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民初有个黄远庸(2)

黄远庸的文章大抵可分三类，一为政治问题之态度，二为新文艺之探索，三为人生问题之思考。以最具影响的“时论”而言，“全用评判的态度，所根据的材料，比较的也很正确，绝不肯‘信口开河’的乱说”。黄远庸认为新闻记者应当尊重彼此的人格，“叙述一事，要能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某种素养”，并自谦“是不够资格之一人”。因此，议事论人，慎之又慎，既不带成见，也不因私谊而有所隐讳，包括对待共和党的那些朋友。对于袁世凯其人，黄远庸向持客观态度，有一说一，不人云亦云，“当时有一派反对袁的人，无论什么，总要把袁带上骂他一二句。远庸却不是这样极端的谩骂”（林志钧语）。黄远庸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一文中评析袁世凯，“并非不可与为善之人”，其势力、魄力和经验，今日中国无可比偶，维持危亡，惟斯人任之，“然自其受政以来，则其善日少而恶日多者，此由于其本身之原因者半，由于其左右及政党政客之原因者半”；袁氏具备“五大”长处（意志镇静、经验丰富、见识闳达、强干奋发、拔擢才干），袁氏的问题在于，“一由智[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智[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处于极善之域”[13]。正因为持如此洞见，黄远庸断言民国必败于袁氏之手，“政局之日趋于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之自为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则吾国运命可以二言定之，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而已”[14]。

1915年，洪宪帝制兴起，袁世凯不顾黄远庸抨击之种种，“阳示宽容，阴欲罗致，收为己用”（沈云龙语），此为袁氏“刚柔相济”之手段，却亦因此导致革命党人对黄远庸大为不满，藉口有袒袁之嫌，“益以夙昔积恨不能平，则必欲杀之而后快”，终使他无逃于天地之间，“忽有壮士二人闯入座上，拔枪击之，黄应声而扑，瞬刻身死”[15]，惨遭无妄之灾。其手段之果决，令人震惊。黄远庸实属冤死，在当时，确有内史（夏寿田）奉袁世凯令，“要他做篇文字，表示赞助之意”。黄远庸心不谓然，却又未能拒绝。因此，一连七八天，延宕不作，无奈对方催逼太甚，最后只好做一篇似是而非的文字，“既不言反对帝制亦未见拥护”（梁漱溟语），根本是“搪塞”而已。

袁世凯自然不满，示意再作，黄远庸不肯迁就，托故遁走上海，并拟往海外暂避。未料，又遭人误解，坊间一度盛传黄氏赴沪是为袁世凯主持即将创办的《亚细亚报》，梁漱溟知道后，大惑不解，投书《甲寅》杂志，“终觉其操行可信，当不至如此……”黄远庸得闻此事，即给《甲寅》主编章士钊去函，声言“与上海《亚细亚报》实无一日之关系，且其脱离，在此报未出版前”；同时，致函梁漱溟，痛陈衷曲，“决不敢谓足下所疑之过情，且深感足下即见疑矣，乃不以为不可教，且誉其操行可信，远诚不知何修而得此于足下”[16]。

1915年9月，二十三岁的梁漱溟编成《晚周汉魏文钞》一书，登门请黄远庸作序。出于对青年人“嘉许鼓励”，黄慨然允诺。赴美洲前，黄远庸在给梁氏的最后一封信中说“足下试询与远雅近者，即知远之对于兹事始末之用心可哀，其或有一二疑似之迹，一二俳优应答之作，皆东坡所谓此故我非真我也”[17]，让梁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无比纠结，“他是有良知的人，常在痛恨自己，是在内心矛盾中生活的人”[18]。

黄远庸挚友林志钧（字宰平，著名法学家，北大教授林庚之父）知其内幕，后来披露：“他做完了，就拿来给我看，并带着某内史的来信。他说实在不好意思，只得把这些不痛不痒的话搪塞罢了。我当时觉得这样对付法子，实在不妥当，以为总是不做为妙。……那几天，是他一生中最不幸的境遇，又算是他人格争死活的最后一关”，倘若黄远庸真的是对袁世凯竖起了降旗，“那么我们今日也再不必提黄远庸三个字了”。[19]

民初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忧危丛脞，以政争和党争尤烈。黄远庸噩耗传来，友人悲从中来，太息满襟，江苏省咨议局议员、资政院议员孟昭常（字庸生）长恸不已，作《哭黄远庸四首》，有“何处青山遂埋骨，当年华屋可招魂。人间未许留英物，海外徒闻叱帝阍。长说有才皆欲杀，如君那复得生存”之句，词意真切，字字沉痛，以寄哀愤。友人这样评价黄远庸：以新闻为志业，远非无聊政客，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天天在这个大舞台包厢听戏的人。他是预备做戏评，所以来听戏的。他自己没有唱戏，却极希望改良戏剧的一个热心家。可怜把他混在没明不白的黑幕里边毁了，今日应该有人知道远庸死的可惜……”[20]

1919年，林志钧为纪念亡友，搜集其生前在上海《申报》、《少年中国周刊》、《庸言报》、《国民公报》、《东方杂志》等所刊之论说、时评、杂著等，近五十万言，辑成《远生遗著》，梁启超题签，凡四册，交上海商务印书馆于次年出版，“实为研究民初政史之绝好参考资料”。黄远庸死于非命，包括宋教仁、汤化龙先后被暗杀，“实贻国家以不可规复之损失”（梁启超语），突显民初中国现实政治的“杌陧不宁”，正如史家沈云龙所言，“袁氏固自食其果，身死名裂，而国民、进步两党亦两败俱伤，遂致酿成南北大小军阀累年混战不休，越三十余载之久……”如此结局，未必无人料到，[21]只是在“共和”下，各有拥戴，党见忌人，盲从鼓吹，互不相让，“他们若不要国家，我们就不要法律”，[22]这是黄远庸在《三日观天记》中记下的一段话，他的死，也正应了这句！

注释

[1] 孙文与胡汉民的谈话，《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一版，第一卷，第585页。

[2]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版，第三集，第378页。

[3] 1913年4月23日袁世凯为宋案复黄兴电，参见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页。

[4] 参见中华文史丛书之三十八，王有立主编《黄远生遗著》，台湾华文书局，1938年铅印本影印，林志钧序，第2页。

[5] 黄远庸《袁总统此后巡回之路径》一文，原载1913年11月26日《少年中国》周刊，王有立主编《黄远生遗著》，第32页。

[6] 黄远庸《忏悔录》，原载1915年11月10日《东方周刊》，参见王有立主编《黄远生遗著》，第100页。

[7] 沈云龙《黄远庸其人其言》，台湾《传记文学》1975年第27卷第1期，第61页。

[8] 梁漱溟著《忆旧谈往录》，金城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第85页。

[9] 沈云龙《黄远庸其人其言》，第64页。

[10] 黄远庸《政局之险恶》，原载1913年2月4日《少年中国周刊》，王有立主编《黄远生遗著》，第49页。

[11] 参见沈云龙《黄远庸其人其言》，第64页。

[12] 黄远庸《不党之言》，原载1912年12月19日《少年中国周刊》，王有立主编《黄远生遗著》，第16—17页。

[13] 黄远庸《少年中国之自白》，原载1912年12月12《少年中国周刊》，王有立主编《黄远生遗著》，第10—12页。

[14] 黄远庸《政局之险恶》，原载于1913年2月4日《少年中国周刊》，王有立主编《黄远生遗著》，第51页。

[15]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三集，第378页。

[16] 梁漱溟著《忆旧谈往录》，第87页。

[17] 参见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黄远庸》，台湾《传记文学》1983年第41卷第1期，第142页。

[18] 梁漱溟著《忆旧谈往录》，第88页。

[19] 王有立主编《黄远生遗著》，林志钧序，第2—3页。

[20] 王有立主编《黄远生遗著》，林志钧序，第7页。

[21] 章太炎尝言：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章炳麟为请大总统便宜行事致黎元洪电》（1912年7月），参见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71页。

[22] 黄远庸《三日观天记》，原载1912年8月1日《时报》，王有立主编《黄远生遗著》，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