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尽心章句上(5)

其实，范仲淹自己就是孤儿出身，幼年时父亲去世，母亲被贫穷所逼，只好带了他改嫁朱家。他也改姓朱，单名叫说。当然，这种日子不好过，他在稍稍长大后，就拜别母亲和朱家，住到庙里读书。每天煮稀饭后再让稀饭结冻，划成三块，度过一天三餐的日子，勉强解饥。考中功名以后，才复姓归宗，最后出将入相。因为他知道民间的疾苦，生活的艰难，所以我们现代的助学制度，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创办了。他当了大官以后，赚的钱，买了许多田地，收入所得，自己完全不要，用来兴办义学，帮助清寒子弟读书。并在每个县里，兴办义仓，积存余粮，遇到荒年，开仓放赈。这些社会福利的善举，都是他创导的。

他一生为官，从来不摆官架子，后来并把母亲接回来奉养。他的四个儿子纯佑、纯仁、纯礼、纯粹和侄子纯诚，后来都做了大官，都是名臣，对国家有相当贡献。他在边陲带兵的时候，叫他的次子回家收租，一次收了四大船的租谷回家，在路上看到范仲淹的朋友石曼卿（延年），上前问候。石曼卿流泪告诉他，母亲死了，连棺材都没有钱买。范纯仁即将收来的租谷，全部赠送给石曼卿。范仲淹正在书房读书，见儿子空手而回，就问路上发生了什么事，范纯仁将经过说明，范仲淹听了，非常高兴，对儿子大为嘉许。

我们看范仲淹的一生，就是“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这两句话的最好说明。这也就是孟子在这里所讲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不过就文章说，“千古文章一大偷”，这句话也是脱胎于老子的“后其身而身先”一语。三个人的话，是同一个观念。不过，孟子的变化说法，比老子那句话达畅多了。《老子》是春秋时代的文体，简练又简练；孟子与范仲淹写的，就是白话文了。

有我　无我

孟子接着说：“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一个人的学问修养做到了，虽然一辈子倒霉，人格始终不褪色。不要因为自己没有钱，而将自己的人格打折扣，那就整个失败了。“士得己”就是有我，“己”就是我，“得己”就是保得住我自己。

我刚才说人格的保持，年轻人要特别注意。若干年前，两三个大学的佛学社团联合邀我作一次演讲，可是我听见是佛学社团就头大，讲佛讲得不好会讲“糊”，讲得糊里糊涂的。我当时对他们讲的题目是“有我与无我之间”。学佛要无我，形而上道——自己讲修养，要到达“无我”之境，才可以入门，但还不是最高。做人做事，一定要“有我”，才能够立大功成大业。一般学佛的人，拿了这个“无我”的名词，就把鸡毛当令箭，到处“无我”一番，结果佛既学不成，人也做不好，这是学佛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

做人一定要“有我”。例如写一篇文章，如果其中“无我”，则不值一读，不会有内容，老师就会批“不知所云”四个字；画家画一幅画，“无我”就没有东西。做人“无我”则怎么做人？是谁在做人？我就是我，不能变成你。更不能今天变成张先生，穿上西装；明天又变成李小姐，抹上口红。那成什么话？所以做人要有我，每人有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品德，自己的风格。至于风格对与不对，在于前面说的“尊德乐义”这个范围。各人在这个范围之内，建立各自的品格，老实人是老实的风格，慷慨的人是慷慨的风格，这就是“我”。

所以“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穷了还有我，如果穷到了无我，那就是孔子说的，“小人穷斯滥矣”。得志了，则“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志以后并不忘形，不离开“尊德乐义”之道，更要好善。得志以后，到了上位，就要记住是上天给自己的机会，去为大家做事。在我个人的体验，不想运气好，更不想得志。所谓运气好，只是一个字“忙”，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倒霉的结果则是“闲”。如果“忙”与“闲”可自己选择，我宁可选择倒霉，太忙了吃不消。

而且更讨厌的，是脸上的皮肉也要忙，见人就得笑，不想笑也得笑。如果没有地位，不笑就不笑！别人也不在乎我笑不笑。有了地位，只好对人笑，不笑就被指为傲慢、官腔；有时会笑到脸上的肉发酸，也很可怜。“达”就要“不离道”，能这样的话，一般人才不对他失望，那就是众望所归了。现在选举胜利的人，就有人送一块匾额，上题四个字“众望所归”。当然，现代的选举，当选的人是否真是众望所归，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孟子继续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古代的人，读书求学问，是为了增进自己的修养。得志的时候，是上天所给的权位，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目的在用这工具做好事，给社会大众谋福利。如果不得志，也没有关系，不过，也要对社会有贡献，不能蹲在城隍庙的角落躲起来。这样是自卑，是没有修养的，应该“修身见于世”——修身养性，端正自己，给世人看见，做个好的榜样。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两句是孟子流传千古的名言。凡是中华民族的青年，都应该牢牢记住，这是人生的价值观，和人生的目的。如果对于自己人生的价值和目的都搞不清楚，那简直是糊里糊涂地过了一生。

凡民与豪杰的区别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孟子曰：“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欿然，则过人远矣。”

孟子说，周文王是历史上的贤君，也是历史上的明王。文王、武王父子两代，在当时十位贤臣的辅助下，以他们的智慧共同努力，确实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局面，而使周朝延续了八百年。这十个大臣，就是历史上所称的贤臣，其中一人是文王的太太。一般的人才，要靠好的领导人，才能有机会站出来；这类人还是普通人才，非靠背景，靠别人提拔不行。而真正的英雄豪杰，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都站得起来。

关于这个观念，历史上有一个例证。大家都知道，韩信在年轻倒霉的时候，受过“胯下之辱”。因为他身上佩了一把剑，在街上遇到几个小流氓，拦住他说：“你这小子，有什么了不起？居然还敢神气活现地佩剑，有种的咱们比划比划，没种就爬过去。”他们叫韩信从他们的胯下爬过去。韩信气得将剑拔出了一截，可是一转念间，还剑入鞘，照他们的话，爬了过去。这班小流氓哈哈大笑，非常看不起他。

他当时没饭吃，有个洗衣服的老太太，起了同情之心，就把自己的饭包送给他吃了。后来韩信做了三齐王，得志后回到故乡，找到了当年那几个流氓，那些人吓得脸也白了。韩信却说：你们不要怕，当年如果不是你们那样刺激我，我可能不会努力，更不会有今天。老实说，当时我要杀掉你们，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我划不来，而且要犯罪坐牢，因此我忍了。现在，我给你们事情做，去当个低级军官，可不要再骄横了，好好地干，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这就是韩信。所以他当了三齐王以后，汉高祖和他闲谈，问起他能带多少兵，他说：“多多益善。”汉高祖再问他，像我刘邦能带多少兵？他说：最多十万。汉高祖说：可是你为什么为我所用呢？韩信说，你虽然不能带兵，可是能够“将将”。

有一次韩信与带兵的同僚们谈话，就笑他们，虽然你们功成名就，不过是一般平凡的角色，你们是靠运气，靠别人给你们机会才有成就，并不是你们本身真有了不起的才能，所以值不得骄傲。他引用了一句古人的名言——“公等碌碌因人成事”。事实上也真的如此，人多半是靠运气和别人给的机会，才能站起来，这就是孟子说的“凡民也”。

这一段，孟子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有志气、有才能，不管任何环境，自己都会站起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大丈夫，不依附任何人都能够站起来，只是遭遇各有不同而已。

所以，孟子又说，假定有一个人，有好的背景，和韩家、魏家有很密切的关系（韩家与魏家，是孟子当时的大家族、大财阀，也是特权分子），可是这个人并不引以为荣，这样的人就是了不起的人。所以一个青年，家庭良好，社会背景良好，而有高度修养，但做人很平凡，做事很踏实，自然前途无量。

台湾二三十年来，像这样自己起来的青年有很多，他们把自己的家世，看得很平凡，做人规规矩矩，骑脚踏车去上学，这就是了不起。这种人，就是有过人之长，将来有前途，一定有他的成就。

这里两节书，说了正反两面的情形。第一点说到“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一个大丈夫，没有地位，没有背景，自己终于站了起来。所谓站起来，不是发大财、做大官，而是对社会人类有所贡献。第二点是说，有社会地位，良好家庭，背景很硬的人，而自己能看得非常平淡，并不骄傲于人，并且不依赖家世背景，而自己能够站起来的，也是超越了一般平凡的人，将来会有伟大的成就。

谁是好领导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又由做人的道理，扩而充之，讲到为政。人生的个人修养，到达了不依赖身世、背景、环境而能够自己站起来，进而能够领导社会、领导政治，然后能够做到“以佚道使民”。“佚”就是安逸，“佚道”就有很多内涵了，发挥起来，可以写一本专书。简单来说，所谓“佚道”，就是看不出来有所作为，很安详，就是老子说的无为之道，无为而无不为。

一般所谓很能干的人，他有作为，别人看起来，他很忙，指挥这人往东，又命令那人往西，大家也就跟着他团团转，忙得很。如果是一个真正懂得“佚道”的人，作一个领袖或领导一个公司，看来好像大家没有事，其实人和事什么都安排好了。以现代的名词来说，就是最高明的科学管理、企业管理、人事管理；在政治上是平静，社会没有事，经常很太平。因为社会本来不乱，就不需要做事；社会乱了，警察就忙了。

所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老百姓在“佚道”的治理下，虽然劳苦一点，但对上面不怨。我几十年的见闻和人生经验，发现不管当小主管大主管，上面很少不被下面埋怨的；即令最好的领导人，下面虽当面恭维，背后却在埋怨。而且有时的埋怨，并不一定是领导人不对，所以尽管是“佚道使民”，想达到“虽劳不怨”，也是非常难的。譬如要求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是为了行人车辆的安全，也可以说是“佚道使民”；可是要他过一个地下道，或者天桥，这种不算劳苦的小事，也还是有人要埋怨的。

其次“以生道杀民”，上天有好生之德，处处在爱护人，不希望老百姓犯法，尽可能使他免蹈法网，可是仍然有人不畏死而犯法。为了大家的安全生活，逼不得已而杀掉为害大众的人。像这样最后受刑被杀的人，虽死但不怨恨杀他的人。

这种死而不怨杀者的史料，上古很多，中古以后历史记载的，则偶然有之，并不多。在历史上，成功的大臣做得到，如上古舜时的鲧，不但不怨，而且他的儿子禹，更继承父业，终于治水成功，这是最显著的史例。

孟子进一步对历史作了评论。因为孟子生于战国群雄专讲霸术的时代，故而为历史政治哲学，对王道、霸道下了定义。在孟子所说的霸道中，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霸主时代，人民还是“驩虞如也”，大家的生活还是比较平安康乐的，如齐桓公、晋文公时代，这是真正的霸主时代。至于“王者之民”，就是三代以下，乃至周朝的初期，生活在王道政治下的人民，就是“皞皞如也”，大家都是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在这种王道政治的社会，“杀之而不怨”，人民犯罪，虽被杀也不怨恨。“利之而不庸”，在真正王道的社会，虽有发财的机会，人人生活安定优裕，但并不贪图过分的利益。

这是孟子为王道政治的思想绘出的蓝图，也就是大同思想。以现代的民主自由政治思想而言，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就是王道社会。

“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在这个王道社会中，人民的个人道德与治国的政治道德，以及文化，是在不着痕迹之中进步发展。而真正的道德，是“不知为之者”，不知道是什么在促使这个社会进步，而社会自然默默地在进步，这一种社会现象，就是在真正的王道政治下，才能达到的。

“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这一段话，要特别注意，尤其是青年朋友们，是挑起民族承先启后责任的人，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要挑起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