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内容框架和研究方法
本书以第三厅、文工会为研究对象，在对相关文献史料、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几个典型事件的选取和具体论述，详细探讨这两个政府机构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与斗争中的表现和作用以及对于国统区抗战文艺的影响。
本书共五章，另有一个附录，现将各章内容综述如下：
第一章，“名流内阁”：第三厅在武汉。本章主要介绍抗战初期第三厅的成立过程及重要的抗宣活动，通过成立前的人事纠葛、人员组织情况、成立之初的积极活动揭示以第三厅为平台的国共合作在抗战初期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的促进与引导作用。
第三厅成立于武汉，顺应了抗战初期全国蓬勃热烈的民族情绪，是国共合作在国家政权上的标志。国民政府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共做出了重大让步，接纳共产党员进入国民政府，为抗战救亡共同战斗。然而国共两党在第二次合作中彼此都有所保留，因此第三厅在未成立之前就已经卷入了政治旋涡的中心。这在第三厅以至政治部的人事任命之争中有明确的体现。但是第三厅依然吸纳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人，从各科处的负责人、职员到下属的文化工作团队，都是人才济济、斗志高昂。一方面通过文化人与国统区有志于抗日的文化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建立了广泛而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为国民政府补充了新鲜的血液，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第三厅最轰动、最成功的抗敌宣传活动都是在武汉举办的，1938年4月7日至11日的抗敌扩大宣传周和1938年7月6日至8日的“七七”献金都极大地调动了武汉乃至全国各地民众的抗战热情，在抗战开始后第一次彰显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为抗战胜利奠定了最初的民众基础。
第二章，从第三厅到文工会。本章从整体上对第三厅的工作、活动以及对于抗战初期国统区抗战文艺的影响做出客观的评价，并在考察第三厅迁移、分流情况与国共关系变化的基础上分析第三厅解散与文工会成立的原因。
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从1938年8月起，第三厅开始了辗转动荡的迁徙，经过长沙、衡阳、桂林，于1938年12月底到达重庆。在迁移的过程中，第三厅人员逐渐分流，到重庆后压缩编制，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第三厅在抗战初期通过大型的抗战宣传活动和下属文化工作团队的巡回宣传所建立起的周密完善、行之有效的抗战文化宣传体系，到重庆后渐渐无以维系，工作成绩和效率都不尽如人意。其原因固然与国共关系的变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本身的腐败、人浮于事等种种弊端使第三厅逐渐沾染上致命的官僚气息。即便如此，第三厅对于中国的抗战依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国统区抗战文艺在抗战初期贴近时代、关注大众的发展趋向和艺术成绩，也与第三厅组织、引导抗战文化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厅在抗战宣传中表现出来的“左倾”倾向逐渐为国民政府所不容，蒋介石、陈诚屡次要求第三厅全体加入国民党不成，最终以改组为名导致了以郭沫若为首的第三厅人员总辞职。而为收纳更多的文化人，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起来。与第三厅相比，文工会延续了第三厅的国共合作性质，更广泛地吸纳了国统区的文化人，但被剥夺了行政权力与组织、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力，由此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也从合作走向了龃龉。
第三章，“齐之稷下”：文工会在重庆。文工会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不具备行政权力，在抗战中后期的重庆受到了国民政府的严格限制。中共则指导文工会采取多种形式突破国民党的文化统制，最主要的两个突破口就是为郭沫若祝寿和话剧领域的斗争。本章围绕郭沫若五十大寿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及一系列的“红白喜事”，讨论文工会在国统区的活动方式及深远的文化意义。
郭寿的策划、举行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经过了中共的深思熟虑和周密筹备。这次祝寿明确了郭沫若成为继鲁迅之后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确立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左翼进步文化人士在国统区文艺界的主导地位，并策略性地取得了国民政府官方的认可。这是“皖南事变”之后，中共重新确认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的领导权的控制，挫败了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的文化统制政策。同时，祝寿这一行为本身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与社会伦理道德，在政治意义之外被赋予更多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在郭寿中的表现，更凸显出文化人在政治之外的情谊。抗战中后期，中共通过文工会在重庆以祝寿、纪念等名义举行的文化人聚会，使文工会紧密团结了更多的文化人、艺术家、学者等各界人士，为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民主进步运动做好了准备。但是，以祝寿的方式确立的文坛权威和文化秩序使革命功利主义成为主流，逐渐引起了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不满和质疑，甚至导致了抗战胜利后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界的矛盾和分歧的出现。
第四章，两军对垒：《屈原》与《野玫瑰》。本章以重庆第一次雾季公演中出现的《屈原》与《野玫瑰》的对立与斗争为中心事件，通过对《野玫瑰》和《屈原》两剧的写作、演出及对立斗争的考察，探讨文艺领域的意识形态分歧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的深刻影响。
戏剧创作与演出是抗战中后期文工会的工作重点。《野玫瑰》和《屈原》的两军对垒第一次把国共两党之间在文艺领导权上的对立和冲突明确地彰显出来，从而把文艺领域的矛盾上升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虽然《野玫瑰》从创作到公演并没有为国民政府张目的企图，但是陈铨所代表的“战国策派”的政治立场在客观上站到了与中共为敌的位置上。由此开始，国共合作以来一直维持的表面上的和谐关系终于被打破，文工会针对《野玫瑰》组织了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国民政府则以行政手段支持《野玫瑰》、压制《屈原》。《屈原》与《野玫瑰》之争，证明了中共对于国统区文艺界的实际领导权。但是国民政府利用手中的政权，以一系列强硬的审查与监管制度对话剧剧本和演出的生存空间进行挤压，使左翼戏剧界受到了严厉的压制，也使抗战后期的国统区戏剧产生了商业化、庸俗化等不良倾向，从整体上丧失了时代意义和艺术价值。
第五章，国统区抗战文艺领导权的转移。本章首先从抗战期间国统区关于抗战文艺的三次文艺论争入手，探讨整个抗战文艺界在思想领域的转变。国民政府一直未能出台行之有效的文艺政策，其以日趋苛严的审查制度为核心的文化统制激发了越来越多文化人的反抗和抵制，民主、自由成为国统区最强大的思潮和呼声。文工会在抗战胜利前夕对国统区民主诉求的充分张扬发挥了主要作用。
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矛盾冲突使得国统区的文学活动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意识形态之争。从“暴露与讽刺”“与抗战无关论”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等一系列的文艺论争中，能够看到文艺界关注的重点由现实社会与战时生活逐渐转向政治问题，更重要的趋势是这种“一边倒”式的论争早已溢出了文艺的范畴。以左翼文化人为中心的抗战文化界对国统区文化思想界进行了整合，赢得了绝大多数知识者和文化人的支持，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要求民主自由、反对独裁统治的思想潮流。而国民党面对逐渐丧失的文艺领导权，一直缺乏积极有效的文艺政策，只有以消极查禁取代对抗战文艺的组织管理，张道藩的一再努力亦难以挽回败局。《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发表直接导致了文工会的解散，然而在文工会的引导下，国统区抗战文艺界已经为中共赢得了思想文化上的决定性胜利。
附录：第三厅、文工会与抗战文艺大事年表。在综合考察《郭沫若年谱》《周恩来年谱》《阳翰笙日记选》《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南方局党史资料》（一、大事记）《重庆抗战剧坛纪事：1937.7—1946.6》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编辑整理而成，以利研究者查考。
本书以第三厅、文工会为线索考察国共两党抗战期间在官方层面的合作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的影响，期望能够正视文学在政治、战争的纠缠中脱离文学理想的现象，以一种客观公正的学术态度对待国统区抗战文艺，对其合理性、正当性给予肯定，对其缺陷和偏颇之处给予宽容理解。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以超越、开放的视角重新厘定抗战文艺的发展历程，把研究视野拓展到文学学科应有的宽广领域。文学史研究的生长点也许就在于此。唯愿此书能够抛砖引玉，希冀学界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能够有跨越性的突破。
[1] [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2] 同上书，第164页。
[3] 金达凯：《郭沫若总论——三十至八十年代中共文化活动的缩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页。
[4] 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