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缩差距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也相应出现市场失灵现象，造成社会的负外在性。反映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说明我国贫富差距依然悬殊。实现社会公平是国人的期待，虽然收入的公平不是绝对的，但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中国经济便会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时间拖久还会导致民心背离甚至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
上一章谈了以促消费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这一章谈市场失灵如何导致社会的负外在性，特别是大家热盼的实现社会公平和缩小收入差距的途径。
如果要问幸福究竟是什么？大家基于各自的生活经验，答案必然大相径庭。但是对百姓来说，“生活本身的目的就是获得幸福，追求幸福让众生殊途同归”，犹太小姑娘安妮弗兰克道出我们所有人的心声。发展中国经济，实现社会公平，就是为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改革开放这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从普遍贫穷到一部分人开始富裕、多数家庭过上小康生活的每一步细微的变化。
现在一般的家庭能拿出钱供孩子读书学习，请亲友上餐馆吃饭，全家出门度假旅游，享受从前根本不敢想象的所谓“高档消费”，可以说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想问大家的是，你现在感觉特幸福吗？你看天还蓝吗？空气新鲜吗？吃得放心吗？喝的干净吗？还敢下河游泳吗？你家收入增加这么多，生活改善这么快，而你满眼焦虑，心中还有那么多快乐吗？
从经济学角度讲，凡让你感到不快的地方就是市场失灵作怪。市场经济创造出巨大财富，让我们增收过更好的生活，政府有钱去办更多的事情，大大加快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但它也给我们留下一大堆问题。市场机制确实能提高经济效益，但并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在很多地方它会失灵，负外在性过多就是典型表现。
市场失灵其实是社会功能缺失的一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很普遍，只要有市场就必然会有缺失，政府的经济职能就是去克服它的弊端。
市场失灵导致的负外在性
什么是外在性？举个例子，有人整天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大家就得吸他的“二手烟”。如果哪天谁查出患了肺癌，他出得起医药费吗？万一病人撒手人寰，一家大小他养得起吗？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7亿人吸“二手烟”。再比如，很多人开着大排量运动型多用途（SUV）汽车污染空气，有些无良企业甚至偷埋暗管向河湖大量排污，他被抓住罚款直至判刑，这样就能补偿别人的损失和治理污染的社会代价吗？再比如，某人写本好书，除了版税，哪怕里面的语句成了名言，他能向在手机上转发段子的读者挨个去收费吗？
简单来讲，一件事情的后果与肇事者没有直接关系，他做了坏事没受到足够惩罚，做了好事也没得到充分奖励，所付出的代价与取得的收益严重不对等，甚至是零和一的关系，这就是经济中的外在性，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的。做好事是正外在性，做坏事是负外在性，两者都是市场失灵的表现。
再谈到吃。当你坐在餐桌前，当你走在商品琳琅满目的超市里，看见那些五颜六色的食品，你底气足吗？你可能会问：这食品安全吗？里面有害吗？过去食物匮乏，直到20世纪80年代，“胃亏肉”还是常见病、多发病，大家牙口好“吃嘛嘛香”，连骨头都给嚼成碎渣。在北方，熟人见面打招呼就问，“吃了没？”现在大家一看吃的心里先犯嘀咕：这东西靠谱吗？别吃出毛病来吧？火腿肠里有瘦肉精吗？奶粉三聚氰胺超标吗？服药不会中毒吧？输液、动手术不会被传染吧？这些疑团天天困扰着我们，空气脏了，饮水污了，食品坏了……种种恶果现在都发生了。
有一次和一位差不多年龄的朋友聊天，他说：“我现在特想回到20世纪80年代。”我问：“为什么？”他说：“20世纪80年代天是蓝的，水是清的，吃得放心。现在你能让天变蓝吗？你能呼吸新鲜空气吗？你敢下河游泳吗？你能放心喝自来水吗？你能保证吃下食品都安全吗？如果说这三个方面，我只想回到20世纪80年代。”我回答说：“你回不去了，谁也回不去。”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市场失灵的表现，是负外在性太多造成的问题。而负外在性是找不到具体人埋单的，靠市场上分散的个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市场经济只解决效率问题，解决不了负外在性问题。一个人昧着良心干事还能逍遥法外，有时真拿他没办法，因为无法可依或执法不严，或是钻了制度的空子，没有人给他定罪。在法治成熟的国家，谁敢做不安全的食品？一旦媒体曝了光再被人起诉，他家可就“摊上大事了”，非赔个底掉儿、罚得倾家荡产不可，搞不好还要去坐牢。前几年英国石油公司（BP）因墨西哥湾漏油事件遭受重罚，至今都缓不过气来。
大家会问，为什么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问题多少年都解决不了，不洁净的水我们还要喝到哪一天？只要钱够多，吃的食物可以从外国买，喝的水也可以从外国买，但你能每天坐船出远海去吸新鲜空气吗？要不就像潜水员那样白天出去背个氧气瓶，晚上睡觉也不摘面罩，那家里不成病房了？在毒霾面前，中国真的实现人人平等、有难同当了，无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你是高官还是百姓，活着总要喘气吧？见到清华大学的校训被人篡改成“厚德载雾，自强不吸”时还有一丝苦笑，再看杜甫诗句变身“国在山河破”，真有想哭一场的压抑。
100年前英国是世界工厂，伦敦被煤烟熏成“雾都”；50年前日本成为世界工厂，重金属污染造成的“水俣病”全球闻名，东京横滨一带的重工业区几乎是“毒瓦斯”的天下。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新华社《参考消息》上转载过一张外电照片：一对衣装入时的年轻人牵手逛街，每人戴一套防化兵的面具。直到现在都无法想象隔着小玻璃窗守望“猪鼻拱”的奇妙感觉——情人眼里还能出西施吗？30年前是韩国，20年前是中国，最近几年墨西哥、印度也加入进来。身为世界工厂，就无法不为全球人民承担这种负的经济外在性：产品运出国外，垃圾留给自己，日后治疗疾病和清理污染所付出的代价将成百倍超过出口换汇。
据统计，2013年1月份北京有25天陷在雾霾之中，很多人出门一天回来咳嗽一个星期，“京咳”一度成为流行词。大小口罩卖到断货，亲友见面奉上一只能换滤芯的防PM2.5专用口罩，简直是雪中送炭。这样的雾霾天从南到北几乎笼罩了整个中国东部平原，能见度太差时高速公路时常要封闭。著名呼吸疾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钟南山院士明确提出警告：雾霾将导致肺癌发病率上升。
这一切是如何造成的？是市场经济之过，还是政府管理之失，抑或国民“道德血液”不足？市场失灵这么严重，该由谁来负责？请问读者，你希望是继续过今天这样的生活，还是想回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当然有些人会说，我们不希望回到从前，因为今天生活水平高。可是，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行吗？
遇到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和药品污染这些负外在性，多数都找不到具体肇事者埋单，好像大家全成了苦主。可大家同时也都是事主：你家做饭吧？开空调吧？洗澡冲厕所吧？倒垃圾吧？交通废气是不是也有你的一份贡献？真要解决这些问题，你说容易吗？
除此之外，市场失灵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让大家感触特别深的是我们的社会管理特别差。
年幼的时候住在胡同里，每天都有人主动出来打扫卫生。街道干净到什么程度呢？那时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天太热就把凉席拿到街上一铺，倒头便睡。现在还有几个人晚上敢在街上睡的？
北京虽然是中国的首都，号称“首善之区”，可是在城区有好多胡同你只要进去多拐几个弯，就跟农村的景致没啥两样了：环境卫生太差了。你在胡同里照张相，再到农村照张相，一般人肯定分不出哪儿是北京、哪儿是郊县。再到旅游景点一看，风光虽美，垃圾遍地，让人很不舒服。
市场失灵导致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市场失灵还表现在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一个社会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公共物品，仅靠民间的力量是无法满足的。我们需要国防吗？需要司法吗？需要治安吗？需要公交车吗？需要救济吗？这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就需要由国家或行政力量来提供。
公共物品的公共属性决定了人们在消费它的时候相互之间不存在竞争和排他关系。也就是说，你消费公共物品时不必另外付钱，因为有人为你先付了，但你要想不让别人消费也非常难。
比如，2008年北京承办奥运会要求净化空气，就让城里的建筑工地暂时停工，周边的工厂停产放假。天空果然变蓝了，空气质量也好了，北京市政府为此花了很多钱。可是你能因为外地和外国来宾没给北京市缴税，就把人家的嘴堵上不让喘气？空气属于公共资源，政府出资净化空气，就提供了公共物品，大家都能免费享用。道路通畅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如果政府无力出资修免费通行的路，它可以集资修收费通行的路，就是不能让大家出门无路。
在社会保障的提供方面，城市居民社会保险刚刚起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尚在试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还很有限，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政府一时没有那么大财力去还几十年积欠的历史旧账。
提供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责。我国的公共需求正处于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现行的政府运行模式与这一趋势不相适应，正在努力改进当中。社会发展具有公共物品、自然垄断和外部经济等特征，因而是市场无法有效提供的。要保持公共物品的普遍性和公平性，政府必须要依法介入。
减少贫富差距的必要性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科拉多基尼（Corrado Gini）于1912年提出的一个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比值，取值范围在零与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居民贫富差距越大。按照国际通行标准，0.4是公认警戒线，基尼系数在0.4以上就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增长迅速，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急剧扩大。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46，明显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从绝对水平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之大已经排在世界前列，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具有鲜明特色：一是收入差距扩张幅度过大、速度过快，仅用20年时间，便从一个平均主义最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极为悬殊、收入差距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国家；二是城乡收入差距太大，目前我国城市基尼系数为0.34，农村为0.37，各自的差距并不算大，但综合到一起却达到0.46，这说明城乡差距是中国基尼系数过大的最主要原因。
合理范围内的收入差距能够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就会丧失对要素所有者（特别是劳动力所有者）有效供给的强有力的激励。如果说在过去“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文化心理环境中，平均主义是相当一部分公众可以接受的，而在长期习惯于收入均等而反感收入差距的心理惯性的作用下，收入差距的扩大势必加重人们的不公平感，从而挫伤个人的劳动积极性。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悬殊和不透明的现状已经导致公众的普遍不满，成为制造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即使这种状况并不直接触发社会振荡，但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观认定很容易产生“无名业火”，引导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分蛋糕”而不是“做蛋糕”上。这种负面情绪会大大增加不同社会阶层与政府不合作甚至产生摩擦的可能性，无端耗费宝贵的行政和经济资源。
因此，无论是从推动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将贫富差距控制在公众可承受的范围之内，都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毕竟，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很难让人信服它是公平的社会。
社会发展不平衡是主因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止体现在个体之间，还体现在城乡、地域、行业等诸多方面。
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为23979元，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6977元。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与传统的“重工轻农”和“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选择是分不开的。近些年，正是农村市场化改革大大滞后于城市，才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城市内部差距和农村内部差距各成体系，形成相互背离的城乡二元体系。
从地域差异来说，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排行中，位于前三名的分别是上海、北京、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均突破3万元，比排在最后三位的青海、新疆和甘肃多出一倍多。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在制度创新和对外开放等诸多方面都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快，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发展模式还是发展速度都与东部地区产生了较大差距，两个区域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弱化，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的收入分配差距各成一体，形成差距过大的区域化二元体系。
行业间收入差距非常明显，也是大家最容易看到的。收入水平最高的行业，2007年以前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2007年以后是金融业，而农林牧副渔业一直都最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金融业属于服务行业，对于从业者的专业性要求更高，从业人员大体上都是高学历，因此能得到更高的补偿性工资，并且这些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农林牧副渔业对从业者学历要求不高，并且我国低端劳动力供给量很大，加上行业的低增加值，工资水平自然也低。以2011年的数据来说，金融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收入超过8万元，而农林牧副渔业从业人员的人均收入不足2万元。
但是，收入的行业差距的确存在着相当不合理成分。电信、电力、烟草、石油、石化等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向来为人所诟病。银行业更是受到严格的保护，凭政策坐吃利差，被讥为“躺着都挣钱”。
改革开放这30多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受益者，这是一个人们收入水平、生活品质稳步提高的过程。目前的收入差距是在我国市场化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重要转折时期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的阶段产生的，带有鲜明的经济和制度的阶段性特征。
产生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不是开启市场化改革，相反，却是改革的滞后，强大的行政力量一直主宰市场与民争利，却推卸自己本应尽到的职责。把竞争引入垄断部门和企业，就会稀释垄断收益，降低这些部门和企业员工的收入，有利于缩小全社会的收入差距。合理的市场化意味着剥夺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垄断，通过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能。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正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必要举措
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国人在积累越来越多财富的同时，为什么贫富悬殊现象愈演愈烈？而且是富人超富、穷人极贫呢？
缩小贫富差距是每个政府的难题，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弹。西欧、北欧国家在这方面有比较成熟的经验，人们形容其社会收入结构呈“橄榄形”分布：两头小、中间大，就是富人少、穷人也少，中间“鼓出来”的是心满意足的中产阶级，像一颗橄榄。而人们形容中国社会收入结构呈“哑铃形”分布：两头粗，就是富人财富多、穷人数量多，中间细的是惶恐不安的中产阶层，像个哑铃。这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机制确实存在严重问题。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政府必须制止收入分配不公，尽快缩小贫富差距，以减小两头、做大中间，让富人能发展，穷人有饭吃。
到了西方国家你会发现，人力才是最宝贵的资源，富人的日子过得不错，穷人也能活得有尊严，政府给低收入家庭很多补助。比如德国，为鼓励每个家庭多生孩子，生一个孩子政府提供奶粉钱，生两个孩子政府给更多的补助，等到生第三个孩子时政府就替你把房贷利息付了。再比如加拿大，你失业在家政府给你补助；孩子上小学、初中、高中，政府提供学费，医疗全民免费。因为人人平等，所以穷人也不用着急，孩子就是他们最大的财富，受完高等教育就能回报社会。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形成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橄榄形社会，首先是因为充分竞争的市场抹平了暴利行业，其次是健全的工会组织增强了劳动者的权力地位，最重要的是社会各方利益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执法透明，个人很难靠暗箱操作侵吞不属于自己的资产，获得不法收入。这样，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从起点上就比权力–资本垄断体制下的分配要相对公平。而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税收起到非常重要的“均贫富”杠杆作用，就是按照累进原则从富人身上课征高额所得税，很多人要缴纳毛收入的45%以上，少数富人的钞票确实敌不过众多穷人的选票。政府用税款提供公共物品，补贴低收入家庭，使社会进一步公平。西方社会还存在发达的民间公益组织，他们依靠个人或团体的自发捐助来扶危济困、拾遗补缺，也起到了国民收入三次分配的作用。
我国各地都在大力推进城镇化，“80后”和“90后”两代人最需要工作、最需要住房，他们要结婚，要抚养孩子，要赡养父母。如果政府在他们人生最困难的职业起步阶段不拉上一把，反而拿他们当用过就扔的苦力，放任他们失业、失婚、流浪，让他们租不起房、养不起家、生不起病、养不起儿，成为社会边缘人，而一有风吹草动，这些“要钱没有，要命倒有一条”的光棍群体最可能出大问题。所以，政府从现在开始就要未雨绸缪，务必把工作做到实处，不能让穷人因绝望去铤而走险。
政府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公正合理地运用税收杠杆，绝不让一部分人总能逍遥法外，尤其不可放过来路不明的巨额财产。对那些不断挑战公众“炫富”的人，先要依法清查他们“主动申报”的财产是否来源合法，是否照章纳税，如有触犯刑律情节，检察官就要提起公诉，让他们到法庭上面对公众讲清楚。只有法律才能根治这种怪病，而且成本特低，“公断”的疗效就是要比“私了”彻底，还不会复发。
政府也要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目标，加大向贫困地区输送公共物品的力度，逐步缩小地域差距。等全国人民都幸福了，中国才幸福。
政府更要放开市场，规范竞争，创造条件让每一个人和每一家中国新趋势企业都能公平参与，而且心情舒畅。我在给学生上课时经常会提这个问题：“你们是公平竞争的产物吗？”他们说：“是啊，我们是考进来的！”我又问：“没钱你们能上吗？”他们不作声了。你想，全国聪明人有的是，没钱能读工商管理硕士（MBA）吗？数十万元学费是每个家庭都掏得起的吗？这可不是政府出面就能摆平的。既然在起点上一时还做不到公平，要求过程透明总可以吧？尽量保证规则和竞赛的公平，让比赛更好看耐看，让场内场外心服口服，这是政府应该去做而且也能做到的。
缩小贫富悬殊、保证公平竞争是政府应该做的，但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何避免政府越位与缺位呢？请看下一章：转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