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攀援在美学与诗学的道路上

张晶

时值岁暮，马上就要进入2015年了。岁月匆匆，不想自己已经满一个甲子了。回首自己走上学术道路30多年，七七八八写了不少文字，现在把它们收拾一下，又加以沙汰，选出较有代表性的东西按照内容编排这样几册文选。本拟请学界好友为序，友人说你自己作序，最能道出其中三昧。于是我便遵从其意，自己为这个《美学与诗学》的学术文选写篇“自序”。

一

之所以把这部文选名之为“美学与诗学”，是因为其中所选的内容都在美学和诗学的范畴之内。我从少年时便喜欢读诗写诗，当个“诗人”曾经是我的梦想。上大学时和同学组织诗社，编印《赤子心》诗刊，也曾是“朦胧诗”中的一员。我的同窗好友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邹进等，都是蜚声诗坛的杰出诗人，我们当时是以“言志诗社”的名义活跃在朦胧诗时代的诗坛的。本科时教我古代文学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老师，都是以诗学著称的著名学者，如张松如（公木）、郭石山、喻朝刚、赵西陆、王士博等先生，他们对中国古典诗词的透辟理解和精彩阐释，使我对中国诗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毕业前就考取了唐宋文学的研究生，研习的还是唐宋诗词。硕士论文选的是宋诗研究。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给学生讲授古代文学课也是以诗词为主。1995年我考取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批评史方向的博士生，师从著名文学批评史学者顾易生教授，也还是从事古代诗学批评研究。这30多年来，自己的研究工作，从最早（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的论文开始到今天，大都是在诗史和诗论范围内的。

对美学的兴趣也是从本科时便开始的。77级是在1978年的春天进入大学校门的。同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清算了“两个凡是”的僵化思想，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思想解放的劲风吹遍了中国大地。我们如饥似渴地吸吮各种思想理论的要义精华，尤其是对于来自于西方的美学哲学理论感到非常新鲜，饱读那些经典之外还经常自发组织研讨和讲演。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成了我们饭后和睡前经常争论的内容。那时中文系没有开美学课，但大家对美学的热情却如火如荼。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中文系一名古代文学专业的教师，却又秉承了几位导师如公木、喻朝刚、王士博等先生的理论优长，考虑学术选题基本上都是从理论的视点出发的。1984年到辽宁师范大学之后，收到全国第一次严羽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以诗学理论价值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我因为第一次收到全国学术会议的邀请，非常认真地准备参会论文，写出了《诗与禅：似与不似之间》的文章提交给会议，后来收进了《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中。为了这篇文章，我对美学和佛学都下了很大功夫，从而也成了我在这之后研究诗学理论的契机。1990年系里调我到文艺学教研室，因为文艺学是当时辽宁师范大学的重点学科，研究生导师都是年资很高的著名学者，下面缺少年轻教师，我欣然愿往，于是便成了文艺学的导师。专业方向是中国古代文论，而对美学的兴趣则成了专业研究的必要条件。从美学角度来透视中国古代文论，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新的感悟。在我的研究视域中，美学也许并不仅是作为一个学科，更多的是一种方法，是一种视角，乃至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吧。这部文选，是从这30多年的研究文字中筛选出来的，还有相当大的部分没选进来。书只选了4种，即《辽金元诗歌史论》、《辽金诗学思想研究》、《禅与唐宋诗学》和《神思：艺术的精灵》，其他还有多部没有入选。文章是只选学术研究的，其他方面如诗赋、散文等都不在其内。学术文章也尽量精选。尽管没有精确统计，这些年来发表的文字总共应有800万字左右，这里选入的约是300万字。很多内容上有交集的也就都割爱了。合著的诗史著作如《中国山水诗史》（凤凰出版社）、《中国诗学》（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国诗歌通史·辽金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诗人的传记《苏轼传》（吉林文史出版社），禅学方面的小册子《佛禅精神之光》（沈阳出版社），这些著述也没有进入编选的视野。

辽金元诗学研究，是我早些年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一个偶然契机，我开始接触金诗，觉得这是一个研究的“富矿”。当时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尚少，查检那时的研究索引，看到许多作家作品还是有待于“开垦”的，在整体上，也缺少史的框架。在我之前，辽诗的研究专家米治国先生、金诗的研究专家周惠泉先生已经发表了一些成果，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还是相当薄弱的环节。我从阅读辽金诗学文献开始，参照若干史学大家如邓广铭、陈述、漆侠、张博泉等先生的宋辽金史研究著述，感受到了辽金诗歌与宋诗的联系与独特之处。从民族文化和史的角度来探寻辽金诗的发展轨迹。那时没有电脑，复印既贵也不方便，于是便坐在辽宁省图书馆的线装库抄卡片。陆陆续续抄了好几年，抄写的卡片有几大袋子。我最早的辽金文学研究专著《辽金诗史》，就是从这些卡片中“建立”起来的。抄卡片解决的可不仅是资料问题，而是使我对辽金诗史、辽金文化等有了越来越深的理解与认识。辽金诗人的艺术个性，某个时期的诗坛走向，诗史的发展轨迹，都渐次在我的脑海中清晰起来。我先是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个案研究论文，如关于王庭筠、周昂、赵秉文、李纯甫、元好问、王若虚等诗人都有论文问世。同时，我又从民族学、文化学的角度来考察辽金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问题，从诗词作品的风格特征中发现其民族文化的基因，发表了如《论辽代契丹女诗人的创作成就及其民族文化成因》（《民族文学研究》1993年第4期）、《试论金代女真民族文化心理的变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论金代教育的儒学化倾向及其文化功能》（《教育研究》1994年第3期）、《金诗的北方文化特质及其发展轨迹》（《江海学刊》1991年第1期）、《金代女真与汉文化》（《中州学刊》1989年第3期）、《试论金代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与排拒》（《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2期）等从民族文化关系的视角来观照辽金诗歌的文章。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我对辽金诗歌不同阶段的风貌有了较为清晰的把握，也对不同的诗人群体或流派进行了研究，于是从文学史的发展角度来提出诗史的分期，如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论金诗的历史进程》（1993年第3期）。关于诗人群体和诗歌流派，我写出了《从李纯甫的诗学倾向看金代后期诗坛论争的性质》（《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论金诗的国朝文派》（《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等。至于元代诗学研究，是辽金诗学研究的自然延伸。对于元代诗学，我也是先作了一些个案研究，如刘因、耶律楚材、戴表元及元代中期的“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之后对元诗的发展历程作了整体性的考察，发表了《元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四大家：元代诗风的主要体现者》（《文史知识》2000年第4期）、《元代后期诗风的变异》（《文史知识》2001年第8期）等。关于辽金元的诗学，我也注重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进行个案和整体性的研究。有的是探查诗人或诗论家的诗学思想，有的则是整体性的把握。前者如《金代诗人赵秉文诗论刍议》（《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5期）、《论元好问的诗学思想》（《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朱弁体物的诗学思想与其诗歌创作》（《河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王若虚诗学思想得失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论周昂的诗学思想》（《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6期）、《论戴表元的诗学思想及其在宋元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地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李纯甫的佛学观念与诗学倾向》（《中国诗学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后者如《辽代诗学思想论衡》（《江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金代文学批评述论》（《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3期）、《关于元代文学批评的几个问题》（《文史知识》1997年第12期）。元代理学盛行，理学思想对元代的诗学影响非常广泛，而元代的理学家又大都是杰出的文学家，如许衡、刘因、吴澄等，我对这种现象作了系统的考察，发表了《元代正统文学思想与理学的因缘》（《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的长文。

在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我先后撰写和出版了辽金元诗学方面的专著，如：《辽金诗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辽金诗学思想研究》（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辽金元文学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等。因为这几种书的内容上也许会有一些交集之处，我在这部文选中只选了其中《辽金元诗歌史论》和《辽金诗学思想研究》这两部。这几年我又参与了傅璇琮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和赵敏俐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诗歌通史》，分别任子项目负责人，主编了《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丛书中的“辽金元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主编了《中国诗歌通史》丛书中的“辽金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我撰写了这两种书的大纲、绪论和相当一部分章节。这些没有进入这部文选。

关于中国古代诗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一直在不间断地思考和写作。学术研究是我这30多年的所有乐趣所在，须臾不可离开。我对中国诗学的研究，没有固守在哪个断代，而是以问题为切入点的。而在几十年的研究过程中，也形成了若干在研究方法上的特色。如从中国哲学的角度、从美学的角度，或者是从西方理论的角度来观照中国诗学中的一些现象。这也就为我的诗学研究带来了某种新的格局和新面目。在我的诗学研究中，美学和诗学、哲学是通贯为一体的，而以诗学为其本体。这部文选所选的论文，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哲学角度来观照诗学现象和诗论的，当然也包括佛教哲学。盛行于唐宋时期的禅宗思想，对于当日的士大夫影响至为普遍，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一种心灵哲学，而没有多少宗教的色彩。其他诸如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哲学观念，也是在中国诗学中都有深层的印痕。文选中《陶诗与魏晋玄学》（《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禅与唐宋诗人心态》（《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禅与唐代山水诗派》（《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宋诗的活法与禅宗的思维方式》（《文学遗产》1989年第6期）、《诚斋体与禅学的姻缘》（《文艺理论家》1990年第4期）、《诗禅异同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诗与公案的因缘》（《文学遗产》1992年第5期）、《禅与个性化创造诗论》（《北方论丛》1995年第1期）、《皎然诗论与佛教的中道观》（《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陈献章哲学与其诗歌美学的逻辑联系》（《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第3期）等文章都体现出这样的特色。也有从自觉的理论方法意识出发来探讨文学史与哲学关系的论文，如《文学史的哲学视角观照》（《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文学理念对古代文学研究之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这样一些文章。

我对词学没有系统的研究著述，但也将其纳入到诗学理论的角度论述过一些相关的问题。如《关于词的起源》（《文史知识》1990年第4期）、《论花间派在词史上的地位》（《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山谷词初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论遗山词》（《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乾坤清气得来难——试论金词的发展与词史价值》（《学术月刊》1996年第5期）、《金代女真词人创作的文化品格》（《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等等。

我是学习古代文学专业出身的，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是从作家作品研究开始的，文选中有对作家风格或某个时期的文体研究，也有对某位诗论家的诗学思想的考察。如较早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豪犷哀顿与冷峻沉著》（1985年第2期）是研究北宋诗人苏舜钦的诗歌风格的。《妙悟新识》（《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则是论述南宋诗论家严羽《沧浪诗话》的核心范畴“妙悟”说的理论内涵的。还有《李白乐府因革探》（《社会科学丛刊》1983年第6期）、《因难以见巧：黄庭坚的诗美追求》（《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绮而有质 艳而有骨——初唐歌行体略论》（《中州学刊》1987年第6期）、《试论苏轼贬谪时期的思想与创作》（《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诚斋体与宋诗的超越》（《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历史的回音：唐代金陵怀古诗》（《古典文学知识》1991年第5期）、《乐府的变异：曹植诗的抒情主体》（《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等文章。

二

从美学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来考察中国古代诗学中的一些问题，在文选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的美学研究显得不那么“纯粹”，体现在研究中是以美学为方法论或价值尺度，对中国古代的诗学现象或诗论进行考察，从而呈现出独特的诗歌美学景观，或建构出某种美学理念。相关的文章如《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交融》（《文学评论》1987年第5期）、《论中国古典诗歌中“理”的审美化存在》（《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审美回忆》（《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内在视像之美》（《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2期）、《中国古代诗论的美学品性及美学学理建构意义》（《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中国古典诗词的神秘之美》（《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惊奇的审美功能及其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呈现》（《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晚唐五代词的装饰性审美特征》（《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中晚唐怀古诗的审美时空》（《北方论丛》1998年第4期）、《论王夫之诗歌美学中的“神理”说》（《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兴象”的审美特征》（《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谢榛诗论的美学诠解》（《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偶然与永恒——中国诗学的审美感悟之一》（《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中国古代诗学中“偶然”论的审美价值意义》（《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精微之笔与广大之势——中国诗学的审美感悟之二》（《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等。给《北京大学学报》撰写的其实是一个系列，即“中国诗学的审美感悟”系列，还将继续写下去。相关的还有发表在《江海学刊》2014年第3期的文章《审美感兴与艺术媒介》等。这些文章都是从美学的角度来阐发诗学，也是以诗学的内涵来充实美学。

文选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文章超出了诗学的范围，而是从文学艺术的综合高度上提炼、整合一些中国美学的范畴命题。它们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在中国传统艺术的作品与理论中有广泛的呈现，同时，也是表现在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变化之中的。而从美学的学理性价值来看，这些经过提炼整合后的范畴或命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活力。如《透彻之悟：审美境界论》（《江海学刊》1988年第3期）、《宗炳绘画美学的佛学底蕴》（《学术月刊》1990年第10期）、《墨戏论》（《学术月刊》1992年第7期）、《现量说：从佛学到美学》（《学术月刊》1994年第8期）、《审美感兴论》（《学术月刊》1997年第10期）、《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体物”说》（《天府新论》1999年第6期）、《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感物”说》（《大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远：超然之美》（《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3期）、《入兴贵闲——关于审美创造心态的一个重要命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1期）、《自得：创造性的审美思维命题》（《哲学研究》2001年第8期）、《“逸”作为审美范畴在唐宋时期的迁替》（《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4期）、《审美物化论》（《求是学刊》2004年第3期）、《感兴：情感唤起与审美表现》（《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神思：艺术创作思维的核心范畴》（《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天机论的历史脉络与美学品格》（《天府新论》2001年第6期）、《逸与墨戏：中国绘画美学的主体价值升位》（《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3期）、《论董逌的绘画美学思想》（《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4期）、《“神不灭”论与魏晋南北朝文艺美学中的“重神”思想》（《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3期）、《佛性论之于南北朝美学观念》（《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宗炳绘画美学思想新诠》（《江淮论坛》2010年第3期）、《形神论的现象学之思》（《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中国美学的宇宙生命感及空间感》（《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2期）、《以品论画：中国古代绘画审美观念的变迁》（《艺术百家》2011年第4期）、《审美主体：感兴论的价值生成前提》（《复旦学报》2011年第3期）、《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审美关系的特征》（《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8期）、《中国画论中的“四时”》（《艺术百家》2012年第3期）。此外，我认为中国古代美学对于当代文艺学有重要的建设资源作用，发表了《中国古代美学之于中国当代的文艺学学理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中国美学的生态论思想观照》（《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等文章。这些年来对于美学研究，我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融会中西美学、提炼出一些普遍性的美学范畴或命题，也许它们不是现成的美学体系中的既定组成，而是带着我的个人色彩的理论发现，但它们是从大量的审美现象中进行抽象而提出来的，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印痕，也呈现出较为独特的美学景观。文选中如《审美惊奇论》（《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审美回忆论》（《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5期）、《审美静观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2期）、《审美化境论》（《中国美学》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审美观照论》（《哲学研究》2004年第4期）、《美学的创化：在中西阐释之间》（《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人生审美哲学论》（《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2期）、《审美经验迁转论》（《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3期）、《论审美享受》（载《美学》第二卷，南京出版社2008年版）、《论审美构形能力》（《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4期）、《审美境界与道德境界》（《伦理学研究》2007年第3期）、《再论审美构形》（《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审美情感·自然情感·道德情感》（《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灵性与物性》（《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2期）、《论审美抽象》（《哲学研究》2007年第8期）、《艺术语言在创作思维中的生成作用》（《艺术百家》2009年第6期）、《自然进入艺术的美学反思》（《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艺术语言作为审美创造的媒介功能》（《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审美经验的历史性变异》（《新华文摘》2011年第12期）、《论审美抽象的生成形态》（《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化境：艺术创作中审美价值的极致》（《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3期）、《审美对象的特殊呈现——文学的艺术语言探赜》（《现代传播》2014年第3期）、《艺术媒介论》（《文艺研究》2011年第12期）、《艺术媒介续谈》（《现代传播》2014年第8期），等等。文选中还有相当数量的论文是对当代的审美文化及文艺美学的关注和研究。这大概也是我从2000年工作变动到中国传媒大学之后，在研究方向上很自然产生的新的关注吧，当然也还有直面重要理论问题的学术自觉。我于2000年9月从辽宁师范大学被国家广电总局作为“人才引进”调入北京广播学院广电文学系任教，翌年3月增补为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文艺美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并于当月招收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博士生。当代的审美文化问题与媒介的联系至为密切，由于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需要，很自然地将研究方向转向当代的审美文化和文艺美学等方面。近年来我在审美文化和文艺美学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做了理论性的建构工作。如关于审美文化，文选中收入了《审美文化的历史机遇》（《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作为美学新路向的审美文化研究》（《现代传播》2006年第5期）等。在当代审美文化这个视域中，图像、视觉文化及与传媒的关系等问题，都从不同的侧面深化了有关审美文化的研究，如文选中的《图像的审美价值考察》（《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图像的审美价值与传媒艺术功能剖判》（载《传媒与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传媒艺术的审美属性》（《现代传播》2009年第1期）、《电视艺术的审美文化尺度》（《现代传播》2010年第3期）、《论电视崇高感及其在传媒文化中的历史性功能》（《现代传播》2011年第1期）、《视像的深度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现代传播》2013年第3期）、《电视崇高感的美学价值》（《中国电视》2013年第9期），等等。

关于文艺美学，我认为是当代美学研究的主要生长点之一。文艺美学之所以能够作为学科性的存在，在于其有着超越文艺学的当代性。以往的文艺学，其实主要是文学理论，而文艺美学则是打通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研究其共有的审美规律与特征。在我看来，尤其是文学所具有的艺术属性。对于文艺美学，我认为真正能体现其当代性的应该是在传媒文化的时代条件下，文学与艺术的关系及其审美规律。在视觉文化成为主要的文化模式的今天，文学的功能与命运究竟如何？有人认为文学在图像的挤压之下，已经没有什么生存空间了。美国的米勒教授有一篇长文《电信时代文学还会存在吗？》，译文发表在《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上。这篇文章在中国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对这种观点提出强烈的反驳。我则认为在当今之世文学的存在方式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对传媒艺术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支撑。在我发表的关于文艺美学的文章中，成为其中的基本观点。在这方面有《文学与传媒艺术》（《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视觉文化时代文学何为？》（《求是学刊》2005年第3期）、《数字化语境中文艺学的观念转换》（《河北学刊》2007年第2期）、《文艺学的处境与进境》（《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4期）、《图像时代：文艺学的突破之维》（《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电子文化语境与文学类型化趋势》（《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在文学与艺术的融通中拓进文艺美学》（《北方论丛》2009年第5期）、《文学的审美特性与视觉文化的提升》（《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文艺美学的当代建构及其意义》（《安徽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中国文艺美学的学科特性及其价值取向》（《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文艺美学的当代转折》（《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等等。

2012年北京市委宣传部在北京市几个院校和社会科学院建立了5个研究基地，与中国传媒大学共建了北京市美育与文明研究基地，由我出任主任并兼首席专家。基地的任务是承担北京市下达的研究课题，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参考咨询服务。我对基地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一方面通过深入调研完成市里交给基地的课题，一方面锻炼一支高素质的科研团队，使若干青年学术骨干教师尽快成熟起来。基地成立三年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几项北京市重点研究课题，都是与美育、艺术教育、市民文明修养相关的。如去年完成结项的《观赏文明研究》，既是对当前市民观赏文明现状的梳理，也是对观赏文明作为一个理论命题的破解与建构。在美育与观赏文明等研究话题上，我先后撰写并发表了《大众传媒在国家美育工程中的社会担当》（《现代传播》2010年第7期）、《社会美育与大众传媒的艺术性要求》（《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5期）、《观赏文明：当代美育理论的学科增长点》（《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观赏文明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现代传播》2013年第11期）等。在美育领域，我提出并较为深入地论述了“社会美育”的理论命题，同时，也将“观赏文明”作为一个新的审美命题加以建构。“观赏文明”这样一个理论命题的破解，一方面是民众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落实，一方面又是美育领域中关于“社会美育”的一种理论发展。这个命题得到系统的研究，可以认为是美育的一个重要发展。有关“观赏文明研究”作为课题的结项，凝聚了我和我们基地学术团队的劳动，成果已形成了颇为厚重的一部著作。

三

中国古代的诗学理论似乎已是不可再生的，那么，我们这些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人，是否就无所作为了呢？我从来都不这样来看。中国古代的诗论或诗学思想，有着鲜明的经验性质，往往就是诗人或诗论家的“夫子自道”。这种在当时具有鲜活个性的理论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今天的文艺创作相通的。我对这些文献的理解和阐释，有着明显的当代理论的思考角度。很多时候，是有意识地将古代诗学与当代问题打通起来考虑的。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其性质主要是直观的、感悟的，也就是说缺少思辨、缺少系统性的；我却主张，中国古代的诗学或美学思想同样是有系统的，有很高的抽象程度的，而且有着渊深博大的哲学背景。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中有这样的阐述：“在我们看来，中国古代文论有其贯穿性的体系，如果就某一位文论家来说，可能其所表现出的体系性远不如西方文学理论家的理论观点那么明显，因为西方的美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大都是有系统的哲学观点的，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康德、黑格尔和谢林，乃至于20世纪的海德格尔、德里达、詹姆逊等，都是以其独树一帜的体系性见称的。但是中国的古代文论，是不是没有体系性了呢？情况远非如此！在我看来，中国的哲学、美学乃至于文学理论，恰恰是有着以中国文化背景为其根基的、贯穿的、流变的体系性的。从个体来看，这种体系性并不明显，而从整体以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体系性却是体现在两千多年来的文艺思想的诸家论述和流变之中的。这是我们认识问题的一个基点。”（载《文学理论前沿》第二辑，第268页）这种看法，也是我主张古代文论或诗学可以进入当代文艺美学建构的前提。可以说，我是基于当代文艺美学的立场上来感悟中国古代的诗学思想的。在我看来，这些古代诗学的材料和观点，都是活着的，都是有温度的，如同与我晤谈一般。我对那种动辄宣称自己“填补了空白”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在以古代的理论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文史哲学科里有那么多“空白”可以填补吗？那些被某些学者拈在手上沾沾自喜的东西，果真是空白吗？恐怕更多的是人们觉得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视而不见的吧？我更愿意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直面的叩问，从当代的理论关注角度来发掘其意义所在。

中国诗学的资源“储量”可说是无比丰富，它们的存在方式又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如《文心雕龙》、《诗品》、《原诗》、《文史通义》等有明显理论构架的著述，还有为数众多的诗话、词话、曲话、序、跋、书信、记乃至碑、铭等形式。还有大量的作品中蕴含着诗学思想，而像论诗诗就更为直接地表达出作者的诗学观念。无论怎样，它们还是以“古典”的方式存在着的。如果要把它们“转换”为具有当代意义的理论形式，依我看，关键在于学者作为研究主体的能力。这其中包括对这些研究对象的理解和阐释能力、抽象与整合能力等。古代的诗学文献是以汉语的语言形式存在的，近则一二百年，远则一二千年，那些留存下来的诗学文献，有当时的语境、话语方式，把它们作为研究对象，就要客观地、准确地理解和阐释它们所包含着的内涵。但这就很难做到百分之百地切近原意，或曰“还原”，而只能是最大限度地“逼近”原意。如果望文生义，很可能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要研究中国古代的诗学理论，扎实的古文功底（包括汉语史、音韵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功夫）、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准确透彻的阐释语言，对一个学者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有些文献注释的著作，大家都能懂的注得很是详尽，而一些真正难以索解的话语却付之阙如，可真是“选注”啊！我自己基本上不做这种文献整理注释的工作，但要经常凭借这些文献注释的书籍来作为我的研究工具，却发现一些重要的语句或段落是缺少必要的注释的。这说明什么呢？我以为是除了有的学者功力不足之外，还有就是缺乏严谨求实的态度和攻坚克难的精神。另一种情况是学者拘泥于文献的字词本义，而没有理解全文的通体意旨，所作的阐释扞格不通。这种情况看上去似乎是客观认真的，实则也还是影响了对文献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有的名家著述中这种情况也在所不免。这对于准确阐释诗学文献来说，也还是有相当距离的。

在准确理解和阐释文献基础上的抽象与整合，对于发掘古代诗学的当代价值来说显得尤为必要。古代诗学的内蕴中有相当丰富的活性因素，但它们的存在形态是散在的，话语方式上也与现代的理论系统有相当的距离。前些年学术界提出的“现代转换”，就存在着这样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在我的观念里，“转换”并不是以学者的话语权为目的，而是如何能使古代诗学的活性因素真正成为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有机部分，并为之增添新鲜的血液。抽象与整合，是必经的途径和可操作的方法。抽象是从具体的文献资料中提取出理论的范畴、命题；整合则是将杂多的材料统一到某一个角度或理念之下。因为要使那些林林总总的古代诗学文献材料成为当代文艺学美学建设的有机部分，为当代学者们所接受、所运用，仅是将它的原来形态呈现出来，与当代学术发展的需要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

抽象和整合，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特别需要学者本身的高度思辨能力。如果没有主体的批判，没有主体的角度作为前提，抽象与整合都是谈不到的。2007年我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主持一个“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栏目时曾就“文学研究的新思维”问题，提出了“以主体视角为聚光点的整合”的命题，表述了这个意思。主体的思辨能力、批判能力和理论建构能力，对于致力于将古代诗学资源升华为当代美学体系之有机成分的学术宗旨来说，就显得尤为必要，也同样是难能可贵的。

这种主体的思辨能力、批判能力和理论建构能力从何而来？是生而知之的吗？依我的体会，不是。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学术研究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是不能后天而致的。我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认为这种想法是并不正确的。我本来是喜欢搞创作的，当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也是因为招生简章写的是“文学专业”。当时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是奔着这个“文学专业”来的，以为是专门培养作家的，后来发现中文系并不是以培养作家为目标的。上大学后自己也写了不少作品，只是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东西。读研究生学习写学术论文，靠习惯于创作的形象思维是路数不对的。一开始写的文章文采很是斑斓，但内在的逻辑却很是混乱，被导师批得“淋漓尽致”。后来下决心对自己进行思维训练，主要是阅读西方的哲学经典。研究生毕业后，若干年内在德国古典哲学经典著作方面下了不小的功夫，如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觉得真是收获不小。当然还有其他学科的发展史和代表性著作，哲学的、美学的、心理学的、文化人类学的，等等，都对提升自己的思辨能力、批判能力和理论建构能力助益甚大。而有意识地从思维训练的角度来进行阅读与思考，会使自己在学术研究能力上有更快的提高。

面对古代诗学的文献资源所作的思辨与抽象，不是仅在概念的圈子里打转，不是仅靠着形式逻辑得出结论。因为中国古代诗学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充满活力的，它们来自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即便是那些理论性很强的诗论，也与当时的时代及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从中国古代诗学到当代美学理论的这种提升的研究中，抽象是对许多鲜活的具体现象所作的抽象；整合也是面对广泛而杂多的材料的整合。它的逻辑力量，就在这个过程之中。而通过这个过程所提升出的范畴、命题等，既有理论的思辨性，也有内涵的丰富性。这也是我30多年一直徜徉乎其间而乐此不疲的原因所在。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回顾这30多年的学术跋涉之路，自然是感慨良多。这套文选，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剪影，映现出我的学术道路的轨迹。如果天假我年，也许多年后还会有这么一套文选面世。那就是以这个甲子之年为分界之后的著述了。这篇自序完成，已进入2015年了，果真已到了“羊年”。我这么一头“羊”，还要向美学和诗学之巅攀援，希望看到更远处的风景，还有更丰茂的草场。

2015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