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全球化、商业化和创新

阿尔亨的土著称他们看到的第一批欧洲人为巴兰达（Balanda），这是巴哈沙（Bahasa）印度尼西亚人称呼欧洲人的用语，起源于“荷兰人”（Hollander），当时对荷兰人（Dutch）的称呼。

本章将考察公元1000—1700年的世界史，当时已经产生了某些变化，为现代革命预备了道路。我们将首先集中于全球化进程，证明交换网络的规模扩大——16世纪较慢，以后逐渐加快——是如何为信息和产品，如何为创新提供新的可能性的。我们将论证16世纪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化交换网络，极大地扩充了信息和商业交换的范围、意义和多样化。全新世时代不同的世界区走到了一起，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个革命性的时刻。

其次，本章将描述全球交换的地志学变迁。随着交换网络的地理变迁，信息流和财富流进入了新的信道。这些后果对于西欧尤为重要，西欧从前处在非洲—欧亚世界交流的边缘，如今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人类首个全球交换系统的枢纽位置。这些在交换网络的范围和地理方面的变化为现代革命打下了理智的和商业的基础并且决定了其地理分布。

思考一下三种不同的解释标尺也许不无裨益。首先，在一定意义上现代革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全球性进程；如果对此没有一个正确评价，就不能正确理解现代革命。其理智的、物质的和商业的原材料来自世界各地。将两个世界区——非洲—欧亚区和美洲区——联系起来而产生的创造性的协同作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也许是并且仍然是现代世界变迁的唯一杠杆。现代革命带来的后果也是全球性的，既有创造性的一面，也有毁灭性的一面。在某种形式上，其影响很快在全世界都感觉到了。

但是不同世界区的现代化经验各不相同，需要认识到各自的差异性，这就要求第二种解释的层面。不同的世界区走到一起来了，对于原住民（不论是人类自身还是非人类的）而言都是一个残酷的毁灭性的过程。在非洲—欧亚区的不同地方，以后在“新欧洲”的不同地方，如美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就非洲—欧亚民族移民到其他三个区所创造的新社会而言，其优势的形成是极不均衡的。在某种意义上，非洲—欧亚区的历史确保了当其民族遭遇到其他世界区的社会时，非洲—欧亚区的社会总是占据上风。

我们已经看到造成这种霸权的某些原因。有的与非洲—欧亚家畜的存在有关。用于运输和拖拽的家畜，通过延伸并加快在最大的、最多样化的世界区里的交换速度，使得其优势得到更大显现。无远弗届的充满活力的交换网络有助于解释非洲—欧亚社会享有的技术优势。但是动物驯化也将疾病传播给动物的拥有者，因此，人畜共居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效的交换体系，使得非洲—欧亚比其他世界区的人口更加容易受到疾病的拖累。这在非洲—欧亚地区的征服过程中比先进的军事技术更加管用。例如天花，正如克罗斯比写道，“在白人帝国主义向海外推进中所起的作用和火药一样重要——也许比后者更重要，因为原住民可以先用滑膛枪再用来复枪抵抗入侵者，但是天花却很少站在原住民一边投入战斗。”

可是甚至在巨大的非洲—欧亚世界区内部，现代革命的优势也是飘忽不定的、分布不均的，这就是我们需要用第三种区域性的研究尺度进行观察了。如果我们认为现代革命是第一个全球体系的新的理智的、商业的协同作用的产物，那么一开始我们自然会觉得现代化的理智的、商业的原材料应该优先在这个已经建立起来的交换枢纽和引力中心积累起来，也许就在地中海世界或者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北印度或者中国。事实上也许这样的情况也有个别发生。在本章所论及的时期，这些地区的增长率，甚至创新率本身都相当高而且一直维持了下来。但是尽管所有这些古老的区域中心是由这个全球交换网决定的，但是现代革命的全部力量与重要性却出现在了其他地方。作为现代化象征的创新之异军突起首先是在非洲—欧亚世界区的边缘地区变得明显起来，这个地区直到公元第一个千年时仍未被整合进不断扩张的农耕文明。甚至到了1176年，现代化的预适应意义在这个地区也不那么明显，当时亚当·斯密评论道，“中国比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加富有。”

要对现代革命做一个恰到好处的解释，就必须从各种不同层面上解释它究竟是如何起源的。正如伊斯兰教学者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在1967年首次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

正如农耕水平的文明在一个或者几个地方出现，然后再传播到全球更多地方，新的现代生活类型并不是在上述民族各个地方同时产生的，而是首先产生于某个特定的地方——西欧，然后再向其余地方传播。不是说那个产生新的生活方式的条件仅仅存在于西方。正如最早的都市的、文学的生活，没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社会习俗和发明达到一定积累程度是不可能的一样，伟大的现代文化的聚集也是以所有上述几个东半球民族的贡献为前提的。不仅是大量必不可少的发明和发现——早期大多数基础性的发明不在西方。同样必不可少的还有相对密集的、城市化的人口区域，通过跨区域的巨大的商业网络联系在一起在东半球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世界市场，正是在这个市场里欧洲才能找到它的运气，欧洲的想象力才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如今霍奇森写下这些文字后已经30年过去了，甚至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现代革命是全球化进程的产物，即使它的全部意义最初是在非洲—欧亚世界区的西方边界显现出来的。

我们在前面几章中已经看到，交换网络的规模、变化和强度可以成为创新的主导因素，而在较小规模上，人口增长、国家行为以及商业扩张也是比较重要的。所有这些因素均受到马尔萨斯循环的影响，这个循环是大多数农耕文明的特点。商业的、政治的以及信息的交换网络在人口膨胀时代扩张最为迅速，它们经常在人口衰落时也会萎缩。在扩张阶段，交换范围的增加、人口增长、国家行为以及商业行为都会产生创新。在工业革命之前的1000年里，有两次大的马尔萨斯循环在整个非洲—欧亚世界区——间接地在其他地区——的历史形成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参见图10.4）。第一次循环始于第一个千年后半期的人口复兴，大体上到14世纪中期黑死病时结束。第二次始于黑死病以后，结束于17世纪的一次人口缓慢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