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1948）(1)
我对于焦虑与罪疚感的结论，是在几年的时间里逐渐发展出来的，追溯我获得这些结论的某些轨迹可能会有所帮助。
一
关于焦虑的起源，弗洛伊德的理论开始于以下假设：焦虑起源于力比多的直接转化。在《抑制、症状与焦虑》（Inhibitions，Symptoms and Anxiety）中，他回顾了自己关于焦虑起源的各种理论。如他所言：“我提议将我们知道的所有关于焦虑的事实汇集起来，不带偏颇，也不要期待能够获得一个新的整合”（S.E.20，第132页）。他再次提到焦虑起源于力比多的直接转化，但是这次似乎认为焦虑起源的这个经济层面不是那么重要。他在以下的声明中认可了这个观点：“我想如果我们认同以下这种明确的说法，整个问题就能得以澄清；作为压抑的结果，原来要发生在本我中的兴奋过程完全没有发生，自我成功地抑制了此过程或使其转向。若是如此，就没有在压抑之下‘情感转化’的问题了”（同上，第91页）。而且，“焦虑的发生如何与压抑相关，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正当地坚持这样的观念，即自我是焦虑真正所在的位置，并且放弃我们先前的观念——被压抑的冲动的能量贯注（cathectic energy）自动地变成焦虑”（同上，第93页）。
关于儿童的各种焦虑表现，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源于孩子“思念他所爱与渴望的人”（同上，第136页）。在讨论女孩最根本的焦虑时，他描述了婴儿对于失去爱的恐惧，他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对男婴与女婴都适用。“如果妈妈不在或者不爱自己的小孩，婴儿就不能确定自己的需要可以被满足，而且也许会暴露在极为痛苦的紧张感之中”（S.E.22，第87页）。
《精神分析新论》（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提到了这样的理论：焦虑来自未被满足的力比多转化，弗洛伊德说这个理论已经“在某些相当常见的儿童恐惧症上找到了支持的证据——婴儿期的恐惧症以及在焦虑性神经症中对于焦虑的期待，提供给我们两个例子，说明神经症性焦虑源起的一种方式——力比多直接转换”（S.E.22，第82-83页）。
从这些论述中我得到两个结论：一是小孩子身上的力比多兴奋未被满足就会转变为焦虑；二是最早期的焦虑内容是婴儿害怕万一妈妈“不在”，自己的需要将不能被满足的危机感。
二
至于罪疚感，弗洛伊德主张其根源在于俄狄浦斯情结，它的产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虽然如此，在有些篇章里，弗洛伊德清楚地提到冲突与罪疚感是来自生命更早期的阶段，他写道：“……罪疚感是一种冲突的表达，而这种冲突是因为生本能与破坏或死亡本能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所带来的矛盾（ambivalence）状态所致。”（粗体为作者所标示）他还写道：“……由于与生俱来，源于矛盾情感的冲突，以及爱与恨两种倾向之间的永恒斗争所致，产生了逐渐升高的罪疚感”。[1]
此外，在谈及某些作者提出的挫折强化了罪疚感的观点时，弗洛伊德说道：“我们要如何根据动力与经济因素来说明罪疚感的增加出现在未被实现的情欲需求上？这点只有通过绕圈子的方式才有可能——如果我们假设：由于情欲未得到满足，唤起了一些攻击性来对付那个干涉他获得满足的人，而且这种攻击性反而必须被它自己抑制。但若是如此，终究只有攻击性是通过抑制转移给超我而被转化为罪疚感。如果精神分析对于罪疚感是如果发生的发现被限定在攻击本能上，我相信许多过程将具有一个比较简单且清楚的说明。”[2]
在这里，弗洛伊德明白地表示罪疚感来自攻击性，而这一点连同以上所引用的句子（《矛盾情感的固有冲突》），都指向了起源于发展最早期的罪疚感。然而，用整体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的观点时（正如我们看到它们被重新概括在《精神分析新论》中那样），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他维持着他的假设：罪疚感的开始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一个后果。
亚伯拉罕特别在他对力比多组织[3]的研究中，阐明了最早期的发展阶段的情形。他在幼儿性欲领域中的发现，与探讨焦虑和罪疚感来源的新方法是密切相关的。亚伯拉罕认为：“在带有食人性目标（cannibalistic sexual aim）的自恋阶段，本能被抑制的第一个证据之以病态焦虑的形式来呈现的，克服食人冲动的过程伴随着罪疚感，这个罪疚感此时明显成为一个属于第三阶段（较早期的肛门施虐）典型的抑制现象。”[4]
亚伯拉罕提供的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焦虑与罪疚感的来源，因为他是第一位指出焦虑、罪疚感与食人欲望之间有关联的人。他将他对新兴发展所做的简要调查与“快车时刻表”（只列出快车停靠的大站站名）相比较，提出“这些大站之间的停靠点，无法在这种摘要中标示出来”。[5]
三
我自己的研究不仅证实了亚伯拉罕关于焦虑与罪疚感的发现，并用自己的视角说明了这些发现的重要性；而且还进一步将其发展，将它们与儿童分析所发现的许多新事实结合在一起。
当我分析婴儿期的焦虑情境时，我看到了来自所有来源的那些施虐冲动与幻想的根本重要性。它们涵盖了最早期的发展阶段，并且在这些阶段中达到顶峰。我也看到早期的内射与投射过程，导致极度恐惧及迫害性的客体与极端的“好”的客体一起在自我内部建立起来。这些形象（figures）被理解为婴儿自己的攻击冲动与幻想，也就是说，他将自己的攻击性投射到内在客体上，形成了早期超我的一部分。从这些来源中产生的焦虑被附着上了罪疚感，这些罪疚感源自婴儿对他爱的第一个客体的攻击冲动（内在与外在皆然）。[6]
在后来的一篇文章[7]中，我通过一个极端案例描述了一种婴儿焦虑的病态影响。这种焦虑是被他们的破坏冲动所唤起的。我的结论是：最早期的自我防御（不论是正常或不正常的发展），是针对攻击冲动与幻想所引发的焦虑而出现的。[8]
几年后，我试图获得对婴儿的施虐幻想及其起源更为充分的理解。这导致我将弗洛伊德假设的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斗争，应用于在儿童分析中所获得的临场材料上。我们记得弗洛伊德曾说：“个体用各种方法来处理危险的死本能：它们有一部分与情欲成分（erotic components）融合在一起而被认为是无害的；有一部分则被导向外部世界，以攻击的形式表现出来。然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无疑继续着其未受阻碍的内部运作。”[9]
顺着这个思路，我提出了这样的假设[10]：焦虑是被来自死本能且威胁到有机体的危险所诱发的，我认为这是焦虑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弗洛伊德对于生、死本能之间拉锯争战（导致了一部分死本能转向外部以及生、死本能的融合）的描述，提出的结论是：焦虑的起源在于对死亡的恐惧。
弗洛伊德在一篇关于受虐狂的论文[11]中，提出了一些关于受虐狂与死本能相互关联的基本结论，认为各种焦虑是由死本能之活动转向内部所致[12]。不过在这些焦虑中，他没有提到对死亡的恐惧。
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中，讨论到他不把恐惧死亡（或是为了生命而恐惧）视为原初焦虑的理由。他这个观点是根据他的观察得出的。他认为：“无意识似乎不含有提供我们生命灭绝概念的内容”（S.E.20，第129页），这是因为除了可能的晕眩之外，任何像死亡的事情都无法被体验到。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对死亡的恐惧应被视为与阉割恐惧相类似的体验。”
我不赞同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因为我在分析中的观察显示，在无意识中存在着对生命灭绝的恐惧。我也认为，如果我们假设死本能是存在的，那么我们也必须假设，在心灵的最深层存在着一种对这种本能的反应，这个反应是以恐惧生命被灭绝的形式来表现的。因此，在我看来，死本能的内在运作所产生的危险是焦虑的首要原因。[13]由于生本能与死本能两者之间的拉锯是持续终生的事，这种焦虑的来源从来就不会被排除，而且会成为一个持续的因子，进入所有的焦虑情境。
我认为焦虑起源于对灭绝的恐惧，这样的主张是根据我在分析儿童中累积的经验得来的。在这些分析案例中，婴儿的早期焦虑情境被唤醒并重复着，最终被导向自身本能的、与生俱来的力量，具有相当的强度而可以被觉察出来；其存在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当我们考虑到内部或外部的挫折在迫害冲动的各种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这一点仍然是真的。这里不宜详加举证来支持我的论点，但我要引用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提到的一个例子。一个5岁的男孩，常常假装他拥有各式各样的野兽，例如大象、花豹、鬣狗和狼，来帮助他对付敌人。这些动物代表危险的客体（迫害者），不过他已将它们驯化，可用来保护他对抗敌人。但是分析过程显示，这些动物也代表他自己的施虐性（sadism），每一种动物都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施虐来源以及他在此联系中使用的器官：大象象征了他的肌肉施虐性，想要践踏、跺脚的冲动；可以将猎物撕裂的花豹代表了他的牙齿与指甲，以及它们在他攻击时所具有的功能；野狼象征了他的排泄物被赋予了破坏性的品质。他有时候变得非常恐惧，害怕他已经驯服的野兽会反过来对付他并把他除掉，这种恐惧感传达了他被自己的破坏性（以及内在的迫害者）威胁的感觉。
正如我用这个案例所说明的那样，对儿童的焦虑所进行的分析，让我们懂得了存在于无意识中的对死亡的恐惧的各种形式，以及这种恐惧在各种焦虑情境中所起的作用。我已经提到过弗洛伊德的一篇文章《受虐狂的经济问题》，其论述的基础是他对于死本能的新发现。拿他所列举的第一个焦虑情境[14]来说：“害怕被图腾动物（父亲）吃掉”，在我看来，这是害怕自我被完全灭绝的直接表现。怕被父亲吞噬的恐惧，是由婴儿吞噬其客体的那些冲动经过投射而来的。经由这种方式，首先是母亲的乳房（以及母亲）在婴儿的心中变成了吞噬他的客体[15]，然后这些恐惧很快扩展到父亲的阴茎及父亲身上。与此同时，由于“吞噬”从一开始就隐含把被吞噬的客体内化的意思，自我在感觉上就包含着被吞噬且吞噬他的客体。于是，超我从这个会吞噬他的乳房（母亲）再加上吞噬他的阴茎（父亲）那里建立起来。这些残酷而且危险的内部人物形象，成为死本能的代表。同时，早期超我的另外一面成形了，首先是来自于内化的好乳房（加上父亲的好阴茎），它们被视为哺喂与有帮助的内在客体，也被看作是生本能的代表。而害怕灭绝的恐惧，包括了唯恐内在好乳房被摧毁的焦虑，因为这个客体被认为是延续生命不可或缺的。在内部运作的死本能对自我造成的威胁，与抑郁被内化的“食人母亲与父亲”的危险息息相关，导致了对死亡的恐惧。
根据这个观点，死亡的恐惧在一开始就进入了对超我的恐惧，而且并非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是对超我的恐惧的“最终转化”。[16]
至于另外一个基本的危险情境，这是弗洛伊德在他的一篇关于施虐狂的文章中提到的，也就是对阉割的恐惧。我要提出的是，对死亡的恐惧参与且强化了阉割恐惧，但是并不“类似”于阉割恐惧。[17]由于生殖器不只是最强烈的力比多满足的唯一来源，也是生本能的表现。而且，由于生育是对抗死亡的基本方式，失去生殖器可能就意味着保持并延续生命创造力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