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大学》文本释读
一 《大学》的性质及作者
所谓“大学”，有三层含义。其一，大为年龄之大，大学指成人之学，与孩童之学相对。朱熹《大学章句序》所谓古代“人生八岁”“皆入小学”，“及其十有五年”“皆入大学”，即此意。小学即小子之学，如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教等；大学即大人之学，如所谓“三纲领”“八条目”等内容。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则是在小学基础上穷深极广的研习。其二，大为人格之大，大学指君子之学，与功利技巧之学相对。学有道术之分，君子爱道，小人慕术。爱道者求仁得仁，立身处世以道义为归；慕术者迷于奇技淫巧，凡事由功利计算以定取舍。《大学章句序》列举了大人君子之学的几个对立面：“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其中记诵词章为术之小者，异端之学为道之非者，而权谋术数、百家众技，则为小人追名逐利之术，与大人君子之学直接相对。其三，大为事业之大，天下事莫大于立君治国，故大学指帝王之学，特指儒家的帝王之道，与法家的帝王之术相对。帝王之术是一种特殊的功利之学，以权术为重；帝王之道则是一种特殊的君子之学，以治道为贵。这方面的含义，在古代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在现代语境下却常常被忽视了。张载有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谓“为往圣继绝学”，所继的往圣绝学就兼有君子之学与帝王之学的含义。功利技巧之术为世俗所爱慕，一般不会失传；唯圣贤之学深奥难通，常被世俗视为迂阔无用之说，且其只问道义不问功利的取向，更与世俗追求格格不入，因而很容易被遗弃而失传。大学所指的，就是这种容易失传的圣贤之学。从朱熹的《大学章句序》来看，大学是圣人受天命为民之君师以治而教之之大法，据此法而设小学与大学之序，使人皆知圣人修己治人之意，而不迷于俗学、异端、功利、众技之流。由此可见，大学之大，以上三种含义都在其中。现代学者往往独重其道德君子之学的含义，不甚注重其帝王治国之学的含义，故对其性质的理解难免出现偏差。
《大学》是儒家的一部内圣外王之书，这一点并无争议。但是，它偏重内圣还是偏重外王？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人们常常通过对“四书”的整体把握来理解理学的宗旨，而对理学宗旨的不同理解又反过来影响他们对《大学》作出不同判断。这类问题总是与对文本本身的不同解读纠缠在一起，与文本是否有错简、漏简、误字等问题纠缠在一起，有时还夹杂对文本作者真伪问题的猜测，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四书”中，《大学》的文本最简短，但引起的争论却最多也最激烈，并且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大学》性质的理解上，即：其主旨是重在内圣，还是重在外王？就《大学》文本本身来说，内圣与外王两面都讲到了。如“八条目”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五条是内圣之事，齐家、治国、平天下三条是外王之事；其中心是修身，落在内圣与外王的结合部，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一派，根据修身处在内外结合部，认为《大学》是内外兼修之学；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一派，则强调修身仍属于内圣之事，故《大学》的主旨依然在内圣，乃至家国天下之事也可理解为于事上磨练的内修之法。
对《大学》性质的不同判断，必然牵动对文本的直接解读。因而，对文本考证的争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训诂之争，它关乎对《大学》主旨乃至整个儒学宗旨的把握，关乎这种总体把握的学理根据。朱熹一派认为，《大学》全文分“经”“传”两个部分：开头部分是“经”，乃“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后面部分是“传”，乃“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1]把经、传分开，可以使经文中表达的全篇主旨更加凸显，但同时也要求经文与传文之间必须保持一一对应的关系。于是，传文就需要按照经文的次序重新编排，其理由是传文部分有错简；当有些传文找不到对应的经文时，就需要改动经文的原字以求合，其理由是原文在传抄过程中弄错了；当有些经文找不到对应的传文时，就需要补足相应的传文，其理由是原文在流传过程中丢失了。因而，朱熹花了很大力气，对文本的错漏进行了校正和补足。而王阳明一派则认为，朱熹的做法根据不足，《大学》原文一气呵成，无须区分“经”“传”，也没有什么错简、漏简、误字，只要按原文而读，心领其意即可。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都与其各自对《大学》主旨和理学宗旨的把握直接相关。
相传《大学》由曾参所著，《中庸》由孔汲（子思）所著，且曾子受教于孔子，子思受教于曾子，孟子受教于子思，则“四书”正好为孔门师徒授受之脉络主干。曾子上承孔子，下启思孟，成了孔子之道传播于后世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曾子有没有能力把孔子之道完整准确地接过来并传下去呢？这就牵涉《大学》所阐发的思想能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孔子之道这个大问题了。正是在这个大问题上，很早就出现了争议。所以，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曾子。《论语》中所载曾子之言，显得非常质朴、勤勉，甚至有点木讷，虽格局宏大，但严谨有余而文采不足，与其父曾晳大异其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同上）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同上）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同上）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就其格局宏大、质朴少文而言，《大学》确有曾参的风格。由曾子来阐发孔子的基本格局，应当比较可信，不至有太多的个人发挥。然而，如果曾参的天分不高，悟性不够，则其对孔子的传述就可能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韵。如南宋叶适就说：“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所遗略，未可谓至。”（《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九）“余尝疑孔子既以一贯语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细之异，贵贱之别，未知于一贯之指果合否？曾子又自转为忠恕。忠以尽己，恕以及人，虽曰内外合一，而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为准也。”“若动容貌而远暴慢，正颜色而近信，出辞气而远鄙倍，则专以己为是，以人为非，……但以己形物而已。”“夫托孤寄命，虽曰必全其节；任重道远，可惜止于其身。然则继周之损益为难知，六艺之统纪为难识，故曰非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以一者受而传之也。”总之，“世以曾子为能传，而余以为不能”。（同上，卷十三）叶适原非道学中人，不认同尧舜相传之道可以仅依托于心中那点灵明，他特别强调此道具有“经纬天地之妙用”，不满曾子所传之道“止于其身”，所以断其不足以承担儒家之大统。姑且不论叶适对《论语》中曾子言论的曲解，仅就其怀疑曾子的传道能力而言，的确让人不无担心。《礼记·檀弓上》载：
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闻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
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
这个记载未必十分准确，但也不会是凭空捏造。曾子记住了夫子的原话，却不明其中的曲折，若如此传道，则后果堪忧。然曾子据实以告，遭有子怀疑后，谨慎地向子游求证，证明了有子的判断是对的；更难能可贵的是，曾子不忘返告有子，并细心询问有子何以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数番往返下来，曾子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所得恐非旁人可比。《论语·先进》曰：“参也鲁”，这应是孔子的评语。鲁，迟钝之意。朱熹注：“鲁，鲁钝也。程子曰：‘参也竟以鲁得之。’又曰：‘曾子之学，诚笃而已。圣门学者，聪明才辩，不为不多，而卒传其道，乃质鲁之人尔。故学以诚实为贵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鲁，故其学也确，所以能深造乎道也。’”鲁钝之人，若勤奋好学，且穷究不舍，往往真能有不俗的成就。
当然，传闻毕竟不等于史实。有关曾子著《大学》、子思著《中庸》之说，历来有人怀疑。特别是五四以后，疑古之风大兴，一大批古代经典均被定为汉人伪造，《大学》《中庸》也被认为是汉代编纂的“伪书”，甚至连“思孟学派”也被认为是子虚乌有之事。然而，后来的出土文物（如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等）有力地证明，“思孟学派”的确存在，大量古代传闻的确有相当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