑鞋，”他加了一句，作为补充。汤姆和我对视了一眼，然后试着去为即将到来的一天做准备，假装这一天和别的日子没什么不同。

斯蒂芬在上班的时候给我留言。我没理会。

我下班回到家里，两个孩子和一个大人正在厨房的桌子上玩“妙探寻凶”的游戏，电话答录机上有很多留言。我脱外套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但是戴维一点儿都没有去接电话的意思，每个人都在听戴维供稿的那份报纸的编辑奈杰尔，企图吸引霍洛威最愤怒的男人的注意。

“我知道你在家里，戴维。拿起他妈的电话。”

孩子们咯咯地窃笑。戴维摇了摇骰子。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爸爸辞去了工作，”莫莉自豪地说道。

“我不是辞去工作。我只是辞去了那份工作。”

奈杰尔咕咕哝哝的声音还在回荡。“接电话……接电话，你这个孬种。”

“你不写专栏了？为什么？”

“因为我不再愤怒了。”

“你不再愤怒了？”

“不了。”

“不管什么事？”

“是的。都过去了。”

“去哪儿了？”

“很难说。可它过去了。你能懂的，不是吗？”

“是的。我能懂。”

“所以，我再也不能写有关的愤怒的专栏了。”

我叹了口气，很沉重。

“我以为你会高兴的。”

我也以为我会高兴的。在几个礼拜以前，要是有人赐我许一个愿，我想我大概刚好会选择实现这个愿望，因为我想都不会想到有什么别的东西，甚至包括钱，能如此戏剧性地改善我的生活质量——我们的生活质量。噢，当然了，我嘟嘟哝哝地说要攻克癌症并且献身于世界和平，可是私下里我还是希望这个用魔法招来的仆人别让我去干那些好人做的事儿。私下里，我希望这个魔法仆人会说，“不，你是个医生，你已经为这个世界贡献得够多了，那些疖子，还有别的什么。为你自己许个愿吧。”在转了无数个念头之后，我就会说：“我愿意戴维不再愤怒。我愿意他认识到他过得很好，他的孩子非常了不起，他有一个忠贞不渝、心心相印——该死——并且才貌双全的妻子，有足够的钱来雇佣保姆、出去吃饭以及偿还贷款……我愿意他所有的怒火都烟消云散，每一英寸，每一盎司，或者每一毫升。”（我猜想戴维的怒火是那种介乎于液体和固体之间的难以界定的状态，像半干的混凝土。）然后魔法仆人就擦了擦他的肚子，变！戴维是个快乐的人儿了。

变！戴维是个快乐的人了，或者至少，是个安安静静的人，此时，此地，在现实生活里，而我的反应不过是叹气。问题在于，我并不是真的想要那个“变！”。我是个理智的人，我不相信魔法仆人，或者突如其来的性格转变。我希望戴维的怒火只是在经过了成年累月的治疗之后才消失。

“我很高兴，”我底气不足地说道。“我只是希望你有勇气跟奈杰尔坦白。”

“奈杰尔是个暴躁的人，”戴维难过地说道，“他不会理解的。”最后这句结论倒是无可辩驳的，考虑到奈杰尔刚刚以连珠炮般的辱骂结束了他吸引戴维注意的企图。他甚至用了“操”这样的字眼，虽然我们全都装作没听见。

“为什么你不和我们一起玩妙探寻凶呢，妈咪？”

我玩了，一直玩到喝茶时间。用过下午茶之后，我们玩了幼儿拼字游戏。我们是完美的核心家庭。我们在一起吃东西，我们不看电视，而是玩益智的棋类游戏，我们欢声笑语不断。我感到我随时都可能杀人。

注释：

[1]原文为Brain of Britain，英国BBC的一台益智问答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