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清袁枚《随园诗话》中有一节，云：

学问之道，四子书如户牖，九经如厅堂，十七史如正寢，杂史如东西两厢，注疏如樞闑，类书如橱柜，说部如庖湢井匽（排水沟渠之类），诸子百家诗文词如书舍花园。厅堂正寢，可以会宾，书舍花园，可以娱神……

袁枚，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十三年（1748年）即辞官居随园。《四库全书》开馆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经十年，书成。袁枚虽与乾隆在位相始终，但《四库》书成，并不及见。他这段话，一是说个人置书，二是说读书。书的重要性，大体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读书自然也是先“正寢”，次“厅堂”，然后“东西两厢”。置书有正寢、有东西两厢、有门户、有橱柜、有厨房浴室及排水之沟、有书房花园，何其幸哉！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成，藏在官府秘阁，一般读书人仍不易得见。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批评生童不知读书，生童问他应该读何书，张一口气说出二千二百余种书籍，还说：“诸生当知其少，勿骇其多。”这就是张之洞编辑《书目答问》的由来。其后，《答问补正》、《四库答问》之类的书就渐渐多起来。这些书如同《四库全书》书目的简编，对读书人有导引作用。不过，如要真正领略《四库》之大概，还是不如去读《四库总目提要》，来得快捷方便。《总目提要》与《四库》同年书成，近人任松如云：“（《总目》）每目之下，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姓名、爵里，可以一览了然”。清人王鸣盛云：“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就是这个意思。

2004年，我已经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最后一届研究生也送出了门。学校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点招进了第一位文献学方向博士生，就是从河南大学考入的赵涛君。当时，每一位博导尚无带文献学方向博士生的经验，或即使从事过文献学的相关研究，却又一时无法分身，院领导就约谈我，让我帮助赵涛选一个文献学方向的博士论文题目，并协助赵涛把论文完成。我虽然做过李白、韩愈两家集子的校勘、注释工作，为了应急，读过来新夏《古典目录学》及《书目答问》之类，纪昀领衔的《四库总目提要》偶尔翻过，因为不是急切要用，仍是不得要领。退休之后，虽然也有一些案头工作，毕竟“今日得宽馀”，于是选读了六七种南京大学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系列，读的第一本竟然是《纪昀评传》。读《纪昀评传》的目的，在于了解这位乾隆之世号称“学问掩通，于书无所不读，持论简而明，修辞淡而雅”的大学问家，并借此了解《四库总目》编纂情况。

《评传》中关于总纂官纪昀处理分纂官翁方纲、姚鼐、邵晋涵、余集四家分纂稿一节引起我极大兴趣。分纂官翁方纲、姚鼐等皆是名满天下的大学问家，然而他们写就并提供给总纂官的分纂稿，到了纪昀手里，却被大肆删削修改甚至废弃不用。以翁方纲为例。翁氏所纂集部提要分纂稿共四百三十篇，除去《总目》中少数未著录的篇目外，为纪昀（应主要是纪昀。因为总纂官还有陆锡熊）废去不用的篇目为一百七十四篇，占百分之四十，全部采用者仅十七篇，不足百分之四，其余一百五十余篇均有大量改动。姚鼐所纂集部提要较少，约三十四篇，被作为“废稿”弃去不用的比例大致与翁方纲同。邵晋涵、余集所撰集部分纂稿今存甚少，不计。我也曾作为几部书的主编，撰稿者或为弟子，或为年轻教师，稿子来了，作为主编的我，不免要看、要改，理路不通、文字太差的稿子也要废弃不用另写。然而我的主编身份与年轻的分撰者身份远不同于纪昀与翁、姚之辈。翁方纲、姚鼐何许人也？翁是乾隆十七年（1752年）进士，较纪昀进士及第早两年，官至内阁学士，精于考据、金石之学，研读群经，是清代著名学者。姚鼐中进士虽晚，然年辈并不晚于翁、纪，是“天下文章无出其右”的桐城派主将，为文“奄有义理、考据、文章”之长，力主文章须三者并举，净洁渊雅，天下奉为宗师。然而翁、姚的文章，却不被总纂官纪昀看好，原因在哪里？其中必有更深刻的道理，是学术而非简单的文字、理路等。

读书至此，心中略有所会。适当其时，赵涛君来舍下，商量博士论文题目的设计。我于是以《评传》相赠，并将我的想法告诉赵涛君：第一，论文题目的选取，要看是否有“可持续研究之可能”，如果一个题目做完了，不能再做延伸、扩展研究，就不是好题目，而《总目提要》应该就是一个可持续研究、可扩展研究的题目；第二，论文题目的选取，还要看是否有“学术点”，纪昀《总目提要》与翁、姚、邵、余四家初纂稿的不同，循此线索而下，深究之，应该有“学术点”可获取，得出结论，即有成果；第三，《四库》与《总目》，二者相伴而生，一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总集，一为有史以来最巨的目录学著作，《总目》集目录学、文献学之大成，借此番研究，足以打好文献学的基础，终生可享用不尽。赵涛君来自中原，是谨厚君子，如司马迁《李将军列传》所说的“悛悛如鄙人”的李广那样，对我说的一番话，频频点头称是，并无异议。论文题目就这样定下来了。

赵涛一边在学院里听导师们上课，一边即开始收集资料，准备论文写作。很快，关于论文题目，赵涛那边的意见就反馈过来了。很难做。我原先没有估计到，而我原先应该能估计到。题目难就难在翁、姚、邵、余四家分纂稿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赵涛的知识和学术积累；岂止远超赵涛的知识和学术积累，也远超我的知识与学术积累。翁、姚四家的分纂稿，以翁、姚最多，翁分纂稿今存二十五卷、九百余篇；姚分纂稿今存四卷、八十八篇。分纂稿不仅包括集部（即诗文部），还包括经、史、子部。即以集部而言，翁的分纂稿共四百余篇，上自楚屈原《离骚经》，中间如唐《寒山诗集》、《储光羲诗集》、《李义山诗集》、《樊南文集》，宋杨亿《武夷新集》、黄庭坚《山谷内、外集》、杨万里《诚斋集》……下讫元、明、清诸诗文集，分纂稿时间跨幅之大，非我们一般人所能想象，然皆为《总目》最后定稿所弃用（严格讲可以说为博学奄通古今的纪昀所弃用）并重撰。为《总目》弃用的姚、邵、余诸家分纂稿，亦不在少数。其中深蕴的缘由，以赵涛的学力如何能应付得过来？集部皆诗文集，或者还可以据以往的文学史知识有所依傍，景况或许会稍好一些，其他经、史、子部，涉猎面更广，赵涛的学力更是难以应付下来的。经部，如翁方纲所纂明陈士元《易象钩解》、宋陈抟《周易图说》等分纂稿；史部，如姚鼐所纂元虞集《平猺记》、宋朱熹《伊洛渊源录》等分纂稿；子部，如姚鼐所纂宋杨简《先圣大训》、汉扬雄《太元经》等分纂稿，皆为纪昀《总目》所弃用，其中学术流派的、历史主流意识的、时代文化氛围的，以及清朝贵族入主中原后对汉民族的高压政策带来的一波一波掀起的恐怖文字狱的……，缘由就更复杂了，断断不是一个中文系本科生、硕士生所能应对的。总而言之，一方面，我意识到交给赵涛的题目仍然是个大题目，是“富矿”，因为那段时间我恰恰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傅璇琮先生的一篇短文。文章说，最近有一位大学者，撰文说乾隆修《四库》，集中全国学者几千人，其中参与者有卢文弨。卢文弨是清代大学问家，名气很大，以卢的学问，参与修《四库》是有可能的。于是傅璇琮先生遍查清廷“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无卢某人；再作一番卢某生平考证，结论是在《四库》编修的十年间，卢辞官归里，“林居余二十年”，并不在京，故不可能参与《四库》编修之事（文章后收入傅先生《濡沫集》中，题目是《卢文弨与〈四库全书〉》）。傅先生文章虽小，题目不大，但做出文章来很有意思，令人读了颇有兴味。学术界，堪称“学”的有“选学”、“敦煌学”、“红学”。有人将《红楼梦》比作宝山，意思是但入宝山，其中一草一木都会成为学问的素材，俯拾即是宝贝，绝不会空手而归。《总目》也堪称“学”，堪称“宝山”，进入《总目》这座宝山，必不会空手而归。傅先生的文章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交付给赵涛的这个题目，难度确实太大了。如果赵涛君此时打退堂鼓，更改题目，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我也会与他“另打锣鼓另开场”。

然而，志诚、谨厚的赵涛君却未言退却。他经过一番缜密细致的思考，对论文的规划提出了全新的设想。以《总目》与四家分纂稿进行比勘这个基本的途径是不变的，在比勘中实现论文的要旨，即他在论文“绪论”中提及的三点。

第一，通过对《总目》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的研究，探究中国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渊源，特别是与乾嘉学术之关系；

第二，通过对《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研究，探究中国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潮之关系，尤其是与乾嘉学术思想之关系；

第三，通过对《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研究，深入探究纂修官翁、姚、邵、余四家分纂稿的文献资料，进一步阐明《总目》的学术价值，推进“总目学”的建设和发展。

在赵涛看来，《总目》的研究，有两种途径，一是纯粹的文献学研究，二是学术史、文化史的研究；《总目》的学术特征并不仅限于文献的领域，在学术史、文化史领域，尚有广阔的开发空间。我欣赏赵涛君迎难而上的态度，也赞赏他由学术、文化的视角处理《总目》与翁、姚、邵、余四家分纂稿关系的研究方法。如此一来，不但使自己不深陷于文献纷扰纠结之中，又可以暂时避让因为自己文献知识方面的缺失带来的疏漏。这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是赵涛君关于论文设想的第三点，即“推进‘总目学’的建设和发展”。自《总目》编纂问世，由张之洞为生童所编《书目答问》，至于范希曾《答问补正》，都无例外地将《四库》及《总目》视为指导生童读书及校勘考据门径的工具书。将《总目》视为工具、门径，当时和今时的学人，大体的认识如此。不但将《总目》视为工具书，而且视为极具时代学术文化特点的“学术著作”，并由此着力研究它的学者也大有人在，赵涛君的研究亦是如此。

将文献的比勘转化为学术文化的探求，这当然不是捷径，这仍是一条需要艰苦跋涉的路，需要坚韧、锲而不舍的毅力，需要对当时历史及学术环境下主流的与非主流的学术思潮的了解和宏观的思考，至少也是扬长避短行之有效的研究思路。

以上三点，尤其是前两点，看起来似乎都有些“空阔”。待到2007年寒假前，赵涛君将打印的四十余万字论文初稿拿到舍下来，掂量着厚重的论文打印稿，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赵涛君寒往暑来数年的“惨淡经营”，志诚、谨厚的赵涛君不但未在困难面前打退堂鼓，而且努力攻克了横亘在面前的经、史、子、集四部“大山”。

我用了一个假期的时间“攻读”（说是“攻读”，一点不假，因为从翁、姚、邵、余分纂稿到《总目》稿，于我来说，都是全新的领域、全新的知识。我作为一个旁读者，不过时时能保持发现“异端”即论文偶有的疏漏的警惕心，随时予以指出罢了）赵涛君的打印稿。拜读一过，我原先所谓对论文“空阔”的担心，都成为论文里具体的文字实践。例如，论文对乾嘉时期经学思想与方法论进行了深入而极富思辨性的分析，概括了乾嘉经学的流变与蜕变，是以“汉学复兴”、“疑古、考证学风泛起”、“返经汲古的复古思潮”、“经世之风渐渐显露”等为特点，而《总目》的总纂官纪昀（主要是纪昀）对翁、姚等当世名家分纂稿的弃用并重撰的原因，即是基于以下的学术理念与旨趣：指导思想的独尊儒学；学术思想的崇汉黜宋；学术方法的注重考据。如重文字训诂、重考证有根底、重实事求是不妄下己意、避免了宋学的“空疏”、“穿凿臆断”，如此一来，分纂稿与《总目》总纂官（纪昀）的学术分野，判然有别，《总目》的学术价值，纪昀的文化观也一目了然。经部以外，论文对《总目》与翁、姚等史、子、集分纂稿的思想研究与探析，也分别从学术史、文化史的视角，予以论述。如集部，论文也是先对乾嘉之际文学思想的嬗变作宏观辨析，然后再对翁、姚等分纂稿与《总目》进行对照比勘。论文认为，乾嘉时期文学思想发生的变化，约而言之，即“文学观念复古”、“尊唐远宋、弥合唐宋诗之争”、“文学思潮猛烈批评陆王心学，走向实学化”、“注重考据学”等，由是带来《总目》提倡“书写性灵”、主张“缘情绮靡”等倾向。如此一来，整个论文就显得充实而博大了。

论文在详细比勘翁、姚、邵、余四家分纂稿与《总目》之异之后，对《总目》的学术价值做出的高度评价，不具引，见论文的“结语”部分。论文对《总目》也并非一味“高评”，例如对《总目》出于“汉学派”门户之见过于指斥宋学的流弊，也有论述，对作为清统治者一面炫耀文治、一面禁锢思想、扼杀学术的反动倾向，也有深刻的揭示。

赵涛君完成论文并顺利参加完答辩后，返回他的母校河南大学。论文再经数年反复沉潜精研，修改定稿为三十多万字的专著，即将问世。在此期间，赵涛君另有关于《总目》的单篇学术论文不断在刊物上发表，其学术成就已经广为业内人士所熟知。论著即将出版之际，赵涛君邀我作序。我通读了赵涛君修订后的论著，索要了他发表的相关论文，打算对赵涛君取得的学术成就做一番评介，但下笔之际，仍旧觉得对于包容极大、覆载极广的《总目提要》，以及赵涛的研究，自己仍然是门外汉，评介云云，且留给世人。作为赵涛撰写论文的“在场者”，我愿意写下这个过程，对赵涛君的辛劳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以为这部著作的序。

阎琦

2015夏初

谨识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