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理论拨乱反正
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1]
我们面前放着马寅初先生《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就是这样一本小册子，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批判、声讨之势一浪高过一浪，其时间之长持续达三年之久；规模之大，全国主要报刊几乎全部卷了进去，文章发表了数百篇，实为历史所不多见。
可是，20多年的实践却给这场辩论作了相反的结论：真正的失败者并不是马寅初先生，他的新人口论不仅不是什么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药”，恰恰相反，是具有远见卓识、治国利民的一剂良方。今天，我们理应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新人口论翻案，为马老彻底平反，为马老恢复名誉。
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人口死亡率有了明显的下降，全国人口出现了迅速增长的趋势。据1953年人口普查，总人口达到601938035人，出生率为37‰，自然增长率为20‰。又据1954年五个省和一个自治区的统计，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3‰。按此增长率推算，全国人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将超过7亿人，第三个五年计划末期可达8亿人，增长速度十分惊人。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深知人口盲目增长下去带来的严重后果。然而，当时多数人，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这就引起了老先生的焦虑。1955年他在人代会浙江小组首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了言，想不到一些代表不同意，未能提交大会讨论。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畅谈了关于我国人口问题的主张，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重视。马老因此大受鼓舞，异常高兴，他在接见《文汇报》记者时说：“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快。”他不顾年近80的高龄，到处奔波，或找领导同志恳谈，或向群众发表演讲，一心一意盼望举国上下把控制人口的问题重视起来。1957年6月，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召开了，他把人口问题作为一项提案写成书面发言，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就是他的新人口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据说资产阶级右派曾经利用人口问题向党发起进攻，一些主张控制人口，节制生育的知名人士一个个遭到批判，一个个被打成右派分子，马先生也有些岌岌可危。果然，不久就批到了他的头上。不过，开始那些批判文章还好些，虽然上纲较高，但还试图讲点道理出来。马老先生总是一篇篇地读下去，看一看有没有可取之处。事实上，他是一个敢于坚持真理，也勇于修正错误的人。他在北大发表演讲，有人指出他的一个原则错误，他虚心接受，诚恳致谢，并当即贴出大字报作了公开检讨。
1959年下半年以后对马寅初先生的批判突然升了级，在他当时工作的北京大学，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会接连不断，有的还面对面地“短兵相接”，“挖老根、算旧账”，甚至进行个人人身攻击。再看看报刊上那些文章，简直是骂不绝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那个“左派理论家”插了手，他发下一道指示：马寅初的观点就是艾奇逊的观点，要像批艾奇逊那样批马寅初。对这突如其来的攻势，马老有些困惑不解。但凭他多年的经验，从势头上感到“来者不善”。这时，在他的面前已经摊开两条路：一条是接受批判，作一番检讨，一切都会平安地过去；另一条就是坚持下去，前途自然不堪设想。马老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的“附带声明”中说：“我虽然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他对好朋友的劝告表示感激，但他同样毫不动摇地表示：“这次遇到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正是理论上的这种彻底性，决定着政治上的坚定性，大概这就是马老奋战不屈，或者如某些批判者说的“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的“奥秘”所在吧！
到底属于哪一个“马家”
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基调，说他宣扬了马尔萨斯观点，是中国的马尔萨斯。有一张大字报更醒目：“马寅初先生究竟属于哪一个马家”。尽管“马家”一说并不科学，因为马克思和马尔萨斯，谁都不姓马。但依据中国人的习惯叫法，不妨把他们称为两个“马家”。我们认为，为马寅初先生翻案，中心的问题是为他的新人口论平反，彻底摘掉马尔萨斯主义的帽子。
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绝不属于马尔萨斯那一家，而属于马克思主义这一家。他根据调查得来的材料，一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人口不断迅速增长说成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教条，分析了我国人口增殖过快同国民经济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主要是：（1）同加速资金积累之间的矛盾。“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似乎太慢。”“我国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2）同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矛盾。“要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要大力地积累资金，加强每个工人的技术装备，同时还要控制人口，因为如人口增殖任其自流，资金很难迅速地积累。”农业“每人平均分得的耕地，已自1953年的二亩八分降至1955年二亩七分”。（3）同提高人民生活之间的矛盾。“现在粮食紧张，猪肉紧张，布票对折使用，煤也不够烧，这一切都牵连着人口众多的问题。”（4）同科学事业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受现有工业水平和国家财力的限制，还不能完全满足开展研究的要求，欲达到这个目的，唯有加速积累资金，一面努力控制人口，不让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学研究前进的后腿。”
那么，采取什么办法解决这些矛盾，控制人口增殖呢？马寅初先生提出：“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大力破除宗嗣继承观念，破除“早生贵子”、“五世其昌”等封建思想。其次，“俟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以后，再行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大概男子二十五岁，女子二十三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再次，“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主张生两个孩子的有奖，生三个孩子的要征税，生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以征来的税金作奖金，国家财政不进不出。
以上就是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主张。然而就是这些内容和主张，在当时却被说成“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仇视劳动人民”，扣上一顶马尔萨斯主义的大帽子。理由是他把人看成消费者，没有首先看成生产者，是“见口不见手”。按照“人手论”，就应该是人越多、劳动力就越多，生产也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因而人越多越好，据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口观。为此有的人还曾动议：应该将“人口”改成“人手”，似乎“人口”一词本身就包含马尔萨斯主义的味道。这些“逻辑”在今天看来未免使人哑然失笑，可是在当时简直是一种流行的权威观点哩！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数量、密度、发展速度虽然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性作用，但“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644页）。马寅初先生明确提出我国人口发展已经同积累、消费以及科学等的发展不相适应，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发展对社会发展起促进或者延缓作用的理论，同马尔萨斯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马寅初先生适时地提出提高人口质量，提出中国各阶层人口“都要提高知识水平”，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他把人口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联系起来考察，说明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他说：“但在一穷二白的中国，资金少，人口多，把人民组织起来，利用它作为一种资源，不是没有好处的，但不要忘记亦有人多的坏处。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我的新人口论主张保留它的好处，去掉它的坏处；保全这个大资源，但去掉这个大负担。方法是提高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马老这一段话充满了辩证法，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寥寥数语把他的新人口论展示得清清楚楚，也从积极的角度概括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方向。
马寅初先生为使人们真正理解他的新人口论，不至于产生误解，常常把他的理论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加以比较，说明二者的根本不同，并对马尔萨斯主义作了相当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没想到，这样一来，反倒“授人以柄”，说他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假批判、真拍卖”，“地地道道的马尔萨斯主义者”。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只要不抱偏见，应该说马寅初先生对马尔萨斯是作了认真批判的。他指出，“马尔萨斯写人口论的本意，就在于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政府”；他指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和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是早已“破了产”的，并用新中国成立后生产飞速发展的事实加以有力驳斥；他指出，马尔萨斯主张用战争、瘟疫、饥饿等手段来消灭现有人口，因而是非常反动的，等等。既然这样，为什么硬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间用等号连接起来呢？对此，马老气愤地说：“有人称我为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们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对于那种闭着眼睛不看事实的人，专门打棍子、扣帽子的人，恐怕也只好如此。
值得认真总结的历史教训
新中国成立前，马寅初先生就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坚决反对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多次参加过激烈的反蒋民主运动，是爱国民主人士中一位杰出的代表。新中国成立时，他应邀来京参政，衷心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立志把有生之年奉献给社会主义事业。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大常委，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等重要职务，对我国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出过力，作过贡献。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竟由于一纸人口理论被革职罢官，这对各阶层民主人士以及学术界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不能不产生严重不良影响，值得从中吸取教训。
首先，要正确处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系。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科学中的学术问题往往同政治有牵连，但它们毕竟属于不同的范畴，因而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马寅初先生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作为人大代表提出人口问题，从国家政治生活来讲是政治问题，意见和提案怎样处理，完全由国家决定。但他提出的人口问题本身，就内容来讲，属于学术性质，属于理论方面的问题，只能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自由讨论和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解决，切不可依仗人多势众实行压服。在学术问题上，真理有时不在多数人手里而在少数人手里。可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场“大辩论”就违背了这个方针，特别是那个“左派理论家”插了手以后，把马寅初当做艾奇逊来批，一巴掌把人家打下去，把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这就堵塞了言路，使人口增长快对国民经济有哪些不利影响，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成了谁也不敢碰的“禁区”。
第二，要有充分的民主。这场“辩论”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辩论”的一方人数颇多，另一方却少得可怜。是马寅初先生的学说没有人赞成吗？否。关于这一点，马先生说：“自《新建设》十一号登出我的文章后，同意我的信已经不是少数了，有的虽表示同意，但不敢签名，只写‘读者谨上’字样，这部分地表明了今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真实情况，我只得唱‘独角戏’。”其实，赞成马先生新人口论的大有人在，就是他的经济要综合平衡的意见，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缺乏民主，既缺乏政治民主，又缺乏学术民主，却很少有人敢站出来为之辩护。似此等“辩论”，又能辩出什么真理来呢？
第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旧中国人口的发展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有效地解决了失业、灾荒、饥饿和疾病等一系列问题，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降了下来，出现了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就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来的。然而，某些人不是从实际出发，不去认真研究我国人口发展的新问题，新矛盾，而是从“长官意志”出发，从本本出发，凭教条批判别人，结果是批判得越狠，离开现实越远，造成危害越大，以至于酿成今天严重的人口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的唯一标准。我们研究和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必须坚持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1] 本文发表于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