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叙事作品聚焦分析之再研究

在叙事学的学科发展中，部分经典文学作品因其独特的文本叙事特征为中外叙事学家所青睐，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和分析成为推进叙事学理论的动力。例如，热奈特分析《追忆似水年华》写就的《叙事话语》、托多罗夫直接以分析对象和分析方法命名的《〈十日谈〉语法》都是叙事学理论的经典著作。随着中国叙事学的发展，经典叙事文本再次进入中国叙事学者的研究视域内，并且因为研究理论的不断拓展，成为中外叙事学对话和交流的桥梁。

本节以热奈特的聚焦分类和米克·巴尔的聚焦理论，以及米克·巴尔和谭君强对《包法利夫人》的叙事学分析为例，围绕聚焦是如何隐蔽在叙述与故事中、聚焦主体的臆想性特征，以及片段化的叙事文本背后感知的变化三个方面展开对聚焦的探讨。

（一）聚焦存在的隐匿性

叙事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聚焦概念得以确认，它与叙述、行动等诸多概念交织在一起。热奈特、米克·巴尔等叙事学家对于聚焦类型的讨论正体现了聚焦隐匿在叙事文本叙述和行动不同层面之下的存在特征。

首先，聚焦依赖于叙述层面的叙述者和故事层面的人物，而聚焦感知与叙述内容和人物行为两个要素相关。谭君强就认为，“（叙述与聚焦主体对应情况的不同），也就出现了不同的叙述与聚焦状况，产生不同的叙述聚焦类型，并对叙事作品产生可见的影响”[34]。因此，主体的差异是我们识别聚焦存在的关键，要识别出不同的主体就要经由主体所对应的行为内容来完成。所以，认识聚焦需要借助聚焦对应的感知内容与叙述对应的叙述内容之间的不对等情况，以此区分聚焦主体与叙述主体。

在热奈特所提出的聚焦类型中，外聚焦模式因为感知主体与人物、叙述者的关系相对松散，所以更容易凸显聚焦的存在。《白象似的群山》是热奈特认为的外聚焦的典型。《白象似的群山》开头是这样的：

埃布罗河河谷的那一边，白色的山岗起伏连绵。这一边，白地一片，没有树木，车站在阳光下两条铁路线中间。紧靠着车站的一边，是一幢笼罩在闷热的阴影中的房屋，一串串竹珠子编成的门帘挂在酒吧间敞开着的门口挡苍蝇。那个美国人和那个跟他一道的姑娘坐在那幢房屋外面阴凉处的一张桌子旁边。

……

那女人端来两大杯啤酒和两只毡杯垫。她把杯垫和啤酒杯一一放在桌子上，看看那男的，又看看那姑娘。[35]

这里指向的故事层面提及了埃布罗河河谷、白色的山岗、白地、车站、阳光、两条铁路线、房屋、门帘和酒吧间等一系列似乎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所谓的客观事物。在真实的阅读体验中，读者反而会被作品中随处可见的白描式的叙述手法激发起一探究竟的好奇。采用叙事学的分析方法来看，产生上述叙事文本的叙述行为必然指向作为抽象主体的叙述者存在，即便他没有作为一个故事中存在的人物被读者的阅读体验所明确感知。更为确切地说，故事中任何一个人物都可以感知到叙述者陈述的所有内容。比较文本后面男女对话中的叙述者的存在状态，叙述者在上述叙事文本中的存在更为明显。实际上，对这片景致的描绘已经包含了相当数量的信息，可以帮助识别叙述者的存在。通过理解和感知处理的信息，包括方位的判断、山峦色泽、形状的视觉感知以及闷热的温度等的感知能力，可以判断出叙述者的存在是依托于这些感知信息的叙述行为，并且被这些感知信息的叙述行为所暴露出来。但是不论是文中所提及的姑娘、美国男人，还是女招待，甚至在一旁的旁观者都可以感知到上文所述的河谷风光和酒吧陈设。所以，根据叙事文本片段所包含的叙述并不具有排他性信息，不能帮助断定究竟是哪个故事人物的感知可以作为叙述内容的来源，甚至经过了读者的感知经验判断，故事中任何一个人物都能提供比叙述者叙述的内容更为丰富的感知信息。外聚焦叙述的张力在力图客观叙述的背后，总是隐藏着另外一个比原故事更为丰富的世界。就是这个以有限文字载体为基础，以感知为标识的世界，吸引着读者沉迷其中，试图依靠有限的线索，运用自我的能力去创作出另外一个有着更为明确价值指向的故事。

除了所谓的外聚焦类型，人物聚焦者也是叙事文本中常见的聚焦类型，属于分析实践中最易辨识的聚焦类型，但却是聚焦隐匿于文本之下，躲藏在叙述和故事层面最典型的类型。

热奈特以《包法利夫人》为例，简单归纳了内聚焦类型的不定式聚焦，但是从谭君强对《包法利夫人》开篇进行的细致解读中，也可以看出聚焦识别对于叙述层面和行动层面的依赖性。《包法利夫人》开篇如此介绍和描述了包法利入学的场景：

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学生装的新学生……校长做了个手势，要我们坐下，然后转过身去，低声对班主任说：……

我们看他真用功，个个词都不厌其烦地查字典。当然，他就是靠了他表现的这股劲头，才没有降到低年级去；因为他即使勉强懂得文法规则，但是用词造句并不高明。他的拉丁文是本村神甫给他启的蒙，他的父母为了省钱，不是拖得实在不能再拖了，还不肯送他上学堂。

他的父亲夏尔·德尼·巴托洛美·包法利先生，原来是军医的助手，在一八一二年左右的征兵案件中受到连累，不得不在这时离开部队，好在他那堂堂一表的人才，赢得了一家衣帽店老板女儿的欢心，使他顺便捞到了六万法郎的嫁妆。他的长相漂亮，喜欢吹牛……[36]

——《包法利夫人》

谭君强认为，“上述这一段叙述对于新来的学生作了介绍与描述，随之又对其家庭与父母开始了介绍。这些介绍与描述自然都是由作品中的叙述者所进行的。但是，这些介绍与描述出自谁的眼光呢”[37]。谭君强的分析遵循的首要原则就是从行为的内容推测行为的主体，以问题去发现答案。切入点是叙事文本所呈现出的叙述行为。谭君强的分析引入了聚焦者、人物、读者等多个主体，以叙述内容为关联，梳理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遵循谭君强的研究思路，“从人物眼光出发所看到的（内容）”与“呈现……的描述（叙述内容）”[38]的对应关系，可以得到叙述内容与人物视点所感知的内容的对应性，这就是所谓的人物聚焦者的聚焦特征。

此外，谭君强的研究突出了聚焦超越对叙述和故事层面的依赖，成为隐匿在文本之下，关乎文本生成和阅读感知两个过程的核心作用。“第一个聚焦者显然与故事中的一个人物重合，这个人物也是此刻正坐在这个班级中的一个学生。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描述正是从这个人物的眼光出发所看到的。这个与某一人物相重合的聚焦者，将他或她所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东西传达出来，使读者对这个新到来的学生有所了解。”[39]在分析的第一个阶段中，聚焦者、故事中的人物、描述，更准确地说是叙述三者同时出现。但是“描述”，也就是叙述所指向的“人们”和“这个人物”并非出于同一个层面。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是基于文本概念基础之上的叙事文本，所以关乎外部研究的作者和读者本应不属于叙事学的研究内容，也因此才出现了隐含作者代替作者，成为文本生成源头及其意识形态倾向的概括。但是谭君强的分析将文本生成和阅读理解的现实过程纳入对具体文本的聚焦类型分析中，解释了文本的结构对阅读效果产生影响的过程。因此，在谭君强的分析中，“人们”实际上指向的就是下一个阶段——阅读感知阶段所说的“读者”。而人物是存在于故事层面的人物，与现实中的读者的交集不过是其“所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东西”唤起了读者对“这个新到来的学生有所了解”。“唤起”表明的是引导行为，文学的想象性正是来源于人类共同情感与理解的召唤，想象力千变万化的魅力也同样来自发出“召唤”的符号与所“唤起”内容之间丰富的不对等。研究者作为现实世界中真实读者的一员，我们经由理解文本，所唤起的阅读感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成为所假定的文本生成原初感知的标准。所以在文本理解存在两个方向不同的阶段，从文本发生的过程来看，先有对故事行动的感知，才有对所感知内容的表达，也就是文本的呈现；但是从文本阅读的过程来看，先有读者（研究者）的阅读感知，据此推测不同的叙述者的感知，才能找到或找不到故事中所对应的人物感知。也就是说，隐藏在文本之下的聚焦存在经由阅读感知得以暴露。文本生成和阅读体验经由感知作为中介成为一个循环过程。每一次阅读体验的差异性激发起一个有所差异的独特文本。

因此，在实际的文本理解中，对聚焦的理解和认识需要通过转换叙述者和人物的感知，以感知内容的推导为识别的基础。这正说明了聚焦以感知关系作为本质存在，其本身就隐匿在故事中人物的感知与叙述者的感知关系之中。根据感知关系的对应与否和对应程度的深浅呈现出不同的聚焦类型。

（二）感知主体的臆想性

隐藏在文本之下的聚焦存在，借由读者的阅读感知得以暴露。但现实世界中读者视角、人物视角对应的不同感知，以及叙述者所叙述内容之间的对应关系却不能等同于聚焦感知的内容。对应于叙事的虚构本质，聚焦的本质强调感知与被感知关系的存在，其主体并非实体性存在，而是以故事中的人物和叙述层面的叙述者的存在为依托，体现了作为人类认知共性的基本特征。

热奈特选择聚焦这一概念进行表述，正是“由于视角、视野和视点是过于专门的视觉术语”，因而采用较为抽象的聚焦一词，它恰好与布鲁克斯和沃伦的“叙述焦点”相对应。[40]热奈特所说的聚焦概念的抽象性，表面上为了与上述的视觉术语有所区别，深层原因是为了表达聚焦概念所指向的并非是具体化的人物感知。因此，在热奈特的三种聚焦分类中才会出现叙述者说的比人物知道的多或者少的两种情况。而这两种情况的存在也就表明了人物所知只是聚焦特征的某个参照体系，聚焦与人物感知有所关联，但是又不等同于人物感知。以热奈特的人物聚焦者为例，将故事层面的人物视点和文本的聚焦感知对等起来，某个具体人物对应于聚焦者，只是造成了某种错觉，即聚焦者与故事中的人物一样是某种实体性存在。如果认为人物聚焦者中的聚焦者是实体存在，那么我们就需要在热奈特外聚焦和零聚焦两个聚焦类型之中，寻找出相应的实体性存在的聚焦者。

谭君强在分析《包法利夫人》开篇的时候认为，“‘说’与‘看’、‘叙述’与‘聚焦’既可以出自于同一个主体，也可以出自于不同的主体”[41]。谭君强通过认可主体差异的存在，继而在实际分析中，肯定了热奈特关于聚焦与视角、视野和视点既有关联又有差异的观点。他认为，“上述叙述出自于两个不同的聚焦主体的眼光，也就是说，有两个不同的聚焦者对不同的但是互相关联的对象聚焦”[42]。谭君强的分析仍然从一开始就肯定了叙述与聚焦的关系。另外，谭君强从聚焦主体和聚焦对象两个角度进行的分析，也可以用来理解米克·巴尔所指出的，热奈特分析《包法利夫人》聚焦类型时混淆了聚焦主体和聚焦对象的原因。热奈特分析内聚焦类型的不定式聚焦，他以《包法利夫人》为例指出，焦点人物首先是查理，然后是爱玛，接着又是查理。[43]实际上，内聚焦是从聚焦主体的角度，对人物视点和聚焦感知之间的对应关系来进行判定。但是不定式聚焦是基于人物视点和聚焦感知之间的对应关系，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角度，分析人物视点的主体与客体感知的对应关系。

我们作为感知主体存在的时候，也存在经由感知行为将自己外化为感知对象的认知动力。这也就是人类自我认知的内在需求。所以，感知主体不能作为感知客体存在于同一个层面的逻辑，与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通过感知转换实现的自我觉察、自我认知并不矛盾。只是，自我觉察的对象是现实存在的个体，其主体只是一个臆想性的超越个体。所以超越现实存在的感知个体，聚焦的臆想性是由人类自我认知主体的非实体性所决定的。

回到《包法利夫人》的开篇，研究者从人称代词“我们”以及和“我们”的行为中推测到叙述者叙述的内容与包法利入学事件中同班同学的人物感知信息相重合。看似比较明显的所谓“内聚焦”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转换成了“零聚焦”模式。同班同学的人物感知信息远远不能包括后段文字所介绍的有关包法利家庭的信息，但是在读者阅读叙事文本时，会天然地倾向认为叙述主体与感知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因为从逻辑上来说，没有感知就没有可以被叙述的、所感知的内容。但是在实际的文本分析中，可以看到二者并不一定完全同一。二者的区别就在于从被感知的内容到被叙述的内容，中间出现了主体的转换。可能存在叙述主体的叙述在故事层面指向故事中人物的行动。而感知主体却并非在故事中出现，即使故事中的某一人物和感知主体所感知内容相重叠，但是对感知主体的判断仍然基于一个推测，即感知主体本身就是一个“臆想主体”。臆想主体的存在是符合叙事文本本身虚构的叙事本质的。

为了验证这一点，可以从所谓的真实叙事中看到叙事文本本质的虚构性。根据希腊语“叙述”（）的词源，叙述原指在法庭审判中，当事人或者目击证人陈述事件发生的经过。德国叙事学家沃尔夫·施密德解释视点诸要素所使用的法庭审判的例子非常适合说明所谓真实叙事的虚构性。[44]法庭审判中，当事人或者目击证人就是叙述者，受述者是法庭上所有的人。法庭书记员记录或者摄影机记录下的就是该事件，即故事的叙事文本。对该故事所有感知的获得就是基于当事人或者目击证人对整个事件的感知。应该说，法庭审判的叙事文本是真实叙事的典型案例，但是以法律叙事为表现内容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证据的挖掘、控辩双方的唇枪舌剑以及其他可控及不可控因素的参与，当事人或者目击证人的叙述本身往往首当其冲地面临着可靠叙事或不可靠叙事的判断，所以即使是在真实的法庭中，叙述者所叙述的内容也面临着被质疑的问题，虽然叙述者本身力图呈现对感知内容的真实叙述。结论是故事以真实发生的事件为基础，但是仅仅是提供素材，不能实现叙事文本的完全“真实”。在更多的情况下，判断作者有意虚构出来的故事可靠性时，由于缺乏真实的参照，涉及可靠性标准更多的是对知识、伦理的判断（可靠性与不可靠性的判断）。一旦承认了叙事文本本质的虚构性，所谓的真实叙事也只是在力图接近真相，而非达到完全真实，对叙事文本的分析就可以摆脱感知主体与叙述主体混为一谈的错觉。因为叙述主体依存于现实存在的字、词、句，但是感知主体需要通过另外一个感知模拟的过程，才可以想象性还原，并捕捉到感知主体能够感知到内容与虚构性的叙事文本呈现内容之间的差异。

从叙事文本中还原、推导出感知主体时，还会遇到另外一个情况，也就是表达者并非表达自身所见，而是代言他人之所感。正如米克·巴尔所说，不论虚构或者真实，表达他人的所见都是可能存在的那样（Nevertheless，it is possible，both in fiction and in reality，for one person to express the vision of another）。[45]在这种情况下，对感知主体与叙述主体的分离与区别似乎更为明确，但即使是一个叙述主体自称所叙述的内容是从另一个主体获知的感知信息，实际上，这个信息的来源主体仍然不是感知主体，而是区别于现实文本中提到的任何一个故事人物和故事叙述者。感知主体的虚拟性和臆想性指向的是不同于故事层次、文本层次的另外一个层面。

（三）聚焦分析与文本切分

在叙事学诞生之初，热奈特就指出，聚焦方法并不总运用于整部作品，而是运用于一个可能非常短的特定的叙述段。[46]热奈特所谓的特定的“叙述段”就是能够清楚地在一个叙事文本中提取出可供聚焦分析的叙事片段。但在实际而具体的叙事文本分析中，不是所有的叙事文本都能完美地划分为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的叙事片段。

首先，聚焦层次的变化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有可能是在特殊部分，被米克·巴尔称为结合部（hinge）的地方，在两个层次之间带有双重聚焦或以任何方式含混聚焦的片段；也有可能是被区分为双重（double）聚焦，或者是含混（ambiguous）聚焦的部分。[47]另外，正如热奈特所指出的那样，各个视点之间的区别不总是像仅仅考虑纯类型时那样清晰，对一个人物的外聚焦有时可能被确定为对另一个人物的内聚焦。热奈特用《驴皮记》解释了这一观点的具体内容。热奈特认为对菲莱阿斯·福格的外聚焦也是对新主人吓得发呆的帕斯帕尔图的内聚焦，之所以坚持认为它是外聚焦，唯一的原因在于菲莱阿斯的主人公身份迫使帕斯帕尔图扮演目击者的角色。当目击者没有个性化，只是个无人称的、时隐时现的旁观者时（如《驴皮记》的开头），这种双重性（或者可逆性）同样十分突出。[48]

热奈特所谓的没有个性化的目击者或者无人称、时隐时现的旁观者仅仅具备了聚焦的感知功能。而对于故事而言，并不具备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行为表征。所以在同一个叙事文本中，聚焦者必然存在于感知层面，而叙述层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作为人称代词面目出现的叙述者或者推测出某一可能的叙述者，但在故事层面就有可能面对叙述者并非故事中人物的情况。

因此，如果剥离聚焦者与人物的关联性，将聚焦概念回归到实质上的感知功能，就可以理解热奈特与米克·巴尔的理解的重合之处。

米克·巴尔认为，“第一人称叙述”与“第三人称叙述”之间没有根本区别。米克·巴尔在比较了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外在式聚焦者将聚焦“让与”内在式聚焦者时，实际发生的是，内在式聚焦者的视觉在外在式聚焦者无所不包的范围内被提供。事实上，外在式聚焦者总是保持着内在式聚焦者的聚焦可以作为对象插入其中的那种聚焦。

米克·巴尔较之热奈特的理解，突出了线性的文本叙述背后所隐藏的多层结构。这也就是米克·巴尔更加明确地使用“聚焦层次”来帮助说明同一句子为何可以用外聚焦与内聚焦两种不同的聚焦类型来加以理解的原因。“我看到了玛丽参加集会”这句话可以界定为两种不同的聚焦类型。[49]“我看到了玛丽参加集会”整个信息的感知者如果外在于此事件之外，他对“我存在”的感知就高于“我看到玛丽参加集会”这一信息存在层面之上。而如果情况的发生类似于回忆式的叙述，那么就是“我”事后讲述“我”所看到的“玛丽参加集会”，从而变成了聚焦者、叙述者和故事人物重合的内聚焦模式。所以对于后者而言，叙述者讲述他作为故事中的人物所感知到的内容，实际上看起来更符合我们所熟悉的日常思维。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对照着第一种外聚焦模式分析，就会发现叙述、行动和感知三个层面主体的同步性实际上是很难明确的。故事中的人物实际上并不具备在行动的时候对自我动机的省察和对所有信息的掌握以及有意识的筛选等一切感知能力。所以，真实事件里的行动早于感知，感知早于叙述。但文本形成的过程则是叙述描述感知，感知内容呈现行动相关信息。所以，叙述、行动和感知三个层面在故事层面的同步性只是存在于逻辑上，而并非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

虽然叙述、行动和感知三个层面很难按照一个理想的情况帮助我们梳理出复杂的叙事文本的构建过程，但却是我们探究隐藏叙事技巧、明了阅读体验差异的关键。如果拘泥于每一个叙事文本都要努力地用庖丁解牛的方法切分出所有的叙事片段，这不仅是机械性的徒劳无功，而且也丧失了深入理解叙事文本的初衷。

于是，如何平衡整体性归纳和片段性切分成为聚焦分析的首要问题。但是，在具体的叙事文本分析中，连最著名的叙事学家在使用聚焦这一分析工具时也常常难以避免繁复和混杂的通病。热奈特的问题就在于混淆了故事人物在故事中的行动和叙述主体承担的叙述能力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热奈特以《包法利夫人》为例分析不定式聚焦时指出，焦点人物首先是查理，然后是爱玛，接着又是查理。[50]因此，热奈特所说的焦点人物应该是提供感知信息的聚焦主体与故事中所能感知到对应信息的人物的双重身份。但是热奈特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却使用焦点人物偷换了主要人物，或是主人公这一故事分析的惯常概念。主要人物或主人公是故事中推动事件进展的主要人物。《包法利夫人》故事的主人公自始至终都是查理。查理的故事从《包法利夫人》第一部前五章转换到从第一部第六章至第三部第九章的查理和爱玛的婚姻生活，直至爱玛死后，查理回归故事主人公的身份，这与热奈特采用焦点人物分析和中心人物分析上述故事内容并无明显区别。而且热奈特的分析并没有解释当聚焦者感知信息与故事其他非主要人物感知相对应时，叙述所要达到或者可能发挥的作用。因此，还原《包法利夫人》可能会产生的阅读体验，即那些紧盯着查理和爱玛一举一动的永镇芸芸众生，曾经有过自我表白的药剂师奥默，毫不遮掩其爱情诡计的莱昂和罗多夫是如何通过叙述者的叙述传递给阅读者信息？而借着信息的感知，阅读者又是如何从聚焦感知的众多可能性中选择了对爱玛的同情和遗憾？在这个过程中，叙事文本所提供的文字远远不能回答这个可能性的问题。所以只有将感知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切入点才能继续走下去，否则就将陷入故事、人物和感知三个层面的相互替代和循环解释的陷阱中。

那么，聚焦分析整体性归纳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热奈特在分析《包法利夫人》时所使用的焦点人物的概念指向故事的主人公和聚焦感知的主体，涉及两个层面，也就是说，故事中某个人物及其行动在叙述层面成为叙述者表达的内容。叙述者围绕着这一核心展开的叙述就会成为故事线。故事线虽以故事冠名，但实际上属于叙述层面。只有存在叙述过程，故事的行动才能经由感知的筛选，作为单个事件进入到文本中，最终串联起一条叙述主线。《包法利夫人》爱玛的浪漫主义梦想和现实爱情的幻灭就是《包法利夫人》的叙述主线。修道院长大的爱玛一直试图印证虚幻浪漫的存在，现实中的莱昂在激情过后也不能给予她更多浪漫的幻想，她唯有以不间断的情书和奢侈的付出延续自己虚假的热情，直至生活惨淡最终无梦可灭。热奈特使用焦点人物的轮替来说明生活于幻想中的爱玛与代表现实的查理之间的对比和差距。查理的生性懦弱和对爱妻的宠溺自然使爱玛成为故事的核心，焦点人物的转换使故事的进展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和过渡。热奈特的焦点人物并不是基于某段单独的“内心独白”聚焦分析，更多的是强调变化，强调主要人物视角转换带来的聚焦感知范围的变化，是超越了单一聚焦片段分析之上的聚焦感知整体情况的分析。

由此来看，热奈特对《包法利夫人》的焦点人物分析实质上涵盖了故事、叙述和聚焦三个层面的主要关系，其目标正是整体性的聚焦特征分析。所以兼顾文本三个层面的立体转换和叙事片段过渡正是聚焦分析整体性归纳的要点。

聚焦整体性归纳的成功需要合适的叙事片段切分作为保证。热奈特在指出《包法利夫人》焦点人物转换后，比较了《包法利夫人》和《红与黑》的聚焦类型，认为《包法利夫人》第二部分开始时对永镇的描写并不比巴尔扎克的大部分描写更聚在一个焦点上。[51]研究发现某些叙事文本在承继已有传统和开拓新的叙述方式时，需要以更为细小的叙事片段分析作为基础。例如，谭君强分析《包法利夫人》第一章开篇的聚焦情况时所采用的方法与米克·巴尔的聚焦分析有类似之处。米克·巴尔分析莱辛《傍晚前的夏天》的聚焦可以作为一个例证：“一个女人后仰着站在那里，交叉着双臂，等待着。想什么？她未曾说。她试图乘机抓住什么，或者使它毫无遮蔽，这样就可以看到，并且弄明确……”米克·巴尔指出，从第二个句子向前给出这个人物所经历的内容。于是发生了从外在式聚焦者向内在式聚焦者的转变。[52]也就是说，米克·巴尔的分析已经不再像热奈特在《包法利夫人》的分析中所使用的方法，而是已经将叙事片段的切分单位具体至句子层面。

谭君强拓展了米克·巴尔的聚焦分析法，将聚焦转换从单个句子与句子关系扩展到句群与句群，从而兼顾整体性归纳和片段性切分的平衡。谭君强认为，在对新来的学生做的介绍和描述中，以及之后对其家庭和父母做的介绍是出自不同的但又相互关联的对象聚焦。第一个聚焦者与故事中的一个人物重合，这个人物也是此刻正坐在这个班级中的一个学生，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描述正是从这个人物的眼光出发所看到的。此后对查理之前学习状态的认识开始聚焦发生变化。聚焦者变成了一个对一切都了如指掌的、处于故事之外的聚焦者。[53]

就米克·巴尔和谭君强聚焦分析的方法来看，包括两个重点：首先，以句子为单位的叙事片段提供了聚焦分析的对象；其次，并非每个句子都有着聚焦分析的必要，而聚焦转换是其中的关键。一旦发生聚焦转换，之前以句子为单位的聚焦分析就可以通过合并视为同类型聚焦。

这样一来，聚焦转换的识别就成为重点。按照布兰（Blin）和热奈特的观点，聚焦的关键是限制。不论是聚焦感知还是人物感知都来源于对文本载体所提供信息的推测。根据文本提供的相应信息参照故事中人物可能具有的感知，就可以大概判断聚焦是否发生变化，以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方便对比，仍然以分析《包法利夫人》的开篇为例。查理的入学发生在某日上午。根据后文所述，包法利的第一堂课结束在两点的钟声，可以将发生的时间精确到两点钟之前的自习课。故事显而易见发生在自习课的教室里，在被观察、被审视和被评判中，少年包法利完成了他的第一次亮相。这段文本所指向的故事层面某个具体的人物与臆想性的聚焦主体在视觉、听觉的外在感知上相重合。再加之，“他是一个乡下孩子”等这些信息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判断力，所以可以推断出，此段文字指向的聚焦者与在场的某一人物的视角感知内容相统一。

从文字信息所传达的内容来看，《包法利夫人》开篇涉及的人物众多，所有涉及人物的名词、代词包括：我们（我们所有人、每个人、所有学生），校长，负责学习的老师（罗杰先生），一个没穿制服的新生（新学生、查理、他、一个乡下孩子），一名工役，他的父亲（夏尔·顿尼·巴多诺梅·包法利先生、一位外科助理医官、他），一个帽铺老板的女儿（查理的母亲）。其中，同一个第三人称代词指代了不同的人物，分别是查理和查理的父亲。代词指称人物的变化只能说明叙述对象人物发生了转移，表面上以查理为中心人物的叙述内容暂时转为以查理父亲为中心人物的叙述内容，实质上是叙述者与所讲述的中心人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直接联系变为了可能存在的间接联系。这种可能性仍然是一种假想情况。讲述查理父亲的个人生平之时，叙述者没有明显的人称标识。为了验证叙述者是否存在变化，首先仍然假定所叙的查理父亲之事是由“我们”所说。但是“我们”作为查理的同学不可能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就与查理父亲发生直接的联系，了解种种事情。因此，在理解推演过程中，假定叙述者的表达内容明显地不能与关联的人物视角相重合。这种明显的分离表明，叙述只能由故事外的叙述者完成。据此可以判定出现了两个聚焦层次和对应的聚焦主体。之后，故事外叙述者还是容许承担人物视角的“我们”暂时再露一面，将没有结尾的叙述完成——完成一个聚焦层面的闭合。于是，在讲述完查理入学的经过后，作为查理同学的叙述者“我们”再次出现在文本中：“时过境迁，我们现在谁也不记得他的事了，只知道他脾气好，玩的时候玩，读书的时候读书，在教室里听讲，在寝室里睡觉，在餐厅里就餐。”叙述者“我们”标志性的回归仅仅持续了一句话，之后再次将叙述的话语权交给了故事外的叙述者。从聚焦的整体性特征来看，存在不到一章的视点人物从叙事文本的一开始就为受述者提供了《包法利夫人》外在视角真实性的假象。

从阅读效果来看，读者在阅读感知的过程中，自觉地将个体感知等同于受述者，将受述者所获得的信息还原为各种感知，构建了查理入校这一虚拟场景。因此，在受述者接受的信息中首先出现了查理的某位同学，见证了查理入学的情景，之后又以一句“时过境迁，我们现在谁也不记得他的事情了”来为自己开脱，为大幅度的时间跨度作出解释。

不同人物视角的混同形成的聚焦转换保证了情境再现中人物故事发生场景和主要关系介绍的真实性。而在之后的叙述中，读者一方面容易接受故事外叙述者叙述内容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在感情上又容易从中心人物视角出发，与所谓焦点人物的感知产生共鸣。

《包法利夫人》在开篇就与之前描写风流艳事的法国小说划清了界限。第一人称叙述者冷眼旁观，所呈现出来真实的蠢笨和庸俗为包法利医生以及《包法利夫人》奠定了反浪漫主义的基调。当然对于故意为之的叙述遮蔽，就需要在还原的过程中对聚焦的呈现保持某种警惕。热奈特就认为，采取这种叙述态度（外聚焦）自然还有其他动机，如《包法利夫人》中出租马车那一段，就是为了不失体统（或对于伤风败俗行为的恶作剧）而完全依照一个不知内情的目击者的观点来讲述的。[54]

所以，聚焦类型的区分与叙事文本故事层面上人物视角的转换也有了较为紧密的联系，就此隐匿的聚焦存在得以显现，而臆想性的感知主体也给予了读者感知以主体代入的可能性。不同的叙事文本具有不同的叙事特征，针对特定的叙事文本的片段切分可以加深对叙事文本特质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不论是叙事片段混合处的存在增强了文本感知的多种可能性，增添了叙事的魅力，还是叙事片段清晰、有效的切分为探究叙事文本感知的奥秘提供了渠道，叙事文本的感知转换实际上都成了认识叙事文本的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