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界研究现状

数十年前，夏先生拟撰写《大晟乐府考》[4]一书，后因故未成。目前学界对大晟府及其乐词的研究，已取得较大的成绩。重要论文有李文郁《大晟府考略》，凌景埏《宋魏汉津与大晟府》，陈梦家《宋大晟编钟考述》，罗忼烈《周词新声鲜取大晟乐》，吴熊和《周邦彦琐考》，万依《宋代黄钟的改作及大晟黄钟的影响》，诸葛忆兵《周邦彦提举大晟府考》、《大晟词风和北宋末年世风》、《大晟乐辨三题》，龙建国《大晟府与大晟府词派》、《大晟府“讨论古音，审定古调”考论》、《大晟府创制新调考论》，施国锋《北宋大晟词人群论略》，彭国忠《大晟词派质疑》，［日］村越贵代美《周邦彦与大晟乐》，李幼平《见存大晟钟的考古学研究》、《北宋大晟律初探》，薛瑞生、孙虹《清真事迹新证》，［韩］沈淑庆《高丽与宋时期的宫廷乐舞艺术交流》，王小盾、刘玉珺《从〈高丽史·乐志〉“唐乐”看宋代音乐》，［美］Joseph S.Lam,Huizong's Dashengyue,a Musical Performance of Emperorship and Officialdom ，卫亚浩《大晟乐成功制作与北宋乐议》、《教坊与大晟府的关系考辨》，迟乃鹏《魏汉津及其雅乐乐律理论》，胡劲茵《北宋徽宗朝大晟乐制作与颁行考议》，［韩］郑花顺、徐海准《有关北宋徽宗代的正声与中声研究》，欧兰香《宋代词乐东传的踪迹》等；研究著作主要有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日］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龙建国《唐宋音乐管理与唐宋词发展研究》，［日］村越贵代美《北宋末之词与雅乐》等；学位论文则有朱君梅《大晟词研究》、彭锦坤《离与合：八百年周邦彦与大晟府及清真词与大晟乐关系研究史》、崔萌《大晟府对宋代音乐文化的影响》、王波《大晟府的音乐与文学》、胡劲茵《从大安到大晟：北宋乐制改革考论》等[5]，对大晟府及其乐词作了较为深入的考索，这都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进行专门化研究，应以李幼平《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为最早。该书对“大晟钟”作了精到的音乐学及考古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前贤仅依纸质文献推算的缺陷，填补了“大晟钟”音乐学及考古学研究的空白。

经过前贤的多方探讨，大晟府及其乐词研究已具备相当规模。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了新的发现，成果丰厚，令人惊喜。这说明，对大晟府及其乐词作全面梳理及综合研究的条件已经具备。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前贤的共同努力下，这一研究已有较深厚的基础，但目前看来，成果仍主要以单篇论文居多，或只以综合著作形式进行研究。有感于此，笔者在前贤的基础上，拟对大晟府及其乐词作全方位的考察，把它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系统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