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在国内，近十多年来，伴随着媒体融合实践的发展，相关理论研究也此起彼伏。在研究视角的不断切换中，研究深度也在不断加深。朱江丽副教授与蒋旭峰教授合著的《媒体融合的探索与实践（2014—2018）》，作为这一领域的新成果，尤为引起我的关注。本书中的一些分析也与几年前我的一些观察形成了呼应。

2015年，我曾在《国际新闻界》第12期上发表《文化隔阂：新老媒体融合中的关键障碍》一文。在文中，我把传统媒体在向新媒体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技术、资金、体制、人才等障碍之外的“隐性障碍因素”，称为“文化隔阂”。

在该文中，我主要提出了以下一些观点：

传统媒体的文化，本质上是以内容为根基的文化。相比以人为本、开放的新媒体，传统媒体在传播体系、生产机制与文化上，都表现出较强的封闭性与集权性。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封闭性与集权性既有利于保证这个行业的水准，也会不断巩固这个行业高高在上的地位。系统的封闭性，也使传统媒体周围没有太多的参照系或参照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专业媒体对自己产品质量的检验能力也有限，容易产生良好的自我感觉，而这会成为阻碍，使专业媒体缺少自身变革的动力。

尽管传统媒体一直信奉“内容为王”，但是其生产的内容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视野的有限性、形式的凝固性、内容价值挖掘得不充分等。

在传统媒体时代，身处“庙堂”之上的专业媒体，拥有极强的权威性，对于其受众，本质上是“俯视的”“教化的”。即使它们越来越多地追求“寓教于乐”的技巧，但核心还是“教育”“教化”。

传统媒体也意识到，由于自己的权威地位，任何一点失误都可能产生重大的后果。因此，它们会制定严格的质量标准，其生产流程与管理体制也会尽量保证对质量的控制与监督。专业媒体的质量标准比较容易落实在具体操作层面，但在监测与判断专业媒体反映社会现实的准确度或干预社会现实的能力方面，质量标准的制定与落实都相对困难。

封闭的体系不仅造就了专业媒体在新闻生产领域的垄断地位，而且促进了广告的经营发展。

传统媒体在向新媒体转型的过程中，面临很多障碍，如资金、技术、人才、体制等方面的障碍，而且其从业者大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新老媒体的文化性差异。

从长远来看，新媒体化是传媒业的大势所趋。要完成新媒体化，就要适应新媒体的文化特质，实现文化性转基因。但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它与传统媒体的体制、机制变革相辅相成。以文化上的变革来促成体制变革，也应是传统媒体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

尽管我以自己的观察提出了以上观点，但由于没有实际的调查研究，我并不能判断媒体转型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些文化隔阂的影响，不同媒体在这方面的差异又是什么，也没能对媒体减少这些文化隔阂的努力做出调研。

朱江丽副教授等学者的研究，以来自实践的深入调查，回应了我的一些思考，并推进了这个方向上的研究。他们认为，文化隔阂作为传统媒体转型的关键障碍的确存在，且集中体现在新闻从业者身上。当前传统媒体的融合的确是在业务流程、新技术开发与应用、组织架构与考核方式等方面有较大的变化，但是传统媒体“人”的转变却相对滞后于组织的创新与变化。同时在最近四年多媒体融合的进程中，随着路径依赖的打破与重建，人的滞后与新老媒体文化的隔阂并非停留在原地，而是也在不断演化。虽然本书并没有专门研究文化隔阂，但相关的观察思考贯穿始终。

本书作者还以经济管理的视角，在大量访谈与调查基础上，对媒体融合转型中的业务链重构、组织变革以及跨越障碍的管理路径进行了细致描摹与深刻揭示，有些方面甚至进行了定量的分析与判断。对近几年国内媒体转型的一些典型案例，他们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媒体融合进入深水区后，这样的研究对媒体管理与融合实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庆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兰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