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联外交关系研究

2000年以来，本研究室在苏联外交关系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冷战国际史研究

张盛发利用俄罗斯和美国的解密档案文献，以苏联为基点研究了冷战的起源及其发展，分析了苏联的冷战基础、冷战政策和冷战行为，认为冷战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美国和苏联都是冷战的源头（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在美苏冷战研究的基础上，本室科研人员还就远东的雅尔塔体制、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赫鲁晓夫与古巴导弹危机等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张盛发：《雅尔塔体制的形成与苏联势力范围的确立》，《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战后初期斯大林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5期；《试析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动机与决策》，《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2年第6期）。

此外，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也是本室研究的重点。吴伟根据俄罗斯和西方的解密档案材料，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波兰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该研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背景、进程，苏波双方以及反法西斯主要盟国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描述了自1939年9月“波兰问题”的产生到1945年9月基本解决的过程［吴伟：《苏联与波兰问题（1939-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同时，吴伟还主持了国家社科重大课题“东欧各国冷战时期档案收集与整理”子课题“有关中国的东欧历史档案文献整理”（2012年），已经结项，并被评为优秀。在利用东欧各国档案的基础上，吴伟就东欧各国斯大林化中的中国因素、苏联与德国统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吴伟：《东欧国家苏联模式化中的中国因素》，论文集《新史料新发现：中国与东欧关系》2014年9月；《苏联与德国统一》，《历史教学》2016年第14期）。

（二）中苏关系史研究

中苏关系研究是俄东所的立足基石，也是俄东所常年跟踪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苏联解体之后，随着俄方档案的开放，中苏关系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本室科研人员在参与《中苏关系档案汇编》这个重大项目的过程中，利用收集到的俄罗斯与中方的档案文献，立足前人已有的研究，对“中东路事件”以及中长铁路归还给中国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对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提出了新的看法。刘显忠认为“中苏共管”的体制矛盾、地缘政治、中方决策失误等是造成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原因，事件中唯一的真正获益者是日本（刘显忠：《中东路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1926年中东路危机后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及其实质》，《安徽史学》2009年第6期）。张盛发认为，苏联归还中长铁路的主因是冷战中苏联的地缘困境需要中国成为其战略盟国以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证明了这一点。铁路的归还削弱了苏联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瓦解了苏联在东北的侨民社会（张盛发：《中长铁路归还给中国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列强在中国东北的争夺与中东铁路所有权的历史演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5期）。这些论文中有两篇发表在历史学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学术讨论，推动了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有的文章还在国外发表（Лю Сяньчжун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на КВЖД 1929：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Россия и страны АТР в изменяющемся мире. Сб.ст./ Отв.ред.Ю.В.Латушко，И.В.Ставро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Дальнаука，2009.С.78-81）。

除了关注中东铁路之外，本室科研人员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与立场、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共同抵制美国主导的对日媾和以及二战中的苏日关系等问题开展研究（张盛发：《战后初期斯大林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5期；《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共同抵制美国主导的对日媾和》，《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吴伟：《重新审视“苏日中立条约”的苏日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