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成吉思汗混一漠北史

——“蒙古太祖皇帝即位于斡难河”夹注辨析

《通鉴续编》卷一九在丙寅年（1206）末有“蒙古太祖皇帝即位于斡难河”之言，后小字夹注详细记载了成吉思汗的祖先及其混一漠北草原的历程。

早在清代乾隆时期，考据大家钱大昕在对《元史》卷一《太祖纪》的考异中，就注意到《通鉴续编》这一夹注的史料价值，并将其中阿阑豁阿“一乳三子”的内容与《元朝秘史》的记载加以参证，从而质疑《太祖纪》阿阑豁阿只生有孛端察儿一子的说法，认为：“帝王之兴，必有殊异，一乳三子之说，宜若可信。”[1]清末李文田著《元秘史注》、洪钧著《元史译文证补》，亦秉持这一观点。[2]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黄时鉴先生比较全面地考察了《通鉴续编》的蒙古史料，在其大作中，曾结合《太祖纪》、《元朝秘史》、拉施特《史集》、《圣武亲征录》等书，对《通鉴续编》以阿阑豁阿三子为中心的成吉思汗先祖事迹，作了进一步阐释。[3]近来，刘迎胜先生亦撰文，围绕《通鉴续编》这一夹注内容与其他相关记载，对早期蒙古史料的系谱作了一定的推测。[4]张晓慧博士在其关于《通鉴续编》蒙元史料的专文中，主要从史源学的角度研究了这一夹注的内容。[5]

不难看出，清代学者重在发掘阿阑豁阿“一乳三子”这一局部内容的史料价值，现代学者则更倾向于从史料系谱或史源学的角度予以辨析。总体而言，这些成果对《通鉴续编》“蒙古太祖皇帝即位于斡难河”夹注的研究并不充分。本章拟在此基础上，对《通鉴续编》的这一夹注进行全面研究，首先分析夹注本身的叙事脉络，同时校正个别记载的讹误并指出相关史文的史料价值，进而考辨其中所记几件重大史事，最后梳理不同文献中关于成吉思汗先祖及其本人混一漠北史的叙事模式，厘清夹注史文在其中的流传线索与所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