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乡村童年(6)
哈利斯牧师以铁手腕和一贯公平的理念经营着克拉基伯雷学院。克拉基伯雷学院与其说是一个教师培训学院，倒不如说是一所军事院校，即使是最小的过错也会立即受到惩处。在大会上，哈利斯总是面带冷峻的表情，不会有任何轻率的表现。当他走进某个房间时，全部职员，包括培训部和中学的白人校长、工业学院的黑人校长都要起立。在学生中，他与其说是受人爱戴倒不如说让人惧怕，但在花园里我所见到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哈利斯牧师。在他的花园里劳动有两个好处：一种对收拾花园和种植蔬菜的终身热爱在我身上深深地扎了根，也有助于我去了解这位牧师和他的家人。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与之如此亲近的第一个白人家庭。于是，我发现哈利斯牧师有两副面孔，一是公共面孔，另一个是私下的态度。两者有很大的差别。
在这位牧师的严厉面孔的背后，是一颗友善、宽宏的心。他由衷地相信教育年轻非洲人的重要性。我常常发现他在花园里陷入沉思。我不打搅他，很少与他讲话。但是，作为一位无私地献身于慈善事业的好人，他是我学习的榜样。
与他的沉默寡言相反，他夫人却十分健谈。她是一位可爱的女士，经常到花园里来同我闲聊。我再也记不起她讲了些什么，但是我仍然能回味起许多下午她送给我吃的香喷喷的面饼。
在慢慢的、平淡的学习生活开始之后，我努力学好一切功课，并加快学习速度，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拿到了通常需要三年才能拿到的初级文凭。我因此得到了一个记忆力强的好名声，但是，事实上我不过是勤奋而已。在我离开克拉基伯雷的时候，我与玛托娜失去了联系。
她是一个全日制的学生，她父母不想送她去进一步深造。她是一个特别聪明、特别有天赋的人，但她的潜力由于家庭出身而受到了限制。这种事情在南非特别典型，不是能力限制了我们的人民，而是我们的人民没有机会。
在克拉基伯雷的这段时间里，我的视野变得更开阔了。但是，到我离开那里的时候，我还不能说我已经是一位心胸开阔、没有偏见的年轻人。我遇见了来自特兰斯凯各地的学生，也遇见过一些来自约翰内斯堡和巴苏陀兰的学生。正如当时大家了解莱索托一样，他们中有的很老练、很大气，相比之下我感到自己有点乡土气。尽管我想赶超他们，但是，我从来没有认为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有可能与他们匹敌。我不羡慕他们，甚至在我离开克拉基伯雷的时候，我打心眼里认为我仍然是一个泰姆布人。我怎么想就怎么做，并为此感到自豪。我的根就是我的命运，正如我的监护人所要求的那样，我认为自己将会成为泰姆布国王的参事。
我的视野没有超越泰姆布国土，我认为做一个泰姆布人是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事情。
6…
1937年，我19岁。我同佳士提斯一起在希尔德顿博福特堡的魏斯勒阳学院学习。这里距离乌姆塔塔大约175英里，位于乌姆塔塔的西南方。在19世纪，博福特堡是所谓“边境战争”期间的英国前哨之一。在这期间，白人定居者一步一步地侵占，使各个科萨部落逐步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在一个多世纪的冲突中，许多科萨战士因勇猛顽强而著名，例如马克汉达、山迪勒和穆考玛。其中后两人被英国当局投进了罗本岛监狱，并在狱中牺牲了生命。当我到达希尔德顿的时候，上个世纪的战争遗迹已经所剩无几。主要遗迹是博福特堡：过去只有科萨人在那里生活和耕种，而此时却成了一座白人城镇。希尔德顿坐落在一条曲折迂回的道路的末端，周围是翠绿的群山。它远比克拉基伯雷美丽，当时是赤道南最大的非洲院校，有1000多名男女学生在那里学习。殖民地式的建筑物上覆盖着常青藤，校园内树荫幽幽，给人一种特别宜人的感觉，是名副其实的校园绿洲。和克拉基伯雷一样，希尔德顿也是一所卫理公会教会学校，它提供英国基督教和智力开发式教育。
希尔德顿学院的院长是阿瑟·威灵顿博士，他是一个胖大而拘谨的英国人。他声称，自己与威灵顿公爵有血缘关系。在开学典礼上，威灵顿博士走上主席台，用他那低沉的嗓音说：“我是伟大的贵族、议员、大将军威灵顿公爵的后代。他在滑铁卢打败了法国的拿破仑，从而拯救了欧洲文明，也拯救了你们。”此时，我们会热情地高呼。我们每个人都为威灵顿公爵的后代竟然不辞劳苦来教育像我们这样的土著人而充满感激之情。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每个人都立志做一个“黑色的英国人”，正如我们经常被这样不无嘲笑地称呼一样。他们教导我们，最好的思想是英国思想，最好的政府是英国政府，最好的人是英国人。
希尔德顿学院的生活是很严格的。第一遍钟声是早上6点，6点40分去餐厅吃早饭。
早饭是干面包加热糖水。餐厅的墙上有英王乔治六世的画像。买得起黄油的可以在伙房里购买，而我吃的是干面包片。上午8点，我们在宿舍外的院子里集合，站在那里等候女生们从女生宿舍走出来。我们在教室里一直学到12点45分，然后去吃午饭。午饭有玉米面片、酸奶和大豆，很少有肉。午饭后我们一直学到下午5点，然后是一小时的做操时间，做完操后再接着学习，从晚上7点学到9点。晚上9点30分熄灯。
希尔德顿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也有来自巴苏陀兰和斯威士兰地区的学生。尽管多数是科萨部落的学生，但也有来自其他部落的学生。放学后或周末，来自同一部落的学生会聚集在一起，甚至不同的科萨部落如阿马木旁多等部落的学生也会被相互吸引在一起。我也坚持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在希尔德顿结交了第一个讲索托语的朋友。他叫扎查里亚·莫莱泰。我认为，有一个非科萨部落的朋友是勇敢的表现。
我们的动物学教师名叫弗兰克·勒本特莱勒。他也是一个莱索托人，学生们都很熟悉他。
他长得很帅气，并且平易近人，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因此，在学生中很有人缘。他甚至参加了学院里的第一支足球队，并且成了一个球星。最让我们惊奇的是，他与来自乌姆塔塔的一个科萨女孩结了婚。当时，不同的部落之间通婚是很少见的。在此之前，我从没认识过与同部落之外的人结婚的人。我们一直接受禁止这种婚姻的教育。但是，看到弗兰克和他的夫人，我们这种狭隘意识开始动摇，并渴望冲破仍然束缚着我们的部落主义，我也开始觉察到我作为一个非洲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泰姆布或科萨人的身份。不过这仍然是一种初步的认识。
我们的宿舍里有40张床，一边20张，中间是过道。我们的课外教师是性格开朗的S.S.
莫基提弥牧师。后来，他成了南非卫理公会的第一个非洲主教。莫基提弥也是一位莱索托人。
作为一位现代的、有觉悟并理解我们苦楚的人，他在学生中很受敬仰。莫基提弥牧师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敢于顶撞威灵顿博士。一天晚上，两个班级长在学院的主干道上发生了口角。班级长的责任是防止学生之间发生口角，而不是挑动学生争吵。莫基提弥牧师被叫来做调解工作。威灵顿博士从城里回来，忽然出现在发生口角的人群中。他的出现使我们大为震惊，就好像是上帝下凡来解决我们人间的凡事一样。
威灵顿博士自视甚高，想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莫基提弥的头顶只能够到威灵顿的肩膀，他说：“威灵顿博士，事情已经解决了，我明天向你报告。”威灵顿博士没有因此而罢休，他不高兴地说：“不行，我现在就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莫基提弥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威灵顿博士，我是课外教师，我已经告诉你了，我明天向你报告。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们都吓得目瞪口呆。我们从来没看到有人特别是黑人敢于顶撞威灵顿博士。我们等待着事态的发展。但是，威灵顿博士仅仅说了声“那好”，然后就走了。当时，我认识到，威灵顿博士并不是上帝，莫基提弥也不是卑躬屈膝之辈，黑人没有必要主动地屈从于白人，不管白人的地位有多高。
莫基提弥牧师试图把改革引入学院。我们都支持他为改善学生的生活和待遇所作的努力，包括他提出的关于学生有责任自己管理自己的建议。但是，有一件事让我们担心，特别是我们这些来自乡下的学生——莫基提弥提出了一项建议，让男女学生礼拜天一起在餐厅里吃午饭。我对此感到十分不快，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仍然不习惯使用刀子和叉子，不想在眼睛尖尖的女生面前丢人现眼。但是，莫基提弥带头组织大家这样吃午饭，于是，我只好每个礼拜天中午饿着肚子扫兴地离开餐厅。
但是，我很喜欢在操场上参加体育活动。希尔德顿学院的体育运动水平比克拉基伯雷寄宿学校好得多。在第一年中，我的体育水平还不能参加正式比赛。但是，到了第二年，我的朋友劳吉·恩扎迈拉鼓励我从事一种新的体育运动：长跑。他是希尔德顿学院的长跑冠军。
我是个瘦高个，劳吉·恩扎迈拉说瘦高个是长跑运动员的理想身材。在他的指点下，我开始练长跑。我喜欢长跑运动的训练方法和独立性，可以让我逃离学校生活的喧嚣。同时，我还参加了一项似乎不适合我的运动——拳击。我训练刻苦，一年后体重增加了好几磅，并且开始参加拳击赛。
在希尔德顿学院学习的第二年，我被莫基提弥牧师和威灵顿博士任命为班级长。班级长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新任命的班级长要干其他班级长最不愿意干的工作。开始，在下午劳动的时间里，我负责领着一伙学生擦窗子，每天清洁一幢建筑物。
我很快得到了提升，我的职责变成了值夜班。在值夜班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但是，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道德方面的疑惑。这个疑惑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们的宿舍里没有厕所，但在宿舍的后面大约100英尺处有一个厕所。晚上下雨的时候，学生们半夜醒来，不愿意穿过杂草丛生的泥泞小路到外面的厕所里去解手，而是站在阳台上直接把尿撒在灌木丛中。当然，这种行为是学校明令禁止的。班级长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干坏事”的学生记录下来。
一天夜里，我正在值班，外面下着大雨，因此我抓住了好多从阳台上撒尿的学生，可能有15位之多。天快亮的时候，我又看见一个学生从宿舍里走出来，他左右望了望，然后就站在阳台的一端往外撒尿。我朝着他走过去，告诉他他被抓了。当他转身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是一位班级长。这让我犯了难。在法律上有这么一句话：“谁来管管理别人的人？”如果班级长不遵守规章制度，怎么指望让学生们去遵守？事实上是班级长凌驾于规章制度之上，因为，他们就相当于规章制度，一个班级长不会去告发另一个班级长。但是，我认为不告发那位班级长，只把别的学生记下来是不公平的。于是，我干脆把记下的名单撕掉，一个也没有报告。
在最后一年中，发生了一件事情，这对我来说就像是一颗彗星从天空划过一样。快到年底的时候有人通知我们，伟大的科萨诗人库鲁尼·木卡伊要来这所学院参观。木卡伊实际上是一个赞美歌手、历史讲解员，他用诗歌赞美当代的大事和历史。这对他的人民具有特殊的意义。
学院为他的到来专门放了一天假。在指定的那个上午，学院里的全体人员，包括黑人和白人教职员工，都集中在餐厅里。这里也是我们举行全院大会的地方。餐厅里的一头有个台子，从这里经过一道门就可以直接走到威灵顿博士的房子里。门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我们把它看作威灵顿博士的象征，因为除了威灵顿博士本人，谁也没有走过这道门。
忽然，这道门开了，走出来的不是威灵顿博士，而是一个身着民族豹皮服装、头戴豹皮帽子、手握木柄标枪的人。威灵顿博士一会儿也跟了出来。但看到穿部落服装的黑人从那道门通过，我身上就像触了电一样。这对我们的冲击是很难说清的。宇宙似乎被翻了个个儿。
当木卡伊紧挨着威灵顿博士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时候，我几乎无法控制我的兴奋之情。
但是，当木卡伊站起来讲话的时候，坦白地说我感觉很失望。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早就形成了一种形象。根据我的想象，像木卡伊这样的科萨民族英雄，应该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脸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但是，他实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除了服装外，似乎完全与普通人一样。当他用科萨语讲话时，他的语速很慢，时讲时停，常常停下来搜寻适当的词汇。
当找到适当的词汇时，他又一遍一遍地加以重复。
当讲到一个重要问题时，他会举起他的标枪以示强调。不巧的是，标枪一下子戳在了他头顶上方悬挂台幕的金属丝上，造成了一阵哗啦哗啦的响声，悬在上面的台幕也在不住地摆动。诗人看了看他的标枪尖，又向上看了看那根金属丝，然后陷入了深思，并在主席台上来回走动。几分钟后，他停住了脚步，面对着我们又来了精神。他为刚才的偶然事件而感叹。
“标枪戳金属丝象征非洲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冲突。”他提高了嗓门说，“标枪代表非洲历史上的英雄和真理，它是非洲人作为战士的标志，也是非洲人作为艺术家的标志。这根金属丝，”他指着上面说，“是西方制造的标志，它包含着技术，但却冷冰冰的，聪明而没有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