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汤化龙何至于被刺杀(1)

1915年（民国四年），年仅三十二岁的名记者黄远庸被革命党人狙杀于美国旧金山都坂街上海楼菜馆；三年之后，一度做过民国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院长、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的汤化龙（字济武）被革命党人刺杀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唐人街途中，一时间，海内外舆论大哗。

在国民党美洲支部革命党人看来，包括刺杀黄远庸在内，“皆在诛锄袁世凯之走狗，以卫共和，而彰天道，其爱国精神，殊堪敬佩”[1]。但问题在于：汤化龙究竟是不是“袁世凯之走狗”？有何证据？即便是的，何至于要遭到这般残忍的政治暗杀？无论如何，刺杀之手段，难掩其中血腥，实有悖于政党竞争的原则，正如曾琦（慕韩）同年9月4日日记中所言：“……汤济武氏于美洲被刺身死，不禁深为太息。盖汤之为人，固有不足取者，然要是吾国之新人物，贤于旧官僚远甚，且政党竞争，自有其轨道，出以暗杀，殊非所宜，吾于是叹党祸之日烈矣”。[2]

一、被推为湖北省咨议局议长、身与立宪运动

汤化龙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即民前三十八年，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光绪三十年（1904），应山西学政宝熙聘，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旋成进士，授刑部主事。“见世变益亟，朝局至不可问，发愤谓：‘政治不革新，国亡不可救；而欲救国，必更博求新知，止旧学不周于用’”[3]，乃由北京进士馆选为官费生，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就读，受业于梅谦次郎。1908年学成返国，任民政部主事，喜治刑法之学。归国前，与湖北籍留日学生相约设立“湖北教育会”，此被认为是汤化龙“合群谋国之发轫”。宣统元年（1909），设立各省咨议局（即临时省议会），“鄂都陈夔龙以荐者言，奏调化龙还鄂，筹备自治事宜”[4]，汤化龙被选为湖北咨议局议员，初任副议长，后为议长，时三十五岁。

筹办咨议局（各省督抚办）为清政府1908年宣布九年预备立宪筹备时间表中的一项内容，即当年筹办，次年选举。1907年10月，清廷曾下谕对咨议局人选作出明确规定：慎选公正明达官绅创办其事，即由各属及格绅民公举贤能作为该局议员，断不使品行悖谬和武断之人滥厕其间。[5]从客观上讲，各省咨议局之设立，不仅使立宪派人士获得参政、议政的场所，又有了共同行动的机会，全国二十一个咨议局选出一千六百四十三位议员（不包括部分咨议局选出的候补议员五十八人），“这些议员，大多数都是立宪派或与立宪派有联系的人”[6]，其中湖北汤化龙、江苏张謇、山西梁善济、四川蒲殿俊、福建刘崇佑等立宪派中坚人物，分别被推为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这些新旧参半的政治人物，一般具有传统士绅功名背景，无论学识、才德、清望等，皆为舆论所推重。

此时清政府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既有来自革命党人武装起事的压力，他们始终坚持以武力“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孙文语），或谓“不革命决不能立宪”（汪兆铭语）；同时又要面对自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以来不断请愿、要求速开国会、进行立宪的高涨呼声。[7]清廷也开始逐渐意识到“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载泽语）这一问题的迫切性，疆臣中如湖广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端方、河南巡抚林绍年、四川总督赵尔巽等“皆以请开国会为言”，只是慈禧死后的“皇族内阁”令立宪派人士大失所望。

1910年4月，“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成立，直隶咨议局议长孙洪伊为会长，汤化龙为湖北省支会书记。为进一步推动国会请愿，汤化龙与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人共同发起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任会长，各省咨议局议长中参加者有湖南的谭延闿、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的蒲殿俊、福建的刘崇佑等人，“汤与彼等相聚京师，纵谈大计，并到处演说、运动，冀有所成”[8]，汤化龙在成立宣言中谓：

一俟联合会汇集北京，朝野上下均视为我国政党之嚆矢。虽然联合会尚无政党之实，但东西各国政党在国会发表政见，而联合会则讨论向资政院提出所有议案，因此具有同一性质。[9]

咨议局联合会议决速开国会案以及修改咨议局规章、教育案等，均经资政院赞同并获得通过，联合会一跃而为当时要求立宪之有力团体。[10]迫于形势愈发紧张，清廷下诏缩短筹备立宪年限，定于1913年召集国会，不少朝野人士仍觉其长，尤其是汤化龙、谭延闿、蒲殿俊等人，坚持翌年即召开国会，并滞留北京，再筹请愿，以图君民共治的理想。[11]未料，清廷因此而震怒，令各省代表出京还里。代表们在失望之余，相约《国民公报》社，密议返省之后，即向各咨议局通报“清廷政治绝望”，不排除革命的可能性，[12]“……化龙自京返鄂，鼓吹国会事益力，舆论既激昂，复时发电与各省相呼应”（沈云龙语）。

1911年4月，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十九条，并组成“皇族内阁”，所任国务大臣十三人中，满人七席，汉人四席，蒙古一席，汉军旗一席，而皇族又占其五，世称亲贵内阁，士民一片哗然。此被认为是清廷的排汉政策，违反君主立宪之公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集议弹劾之，要求另组内阁，汤化龙与副议长张国溶被推为湖北省军商学界代表北上，从汉口出发，“送行者达万人，先生演说至愤激，誓不获所求不止”[13]，可见当时在湖北各界中的影响力。

二、武昌起义出任民政总长，从立宪转向革命

一般认为，“汤化龙为旧官僚和旧绅士的代表”（张玉法语），在思想上与康、梁等人相一致，并不赞成革命，相信君主立宪才是“救国之道”。也就是说，在不动摇社会稳定性的前提下，有心起而改革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突然发生，且不论成因和结果，此次起义在事实上十分仓促，初无全算，“革军既起，尚未得一首领，众议以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黎元洪当之”。黎初不应，理由为民意所向系在咨议局，应由议长汤化龙出面组织军政府。众人奔至咨议局，“问汤议长安在？先生是夜适家宿，不在此，众则大哗，曰：今事机危如一发，若议长又不出系众心，将不堪问。正惶遽中，先生自家至，众惊喜，欲即以都督相推”[14]。从各种史料记载看，汤化龙对此有一回答，版本庶几相同，足以采信。汤氏当时这样说：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但是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况瑞澂自遁走后，必有电报到京，清廷闻信，必派兵来鄂，与我们为难。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15]

我们可将此言视作汤化龙从立宪至革命的一个转变，但有一点不容忽略，汤化龙本就是立宪派中的一个激进人物，由于激进者自身之特质，在社会动荡时刻，最易出现态度和立场上的反复或变化。此刻置于时代激荡中的汤化龙即是如此，看起来，好像无更多的选择，但终归表现出来的是对清廷置改革于踟蹰、延宕之中的一种强烈不满。尤其当国会请愿代表团被迫解散，汤化龙本人的思想也在悄然发生动摇，开始倾向革命。武昌起事突然而至，正好应合他本人在北京与四川蒲殿俊等人曾经密议的计划：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

军政两长人选既定，黎氏以湖北军政府都督名义，发安民布告及独立檄文，并约汤化龙同署。汤化龙则通电各省咨议局，促求响应。电文云：

清廷无道，自召灭亡，化龙知祸至之无日，曾联合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国民意，吁请立宪，乃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华神明之裔，岂能与之偕亡，楚虽三户，誓必亡秦，非曰复仇，实求自救。武昌义旗一举，军民振臂一呼，满酋瑞澂，仓皇宵遁，长江重镇，日月重光。立乾坤缔造之丕基，待举国同心之响应，特此通电告慰，望即不俟剑履，奋起挥戈，还我神州，可不血刃。……一发千钧，时机不再，伫候佳音，无任激切。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暨全体同人叩。[16]

正如汤化龙所料想的那样，武昌起事，清廷必欲反扑。清廷下旨军咨处（参谋本部）与陆军部，派陆军大臣昌率兵三万南下，督师赴鄂，又令黎元洪的老师海军提督萨镇冰率兵舰、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率水师赴援；10月14日，清廷重新起用隐于彰德（今安阳）的袁世凯，任命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任命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均“督办剿抚事宜”。袁氏初以足疾辞，继因遂其以北洋旧部为统兵大员之愿，始允就职。11月10日，袁世凯至孝感，即派蔡廷干、刘承恩二人至武昌，作初步议和之试探，并称：若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可息战。汤化龙没有接受，代表军政府对使者说：此次武昌首义，并非专行种族革命，实为政治革命。我中华民族据有二十二行省，内有汉满蒙回藏五大族，求五族平等，所以必须改建五族共和。处现在二十世纪时代，君主国逐渐减少，民主国日益增多，如能按照共和制度，实事求是，则“满清”永久立于优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较之君主时代之危险，至有世世子孙莫生帝王家之惨，胜百倍矣。我想清廷真有觉悟，顺应潮流，必以吾言为然。请蔡、刘二君转达项城，不必固执也……[17]汤氏确已放弃君主立宪之主张，认同共和政体，此种转变，实为形势之煎迫。

不过，汤化龙在湖北军政府中的地位很快发生变化。军政府组织系统确立之后，仍为军政、政事两大部门，军政部内设军令、参谋、军务三部，政事部下设外交、内务、财政、司法、交通、文书、编制等七局，汤化龙任政事部长。未及旬日，复修改条例，政事部被突然取消，文书局归军政府秘书处，其余各局一律正名为“部”，直隶于都督之下，“而化龙仅领编制部长，事权削减，位同闲散，无复初起义时之重要矣”（沈云龙语）。之所以如此，其中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革命党人对汤化龙已不予信任。汤氏主持政事部，差不多所用之人均为立宪派（张国溶、夏寿康、胡瑞霖、刘赓藻、石山岩、沈维周等）。最初“在军政府方面，亦有民政部之组织。事出两歧，显难并存。化龙乃请取消民政部而存政事部，而政事部人选，革命军干部原无一人，遂激起一部分人之反感，谓其曾主张君宪，固与革命主义不相容”。[18]当时湖北的革命力量，原以共进会、文学社和当地新军为主干，革命初起时，胜败殊难预料，需网罗各方力量，共赴其事。汤化龙以立宪派首要而受到重用，包括黄兴以同盟会领袖身份出任总司令一职，皆为形势使然，但不过是暂时的合作而已。及至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因内部意见不统一而辞职，东下至沪。遭遇革命党人冷落的汤化龙与一些立宪派人士随之也到了上海，准确地说，是不辞而别。

三、民初政党分分合合，国会遭解散出任教长

汤化龙之所以离开湖北，应当说是受到当地革命党人不信任和排挤所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黄兴荐汤化龙为陆军部秘书长，“武昌方面曾有以‘起义者’联名致电反对”，可见湖北军政府内部纷争已然公开化。就此事而言，还存有另一个说法：汤氏在向全国各省咨议局通电请求响应首义之后不久，曾私下复电清廷，表示自己“不甘心附逆”。此事被革命党人察觉，据此认为汤是一个阴险的两面派人物，表面上拥护革命，暗中阴谋推翻革命政权。汤氏闻此风言，自觉不安，才离开了湖北。

这件事的真伪，当时无人加以辨析，致使流传很多年，让人将信将疑。直至若干年后，大陆历史学家杨天石经反复考证与分析，所谓“汤化龙密电”一案，实际上并不存在，不过是“以讹传讹”，其中既有某些“真实”成分，又有若干主观猜测和想象。[19]所谓“真实”部分，应当是指在此期间，时任清廷陆军部军制司步兵科长兼代司长蒋作宾自北京来，“或有疑其来意者，化龙独往迎之，并及化龙，化龙益感不安”[20]。汤化龙“密电清廷”一事，见诸文字记载较晚，然在当时，不久即有传开。对于革命党来说，这不会是一件小事。七年之后，汤化龙在海外遭革命党人刺杀，是否受此流言之害未可知也！但革命党人已不信任汤化龙，乃至憎恨报复，是不争的事实，汤氏最终死在他们的手上。

不管汤化龙为何要离开湖北，他的政治生命并未因此而立即结束；相反，迎接他的却是另一个更大的政治舞台，“此后他在政坛上的角色是全国性的，而非地方性的”（张玉法语），历史就是这样的吊诡，注定要给汤化龙的一生以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