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21世纪初，俄国在经历了激进自由主义改革的冲击之后，国内政治动荡，经济衰退，民族矛盾尖锐，国际地位削弱，全社会强烈期待未来局面能得到改善。但人民对“改革”举措十分反感，这个词语本身也为社会所排斥，在当代俄国公共政治话语中，“现代化”取代“改革”成为人们常用的时髦词语。其实在俄国政治学中很早就出现了现代化理论，俄国现状及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使现代化理论，特别是政治现代化理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书探讨俄国政治现代化理论及实践的历史，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俄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解。
一 政治现代化和意识形态
“政治现代化”这个概念在现代学术中可谓众说纷纭，对政治现代化的定义和分类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视角和标准。除政治学之外，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和哲学理论也都对“政治现代化”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影响。
“现代化”概念使用频率高，内涵丰富。当代波兰学者П.什托姆卡对西方科学有关现代化定义的一些视角进行了总结，提出“现代化”概念包括三层含义：（1）所有进步的社会变化；（2）从16世纪开始西方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发生变革后一直发展到当代所形成的社会状态；（3）落后和欠发达社会努力“追赶”主要发达国家的过程。[1]这是典型的从“西方中心论”视角对“现代化”概念进行的解释。我国常见的是用“现代化”一词来描述人类近代以来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急剧变革，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认为：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了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了这些领域的深刻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指落后国家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家水平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2]人们通常以强调某些基本参数为标准对现代化进行分类，如“先发的”和“次生的”现代化、“有机的”和“失衡的”现代化、“自发型的”和“赶超型的”现代化等。
在西方学术界，现代化理论是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在价值观发生转变以及社会意识理性化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与近代政治思想的诞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很多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持现代化观点，如黑格尔、孔德、斯宾塞、马克思、韦伯等，现代化理论成为关于社会进化的社会和政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获得了普及，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概念。
20世纪50～60年代，现代化理论观点囿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框架，基本上把“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认为现代化的“样板”是西方国家以及在那里形成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消费型社会”的精神文化；现代化的“客体”是面临着必须完成“赶超发展”任务的传统社会；现代化进程就是所有“落后的”国家全盘西化、模仿“先进的”西方的进程。而政治现代化就是“落后的”国家全面挪移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最终全世界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如当代这种观点的支持者Ф.福库雅马指出，应该把政治自由主义看成“历史的终极：人类思想衍化的完成，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成为最终的管理形式”。[3]
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亚、非、拉国家历史实践经验的影响下，这种把政治现代化视为全世界向自由主义转化的解释日益遭受诟病。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直接借鉴西方模式进行的政治改革，其结果往往是传统的政治制度和准则被摧毁，习惯的生活方式被破坏，社会陷入动荡和混乱。这种模式的政治现代化最终将导致所有与西方社会文化不同的文明从世界上彻底消失。在这些国家，人民的社会文化与政府自上而下移植的新秩序格格不入，爆发了政治、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鉴于此，对政治现代化问题的其他理论解读开始出现，很多西方学者开始否定自由主义进步的绝对论，承认局部文化和文明的意义，认为它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能够从自身传统出发实现独特的发展。这些学者不再强调社会政治发展中自由主义的普遍性及优先地位，认为政治现代化进程具有可选性，社会的文化和文明因素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家发展只能建立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和思想之上，依靠自身的文明潜力。政治现代化的基础是国家自身的社会文化传统、文明自我认同、民族价值取向与发展的思想的结合。
以这种文化的与文明的视角来看，世界政治现代化发展具有多样性。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成就如何取决于政治改革进程是否考虑到历史文化传统，是否适应民族制度，是否为社会所接受。有关“现代”和“传统”概念的二分法被重新解读，现代化进程并不是以西方现代社会为样板机械地用所谓“现代的”元素替代“传统的”元素，而是一个根据时代的要求进行广泛社会改革的进程，在改革进行中要发挥自身的文明潜力，依靠社会的传统文化。在重大变革和创新进程中，传统社会文化体系渐趋完善，国家逐步走上新的文明发展阶段，在现代世界占据应有的位置。
苏联时期，俄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政治现代化问题，把现代化进程看成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普遍的、单线的历史进步。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俄国“民主改革”的现代化实践中，自由主义观点在学界和政界都占据主导地位，认为俄国现代化道路只能是走西方文明走过的道路，现代化进程就是将西方发展模式和“先进样板”机械地挪移到俄国土壤，实现政治制度全面自由主义化，“现代性”概念的内涵就是指自由主义国家的现状。但是，这种自由主义现代化方法论在俄国社会和政治实践中使传说中的许多“神话”破灭，造成国家政治局势动荡、传统道德沦丧、社会问题尖锐、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许多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当代俄国学界也开始对“模仿性”的自由主义改革持批判性态度，提出要突破在其他社会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框架，根据俄国自身的独特性建立自己国家的思想体系。
在当代俄国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文化学和历史学研究中，更注重从文明发展的视角来研究俄国现实，考虑俄国的独特性，寻找对于本国最佳的、有机的发展模式。当代俄国学界对本国经典社会思想家著作的兴趣剧增，特别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思想理论。19世纪至20世纪初是俄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俄国主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派别诞生并得以发展，他们寻求对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众多问题的答案，他们提出的思想观点、政治改革方案和纲领，都可以用现代术语将其称为政治现代化理论。19世纪至20世纪初也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积极活跃的时代，一个政治改革方案迭出的时代，一个积极探索“理想社会”的时代。后文在分析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政治现代化理论问题时，笔者将选择意识形态作为背景框架，因为所有政治现代化理论，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无论是在古典时期，还是在现代时期，总是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为某种意识形态模式所左右。因此，政治现代化理论客观上具有意识形态的主观性。一个系统的意识形态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现代化方案，追求实现某种未来的“理想状态”。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意味着未来的“理想状态”的多样性。
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是最难以把握的概念之一，这一概念自诞生以来就饱受争议。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十分丰富而且模糊不清，不同学者对这一现象的历史内容和发展前景的看法可能截然相反：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个时期是“意识形态的时代”，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这个时期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时代；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当代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社会潜力，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意识形态所发挥的社会作用不断加强。
“意识形态”（идеология）的术语源于希腊词语“idea”（思想）和“logos”（学说），由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在法国大革命时提出，指对理念形成过程的研究，也可以称之为“思想的科学”或“观念科学”。[4]特拉西“拒绝了天赋观念的思想，解释我们所有的观念如何以身体感觉为基础。而摆脱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偏见，对思想的起源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可能是建立一个正义和幸福社会的基础。因为对个人思想的考察会揭示出它们在人类的普遍需求与欲望中的共同起源。这些需求将构成法则的框架，而这些法则在自然的基础上调节社会，并促进相关欲望的和谐实现。自然的和社会的是重合的。而这种重合可由思想起源的理性分析，由意识形态揭示出来”。[5]在特拉西看来，意识形态不是一种纯粹的解释性理论，而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目标是拯救人类、为人类服务，使人类摆脱偏见，为理性的统治做好准备。因此，意识形态自始便与政治密切相关。在19～20世纪，由于后宗教时代政治思想的形成，以及政党、社会组织和运动的形成，这一术语在政治界和学术界广泛流行。
特拉西开始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后，著名的思想家大都从政治和政治学的视角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但都未对意识形态的概念做过明确界定，而且对意识形态大多持否定态度。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和曼海姆都认为，各种意识形态都是一定政治集团利益的反映，具有虚假性。因为在意识形态中，这种利益的真实性质是隐蔽的。曼海姆指出，意识形态只是由一定社会集团、阶级支持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被维护现存社会制度或复辟过去社会制度的愿望所曲解了的一切思想；思想体系是既得利益或反动纲领的表现”。[6]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就是“乌托邦”，本身没有认识论的价值。
德国两个伟大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也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虽然他们没有直接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却探讨了意识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表现形式，尤其是向世人展示了各种意识形式与“教化”和“异化”的内在关系，对宗教这种最具异化特征的意识形态加以彻底批判，试图建立以自然为基础的人本主义哲学。
意识形态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意识形态的概念获得广泛传播，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出版（1846）。他们在这本书中还没有形成对意识形态术语的明确定义，只是驳斥了特拉西的意识形态观点。他们认为，意识形态不是什么“思想的科学”，意识形态的概念完全是主观的，是用来为统治阶级辩护的。因此，任何社会中的支配性政治理念，或者说意识形态，均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在另一部著作《路易·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意识形态”的概念做出了具体阐述：“作为社会哲学基本范畴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思想体系，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思想体系。具体一些说，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包括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观点，意识形态是该阶级、该社会集团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理想的思想理论依据。”[7]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贡献，是确立了意识形态与阶级利益之间的依附性，认为意识形态首先是特定阶级利益的反映。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诞生已有200年之久，伴随着哲学史基本框架的变迁，其内涵所指和社会功能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当今西方理论界，政治思潮流派纷呈，尚无一人能为意识形态的概念下一个完满的定义。正如美国学者利昂·P.巴拉达特所指出的，“遗憾的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准确定义，现在的政治学家并未比以前的学者更有共识”。[8]“意识形态”的概念不仅在政治学，而且在其他社会和人文学科中广泛运用。哲学、文化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学科对这个概念的诠释深深地影响着政治学的解读。例如，苏联一部现代政治学百科词典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如下：“意识形态，这是关于世界与人在其中的角色之哲学的、科学的、艺术的、道德的、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社会学的价值体系与知识体系。”[9]在其他政治学著作中也可以见到如此广度的定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包容性”和“多元性”使人们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都可以运用这个概念，如国家的意识形态、公司的意识形态等，还有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意识形态等提法。虽然“意识形态”一词运用广泛，但它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术语。笔者根据政治学的特点和所研究问题的背景，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是：这是逻辑上井然有序的、内在完整的一套政治思想，这套政治思想被定位于建设特定类型的社会。从严格的政治学意义上讲，所有意识形态都有政治现代化理论的性质，都是在分析当前的社会状态和未来的政治理想，追求实现设定的政治理想。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状态的社会意识，具有以下几个本质特征。首先，意识形态是某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思想学说，特别是有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想学说体系，解释当前世界状况及所存在的冲突，同时描绘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且计划蓝图可望在人的有生之年实现。因而，意识形态还有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给人们提供了希望，在最初就具有“乌托邦的基因”，尝试按照“理想的模式”去改造现实社会。再次，某种学说能够成为意识形态的前提条件是它具有行动导向作用，它不仅仅是停留在某个思想家思想结晶的层面上，而是获得了社会承认，拥有了一批支持者。这个学说成为一种信仰，提供了达成目标所必需的明确战略和策略，它的支持者准备付诸行动，把学说中描绘的美好未来变成现实。最后，意识形态极具鼓动性，鼓舞人们尽最大的努力来达成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意识形态的存在不能脱离社会政治、民族、经济、阶级团体或其他团体。意识形态与这些团体共存，反映了为这种意识形态联结在一起的团体的利益。个人或者社会团体为了在社会空间拥有共同取向必须接受某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成为决定他们社会行为的独立因素。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影响非常显著，甚至可以与宗教相提并论。
对传统社会而言，意识形态可能起到破坏性的作用，因为它促进了社会分裂成为彼此对立的团体。如果说在传统社会或者专制社会，国家意识形态是唯一的，是社会团结的纽带，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怀疑行为被视为犯罪，这些人将遭到残酷镇压，那么在自由民主社会，政治个体可以自由选择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会相互竞争。在多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会因为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而淡化，还会出现不同意识形态之间联合以寻求扩大社会基础的现象。
意识形态的很多元素在以前的社会思想和运动中也有显现，但完整的意识形态直到近代才出现。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变，这场社会大变革跨越了地区和国家界线，也成为当代几种经典意识形态的起源。在西欧国家现代民主和大众社会形成的进程中，传统社会关系衰落，社会等级制度瓦解，等级的社团主义向个人主义转变，社会出现自我认同危机，大众和精英都在寻找新的社会定位。在这一进程中，一方面是以前坚不可摧的等级壁垒及与之相应的思想观念被打破，另一方面是以前没有参与政治权利的广大民众走上了政治舞台。
在民主社会形成中，革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英国“光荣革命”以及美国革命还没有深入触及社会各阶层，那么18世纪的法国革命则彻底改变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也意味着在全欧洲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重大社会变革，因此，恰恰是法国革命促进了意识形态作为完整体系的发展。高呼自由、平等和博爱口号的法国革命，成为从等级的、行会的社会向建立在民主、平等和个人主义原则之上的社会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在现代意识形态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不仅有法国革命，还有各种力量对这场革命以及接下来的社会危机进程的反应。法国大革命后意识形态运动获得了全新的发展，各种经典的意识形态理论均提出了解决冲突的方法和社会改革的模式。
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也使世界发生巨变，形成了建立在货币和理性原则之上的世界新秩序，也形成了新的资本主义伦理观。但工业化进程也带来了新的普遍贫困现象和一系列社会问题，使社会面临爆发冲突的危机，各种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后来的政党的作用因而普遍提高。在这个时期，正在形成的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已经显现：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具有普遍的选举权，可以结成意识形态团体，通过议会和政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这一进程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理论家和思想家阶层，他们有意识地提出有关社会发展的完整理论，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在这一进程中还形成了现代政党，他们制定政治纲领，以夺取政权为目的，争取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
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大变革对19世纪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出现的三种趋势是意识形态形成的前提：第一种趋势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分裂，民主社会与国家政权对立，社会团体和组织与官僚对立；第二种趋势是民主社会自身新基础的形成，在民主社会，传统的家庭结构、等级关系被破坏，私人和社会生活领域多元化，形成新的交际体系，社会与政权的主要交流渠道发生变化，这一切都有助于“社会思想”的形成；第三种趋势是一个特殊阶层应运而生，他们承担起思考社会矛盾的使命，致力于创立意识形态理论学说，这个社会阶层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发言，追求代表广泛的利益，成为社会与政权之间的中介人。这个社会阶层制定了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改革模式，提出了有关社会发展的学说体系，而且努力使自己的学说获得广大群体的支持，将理论理想在社会实践中贯彻。
意识形态理论由思想家们创建，但社会运动对这些意识形态的采纳以及在这些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的社会改革纲领是“职业革命者”的事业。在任何动员型意识形态的建立过程中，有两类社会团体起着重要作用，一类是负责创建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者团体，一类是负责贯彻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社会改革纲领的政治实践者团体。在历史上，这两者很少集中在一个社会团体或者是一个人——“王位上的革命哲学家”——身上，因为客观上这两者的任务不同，在一定的阶段甚至会相互冲突。所有意识形态都是以某种抽象理想的名义激烈批评现实。法国大革命以及所有大型革命的进程都清楚地表现出，革命如果说不是“历史的火车头”，那么无疑是“意识形态的火车头”。托克维尔在其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就描写了意识形态和思想家们在推动革命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立作用。
本书在分析俄国政治现代化理论问题时，选择了三种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俄国政治思想界形成，最初就具有政治现代化理论的面貌，是实现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理论构想。笔者有意在研究框架中排除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内外学界都已经存在大量著述，无须笔者赘述。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从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分别对应俄国政治生活中的三个基本经典趋势——“自由化”、“激进化”和“保守化”，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可能是某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在国家占“主导地位”，但这三个趋势客观上一直存在。俄国政治现代化正是在这些趋势的框架之下进行。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趋势倾向于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而保守主义趋势一直与这两个趋势对立。
俄国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国家，历史实践表明：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思想，具有激励鼓动意义的意识形态是存在的——它们是国家成功发展、实现现代化突破的重要条件；反之，缺乏鼓舞社会斗志的意识形态，会使国家生活各个领域出现“历史退化”。在当代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的现实意义依然不容忽视，国家能否成功发展取决于意识形态选择的正确与否。
二 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俄国现代化进程
我们经常遇到“时代的挑战”、“时代的召唤”或“时代的精神”这样的话语。这些话语的背后是怎样的历史隐喻呢？为什么很多国家惧怕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为了在阳光之下占有一席之地而加入争夺世界领袖的激烈竞争呢？这些问题背后闪现的是世界历史进程的现实，虽然世界各地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却不可抑制地走向一体化，越来越多以前被历史“冷落”的民族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舞台。
我们所研究的19世纪至20世纪初是世界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这段时期，虽然人类社会还没有实现一体化，没有消灭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差异，没有消灭饥饿、疾病和贫穷，但是，与以前相比，欧洲以及世界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革命、农业生产集约化、都市化进程、市场关系发展迅速，数百万人口获得解放，摆脱了屈辱的个人超经济依附状态，个体形成了新型的主动积极进取的精神。在这段时期，科学战胜了蒙昧，世俗原则战胜了宗教原则，资本主义得以确立并迅速在全世界普及。
欧洲整体人口在这100年间增加了至少1倍，俄国人口增加了近3倍，从3500万～4000万人增加到1.6亿人。[10]农业人口过剩，城市失业现象加重，老龄化问题加剧，青年人社会积极性提高，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在政治领域，法治国家开始诞生，立宪主义普及，出现了一系列政党和组织，报纸和期刊媒体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民族融合和民族国家建立进程蓬勃发展。世界从具有森严的等级制度、绝对专制的管理形式、贵族地主占特权地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解放人权，以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和多党制为主要元素的工业社会转变。工业社会的思想旗帜上书写的词语是“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法律”，尽管当时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这些伟大的福祉。
这是一个革命周期性爆发并震动世界的时代，也是一个伟大改革家及天才改革家辈出的时代。农民暴动和工人运动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诞生，社会主义思想普及，出现了众多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产生了两个国际无产阶级合作组织——第一共产国际和第二共产国际。人类社会出现了国际合作、和平主义、限制军备的思想，1899年根据俄国的倡议召开了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在教育、科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成就斐然，人类文化出现了真正的飞跃。世界史无前例地在同一时代拥有了数量如此众多的杰出学者、作家、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世界文明的永久瑰宝。
19世纪提上日程的，似乎可以作为其历史名片的所有问题，并非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解决。在一些国家这些问题解决得更为成功，在一些欠发达国家解决得差一些，在最落后国家变革的接力棒被全面转交给了20世纪。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重大缺陷凸显出来，议会民主制度的效率也不尽如人意，社会各阶层分化加剧，达到了危机的警戒线，各国政权越来越难以维护社会局势的稳定。
民众，首先是产业工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诉求增加。民族运动从欧洲起始席卷了各殖民地国家。军国主义和军备竞赛成为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元凶，因军事冲突造成的人民财力和物力损失史无前例。人们开始积极思考是否有必要对社会和经济进程进行调控，协调社会各阶层包括对抗的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合作关系，由国家保护劳动者的利益，由形式上的民主转为现实中的民主，使世界不再分裂为宗主国和殖民地，限制军备竞赛等。人类面临着尖锐的现实选择：或者全面革新资本主义制度，或者由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角度上，如果我们现在看当代经过变革后的民主化的资本主义似乎并没有消亡的迹象，那么在20世纪初，有关这个制度将很快灭亡的思想并非某种可笑的乌托邦。
本书所研究的俄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所处的历史时期，世界局势大致如此。俄国疆域广阔，资源丰富，在18世纪彼得一世近代化改革后成为欧亚强国。当时俄国也面临着时代的挑战，欧亚强国的地位受到威胁。俄国社会一直缺乏西方国家那种“自下而上”的有机发展，而是由国家机构“自上而下”对社会关系进行强力调节，因此也只能是由国家政权来承担迎接时代的挑战的任务。
从彼得一世开始，俄国沙皇就奉行欧化的方针，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专制政权将执政王朝及其主要支柱贵族的利益等同于民族利益，视普通民众为纳税人、士兵或农奴劳动力。因此，俄国民众对于政府改革的举措或者事不关己漠不关心，或者充满反感甚至直接敌对，这阻碍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此外，俄罗斯帝国民族众多，信仰各异，经济结构复杂，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国家大部分领土自然气候条件不利，交通落后，人烟稀少；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局势复杂，专制政权实行富有侵略性的对外政策，不断追求扩大国家边界，军事支出巨大，财政状况紧张等因素，也阻碍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俄国政府长期以来面临的困境还有社会文化分裂不断加深，社会下层赤贫如洗、目不识丁，而社会上层锦衣玉食、附庸风雅，向往西方文明，人民与贵族之间在文化、生活习惯甚至语言上都扞格不入。少数民族地区局势复杂，政府一边奉行将这些地区俄罗斯化的方针，一边被迫考虑适应这些地区的历史、宗教和文化传统。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将这些地区俄罗斯化的趋势明显强化，国家种族和宗教的紧张局势加剧。
俄罗斯国家和地主数世纪以来对人民进行高强度剥削，人民在逆来顺受的同时也变得消极冷漠，习惯性地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上帝，有时，取代奴隶式顺从的是绝望的爆发。俄国专制者一直坚信君权神授，以仁爱的父亲的身份庇护着“蒙昧”的子民。贵族效仿这种做法，他们在自身摆脱了必须为国家供职的义务之后，还认为自己有权任意支配农奴，把这看作自然的、公正的、永恒的权利。贵族作为统治阶级自私自利、肆意妄为，无视人民苦难。官僚体制弊端重重，官员文化水平和业务素质低下，贪污受贿现象严重，不能有效地管理国家。
俄国沙皇奉行欧化的方针，主张学习先进西方国家的经验，但到20世纪初，俄国改革者一直把对最高权力进行改革视为规避的“禁区”。在这种背景下，俄国大改革家的命运经常是悲剧性的，如亚历山大一世、亚历山大二世、斯佩兰斯基、维特、斯托雷平等，莫不如此。
从19世纪初起，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其近臣就认识到了两个与俄国政权命运攸关的问题：取消农奴制度和实行君主立宪。当时一些国务活动家制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如М.М.斯佩兰斯基起草的国家改革总体方案1809年《国家法典导言》，Н.Н.诺沃西里采夫主持制定的宪法草案《俄罗斯帝国国家法定文书》，А.А.阿拉克切耶夫设计的解放农民方案等。但亚历山大一世清楚贵族地主的情绪，害怕重演他父亲保罗一世丧命那样的宫廷政变，没能下决心进行改变国家命运的激进改革。最终他仅进行了一些行政管理改革，颁布了对贵族地主完全没有制约力的“自由农民法令”（1803），不带土地解放波罗的海地区农民法令（1816～1819），赐予芬兰和波兰宪法（分别在1809年和1815年），在教育领域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了俄国发展。
1812年俄法战争之后，亚历山大一世统治初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得到先进贵族阶层的响应，但他们主张更为激进的自由主义措施，在1825年12月发动起义（即十二月党人起义），最终被专制政权无情地镇压。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尼古拉一世统治的“冰冻时期”，尽管再没有提出任何立宪方案，只采取了一些局部的改革措施，农奴制依然是岿然不动，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被中止。П.Д.基谢廖夫伯爵领导进行了国家农村改革，政府若干次颁布法令，在保证地主利益的前提下规范了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还发生了一些对俄国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斯佩兰斯基领导编纂了帝国法典，“官方民族性”原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推动铁路建设，鼓励工商业发展，实行财政改革。这些在客观上有助于国家新型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形成，从内部动摇了旧的农奴制度。同时，国家对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特别是其精神文化领域进行严格管辖，奉行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刻板的官僚制度，对异己分子进行新闻检查和警察监督，这些从长远影响上看都动摇了专制制度，导致了19世纪50～60年代俄国社会的剧烈动荡。
19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屈辱的失败以及尼古拉一世的暴亡，使俄国执政阶层，特别是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意识到，在俄罗斯帝国和沙皇宫廷华丽外表下隐藏的是农奴制度的腐朽和落后，与先进西方国家对抗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落败。国内社会思想动荡，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自由主义运动左翼赫尔岑等人在国外创办的杂志《钟声》，在希望新沙皇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发出了极端的呼声：“让罗斯拿起斧头！”亚历山大二世个人的理智和他的老师诗人В.А.茹科夫斯基向他传导的人文主义原则，最终使他克服了谨慎及温和的天性，下决心大刀阔斧地废除俄国农奴制。沙皇政府内部形成了改革团队，罗曼诺夫王朝还史无前例地吸收社会人士参与公开讨论最迫切的民生问题。1861年，俄国政府在酝酿良久之后终于颁布了解放农民的法令，尽管最终出台的解放农民的措施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对于农民和地主来说都远非最佳方案，但仍然是19世纪俄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之后沙皇政府进行了地方自治、司法、军事和教育等领域的重要改革，但改革并没有涉及国家政治制度，一些自由主义国务活动家提出的审慎的政治改革措施，如对履行立法咨议职能的国务会议补充来自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的选举代表，都被亚历山大二世断然拒绝。
19世纪下半叶，俄国民主社会的形成进程尽管长期受到政权的制约，但也出现了地方自治、非官方出版业、合作社及其他社会组织等民主社会基本元素的萌芽。亚历山大二世大改革后的俄国保留着传统的等级制度和农村公社，专制政权没有给予人民表现自由和发展个性的权利，人民没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不允许职业团体特别是政党的存在，在种族和宗教领域实行歧视性政策。
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遭到了来自右翼——保守主义者的反对和批评，也遭到了来自左翼——自由主义者特别是其激进流派的对抗和攻击，他的改革热情逐渐消失。农民对自己解放的条件不满，以言语抱怨和公开暴动的方式迎接1861年改革。1863～1864年波兰和立陶宛爆发起义，国家财政赤字，宫廷内部纷争等使局势进一步恶化。19世纪70～80年代初，俄国出现了民粹主义运动，其规模和激进程度明显超越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亚历山大二世在其统治末期被民粹党恐怖分子追到死胡同时才决定委托洛里斯-梅利科夫进行政治改革，洛里斯-梅利科夫起草了史称为“宪法”的政治改革方案，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在这份“宪法”上签了字，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亚历山大二世被恐怖分子暗杀，这份“宪法”方案没能实施。
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对于俄国来说是保守主义稳定发展的时期，但也伴随着民粹主义运动危机。政府担心爆发革命，开始“矫正”大改革中实施的一些“超前”措施，但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亚历山大三世在地方自治、城市自治、司法和人民教育领域实施的反改革措施并没有完全抹杀亚历山大二世大改革的成就，只是恢复了贵族的一些特权，强化了等级色彩。同时，政府加强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媒体的新闻管制，监督民主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强化东正教会的地位，加深对非东正教犹太居民的歧视，在民族地区积极推行俄罗斯化方针。1881年沙皇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在俄国任何地区都可以实行非常状态，这为国家行政机构的滥用职权埋下了隐患。但政府也意识到国家整体生活转向资本主义改革的进程是不可扭转的，特别是在工业方面，如果不实现工业现代化，俄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存在会面临威胁。财政大臣Н.Х.本格视野广阔，在1880～1881年实行了一系列措施，致力于改变国家预算赤字状态，他所开创的这些措施在他的继任者И.А.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和С.Ю.维特时期继续稳定执行，为俄国接下来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
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统治，使沙皇专制政权得以暂时巩固，同时并没有阻断国家向资本主义衍化的进程。俄国独裁者通过行政警察措施将反抗者驱赶到了地下，但也无力将之赶尽杀绝。因此，亚历山大三世之子，无论是作为普通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性格都相对软弱的尼古拉二世即位之后，专制政权很快就遭遇到一系列危机，无力操控国家的局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业迅速腾飞。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国际经济行情推动，另一方面是因为1892～1903年俄国政府在财政大臣维特的领导下实行鼓励国有工业发展、推进工业现代化的政策。俄国工业迅猛地发展，其间先是被1900～1903年经济危机所打断，后又被一段长期的、延续到1908年的经济萧条所打断，但在1909～1913年再次迅猛发展。这一时期俄国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到20世纪初跻身世界工业发展前五强。然而，在工业产品增长引人注目的总指标背后，是俄国人均工业产品数量居于世界后列。俄国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1913年，俄国工业产品出口量仅占国家总出口量的5.6%。[11]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俄国的明显特点是多种经济方式并存，一方面出现了最新的财政资本和垄断，另一方面保留着宗法制的、半自然的经济方式。整体而言，到1917年，俄国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还没有为向比较高级的社会体制转化创造足够的物质前提。
而俄国政治领域的发展落后于时代，到20世纪初依然实行绝对专制管理形式，人民没有基本的公民自由，官方禁止政党的存在。政治改革的滞后引起了知识分子的不满，也引起了受革命者和政府反对派宣传影响而政治兴趣高涨的工人阶层以及部分农民的反对。
俄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作用与其他国家相比十分突出。20世纪初，俄国有80万名脑力劳动者。[12]知识分子阶层的职业利益以及他们所怀有的对人民的使命感、对祖国命运的责任感，使他们激烈反对专制制度，积极参加自由主义反对派和革命运动，担当起思想家的角色。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和政治积极性爆发，在推翻沙皇政府的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到20世纪初，俄国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社会居民“上层”和“下层”分化严重，中间阶层数量相对较少。社会下层人民在国家经济发展以及防卫外敌入侵中贡献巨大，但国家没有给予他们必要的物质和法律保障，这为20世纪初席卷俄国的社会混乱和政治动荡提供了土壤。
农民位于俄国社会金字塔的最底端，他们是物质财富的主要生产者、国家的供养者和保卫者，却缺少土地、贫穷困苦、社会地位低下。20世纪初，特别是1905～1907年革命时期，俄国农民运动此起彼伏。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农民更长久地保留着对君主制的忠诚和对宗教的信仰，尽管到20世纪初农民对君主制的忠诚和对宗教的信仰已经被沉痛的现实所撼动。农民整体上忠于民族传统，数世纪以来逆来顺受的本性与暴动的热情神奇地结合在一起，他们暴动的主要原因是对地主的刻骨仇恨。
俄国社会形成了新的阶级——无产阶级，这是一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问世的阶级。到20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总人数达到了1200万人，到1913年初这个数字增加到1800多万人。[13]俄国大多数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远远低于世界较发达国家的同行，他们工资低，工时长，工伤事故频繁，缺乏社会保障，失业率高，生活和居住条件恶劣，这一切都引起了俄国无产阶级自发的反抗情绪。他们的反抗情绪不仅针对资产阶级，而且针对沙皇政权。工人力量高度集中在大企业，这使他们容易联合起来，革命者也容易对他们施加影响。欧俄部分是国家农业和工业的主要集中地区，也成为大规模人民运动的发源地。
贵族是俄国专制制度主要的社会支柱，是国家最富足、最有文化的阶层，把持着国家高层和中层职务。但是在1861年改革之后，贵族迅速丧失了以前的经济优势地位。这个阶层经济视野狭隘，不能积极融入市场经济，整体上没有能力经营有效的商品农业和从事企业活动，到1905年贵族占有土地的比例缩减到40%。[14]尽管政府努力采取各种方式维持贵族的地位，但是到20世纪初贵族实际上失去了从前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
大资产阶级是俄国社会财富的垄断者。一战前夕，年收入在1万卢布之上的大资产阶级连同家属数量为25万～30万人，占居民总数的0.2%。[15]他们是国家经济真正的主人，与官僚阶层联系密切。从1906年起，资产阶级成立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各行业也成立了一系列组织。大资产阶级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系列切实的优惠和特权，但他们并不是十分热衷于支持政府。
俄国境内生活着140多个大小民族。俄罗斯人（大俄罗斯人）约占国家人口的48%，乌克兰人占20%，波兰人占6%，白俄罗斯人占5%，斯拉夫民族整体上占居民的3/4，然后是犹太人（4%），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3.7%），鞑靼人（约3%），北高加索民族（1.4%）等。[16]苏联史学在形容沙皇俄国的民族政策时，为其贴上了“各族人民的监狱”的标签。实际上，尽管从19世纪下半叶起，特别是在19世纪末，沙俄政府在民族地区推行俄罗斯化的政策，但是各民族地区的地方传统依然得以保留，地方宗教和文化也得到了发展，各少数民族精英能融入俄国贵族队伍之中，民族地区学校也可以使用母语教学（与俄语并用）。芬兰甚至保留着自己的宪法，成为帝国最自由的地区，俄国革命者经常在那里寻找栖身之所。但是，民族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长，民族联合进程和民族身份认同感的强化，这一切超出了专制政权所设定的民族关系的框架，民族地区与沙俄政府机构发生冲突，形成了民族自治运动，出现了脱离俄国的分立活动。传统上反俄情绪比较强烈的是波兰王国和波罗的海地区。
帝俄民族关系中最尖锐的是犹太问题，犹太民族问题是俄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从18世纪起，沙俄政府出台法令对犹太人在俄国的生活进行多方位限制。亚历山大三世时期，非东正教信仰的犹太居民的地位尤其屈辱。人民和国家的反犹主义，以及大规模的屠犹行动，引发了犹太民族主义以及复国主义浪潮，犹太民族积极参与俄国革命运动。
20世纪初，国家的整体局势使俄国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沙皇政权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社会人士联合实现新一轮激进改革，或者社会“自下而上”以革命暴力方式解决国家迫切的现实问题。如果说在19世纪，沙皇政权还能够勇于启动改革进程，社会反对力量还不足以鼓动人民群众走向革命，那么到20世纪初，情形变得完全不利于执政上层：政府迟迟不进行新一轮改革，一些官员提出的改革方案并未触及俄国面临的本质问题，反对派的力量明显加强，人民充满了革命情绪。
在这种局势之下，1905年1月，在节节败退的俄日战争进行了大约一年之际，俄国爆发了革命，这场革命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1905～1907年，罢工运动高涨，至少有500万人参加罢工，其中50%～70%的罢工者提出了政治要求，农民掀起了“为土地和自由”的斗争，发生了不少于26000次骚乱，陆军和海军爆发起义，大学生和城市中产阶层举行罢工和游行，种族和宗教运动高涨。[17]1905～1907年革命的迅猛势头迫使俄国绝对专制政权向时代的精神让步，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其意义并不逊色于19世纪中期的大改革。
俄国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由主义者数十年间的梦想得以部分实现。专制政权最终设立了两院制议会：国家杜马和改组后的国务会议。杜马最初仅具有立法咨议职能，后来被赋予立法权力。1906年4月颁布的新版《国家根本法》不再公开宣布专制权力的无限性质，但保留了沙皇自行决定所有军事和外交事务、任免大臣的权力，保留了颁布法律的最终决策权。民选代表对政府活动的“监督权”仅体现在有权对大臣提出质询。俄国新政治制度实际上是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在立法领域实行温和的立宪主义原则，在行政领域则保留了专制沙皇的全部权力。尽管20世纪初的国家管理制度改革存在各种局限，但是按俄国尺度来衡量的话，其进步是巨大的。最初的两届杜马，从议员构成来看，是欧洲最为左倾的：40%以上的议员属于左翼政党，20%的议员属于中派。[18]从民主程度来看，如果说沙俄的杜马与英法相比仍相去甚远，那么与德国、奥匈帝国或者日本相比，则是不相上下。
1905年10月17日尼古拉二世诏书许诺赐予人民基本的公民自由——人身不可侵犯，良心、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许诺只有一部分得到兑现，但在新版《国家根本法》中宣布和确认公民享有这些自由的事实本身已是巨大的进步。上层等级以及拥有不动产的农民都获得了选举权，1905年12月，在莫斯科起义高潮时期，部分大中型企业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但俄国女性、军人、25岁以下青年以及所有贫困的底层居民无权参与选举。当时的选举制度并不民主，选举活动实际上是按等级原则进行，选民被分成很多级别。尽管人民拥有的选举权并不完全，国家杜马职权受到限制，但在政治制度现代化方面俄国还是迈出了一大步。
为应对非俄罗斯族居民占优势地区民族运动的高涨，沙皇政府弱化了推行俄罗斯化的方针，完全恢复了一度被限制的芬兰宪法。专制政权在面临革命的危机局势下，承认工会合法化、右派和中派政党半合法化。国家杜马之中甚至公开存在以推翻专制政权为纲领的社会民主党团。1905年4月，政府发表了信仰宽容宣言，宣布俄国存在的所有宗教信仰权利平等。1905年8月，俄国恢复了在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受到严重限制的大学自治。1906年缩短了服军役期限。这些举措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面对国内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政府先减少了根据1861年改革法令农民为获得土地所担负赎金的一半，从1907年起取消了全部赎金。虽然政府并没有颁布明显改善工人处境的法律，但国内革命形势迫使资产阶级做出了一系列让步，如提高工资、缩减工时。地主也同样被迫降低对农民土地的租金，提高给农业雇佣工人的工资。
从1907年起，俄国开始实施大规模农业改革，史称第二次农民解放，根据改革的发起人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的名字，此次改革又被称为斯托雷平农业改革。这场改革在保留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准许农民自愿脱离村社的束缚，成为自己份地的所有者，鼓励农民向东部地区迁移，为迁移者提供物质支持。斯托雷平改革的目的是推动在俄国形成中产阶层和小所有者阶层，使他们成为现行制度的有效支柱。同时，允许农民脱离村社，打破村社生活方式可以分化明显有反地主倾向的农民的团结力量，这也是鼓励农民大规模向东部地区移民的目的之一。这场改革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在农村实行大范围的土地规划工作，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集约化，将会促进农业生产增长；而农业经济领域的发展，将会推动俄国出口贸易，改善国家财政状况，为国民经济所有领域以及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但是，斯托雷平所倾力设计的这场改革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撑，也缺乏必要的官员保障。而且，这场改革不仅没有获得农民的理解，反而遭到农民的抵触，因为农民把村社看成自己生活稳定的保障，并不愿意脱离村社。因此，斯托雷平农业改革并没有彻底摧毁村社，村社保留了下来，一直延续到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时期。改革还遭到了其他社会阶层的激烈批评，左翼政党认为，改革的力度不够，没有改变农民缺少土地和贫穷的状况，自由主义中派人士反对采用纯粹的行政手段人为加速改革进程的做法，而右翼分子则对斯托雷平削弱地主在地方自治局的权力以及取消地方自治长官制度的计划持怀疑态度。
沙皇政权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充裕的资金来完成斯托雷平已经启动的改革。先是1911年9月斯托雷平被暗杀，然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政府改革计划的施行带来了强烈冲击，迫使政府在1915年中止改革。尽管斯托雷平及其继任者并没有根本解决俄国最为迫切的农业和农民问题，但是，在这一时期，气候条件适宜，世界农业市场行情好转，俄国在农业经济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13年，俄国小麦产量占世界产量的1/5，黑麦产量占世界产量的1/2，大麦产量占世界产量的1/3，亚麻纤维产量占世界产量的4/5。俄国出口粮食占世界粮食出口量的1/4，但俄国农业的生产效率远远低于西方先进国家，每俄亩小麦的收成为55普特，当时瑞典为161普特，德国为157普特，美国为68普特。俄国四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人均消费量只是美国的2/5，丹麦的1/2。[19]在农业出口大国荣耀的背后是粗放式经营，生产技艺落后，人民贫穷困苦。农业和农民问题一直是俄国最尖锐的社会经济问题。
斯托雷平农业改革是沙皇政权最后一次主动施行改革。斯托雷平所设计的庞大计划涉及俄国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包括国家管理和地方自治制度改革，但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尼古拉二世很快就忘记了1905年的教训，也没有找到斯托雷平事业的称职继任者，决定着国家命运的官僚机构工作逐年恶化，无力对庞大的帝国进行有效管理。
20世纪初，政党成为俄国重要的政治力量，1905～1917年，俄国政党如雨后春笋，力量不断壮大。这些政党实际上并无权进入国家执行权力机构，只可以参加国家杜马和地方自治工作，在人民群众中宣传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当时的俄国并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亲政府党派——政权党，十月党人和所谓“黑色百人团”曾经觊觎这个角色，但前者很快就对政权自我改革的能力失望，而后者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俄国工商业资产阶级更倾向于不通过政党，而通过官僚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在当时俄国成立的政党中，有一些比较稳定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流派政党。各党派在纲领的激进程度，对民众的影响力以及活动范围和策略等方面都有区别。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党派积极地提出了他们所认为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现代化的最佳方案。但整体而言，俄国政党成员数量仅占人口总数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1914年夏天开始的世界大战，在初期激起了俄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爱国主义热情，给沙皇政府提供了对国家管理制度进行某种自由主义改革的机会，在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较为公正地分配战时税赋，实现社会团结。但沙皇政府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尼古拉二世坚定地要将所有改革推迟到战争胜利之后。俄国出现了严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结果爆发了1917年二月革命，终结了旧的制度。
革命终结了沙皇制度，这似乎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包括政治领域的现代化铺就了宽广的道路。但是，当时俄国局势十分复杂，国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处于战争的极端条件之下，经济全面崩溃。革命后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面临着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权力竞争，还要考虑其他各种社会组织的想法，1917年春天俄国实际上处于“多重政权”并存的局面，无论是执政的自由主义者，还是在5月与其联合的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完全实施自己的社会政治纲领，他们也曾经试图寻找妥协办法，但最终没能达成一致。
二月革命中产生的脆弱的临时政府也曾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希望消除由于沙皇政府主观上没有意愿或者客观上缺乏适应历史时代脚步的能力而不能消除的社会“弊端”。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民主共和国，确定在秋天召开立宪会议，制定了按当时标准衡量非常民主的选举法，没有对女性、青年、士兵和少数民族的歧视，重新进行城市杜马和地方自治机构的选举。政治犯和流放犯获得了自由；设立了人民警察局；设立政府特派员取代沙皇时期省长的职位；武装力量民主化进程迅速，陆军和海军士兵都获得了公民权利；取消了对所有民族的限制，而这也为国家边疆地区的自治乃至分立运动打开了闸门。
结果，俄国在短暂时期内神话般地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之一，并且民众因为这种自由而欢呼雀跃。但是，与自由相伴随的是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在国家政治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乌云。在持续战争的局势下，社会冲突加剧。到1917年秋天，临时政府没有通过关于工人8小时工作日、最低工资的法令，也没有通过农民望眼欲穿的关于土地的法令。当时世界上其他一些参战国家已经走上了政府调节经济的道路，而俄国临时政府对一些十分重要的经济问题并没有进行调控，国家经济接近崩溃。这一切破坏了人民对临时政府的信任。俄国人民数世纪以来的顽强忍耐力消失殆尽，在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所提出的平民主义的纲领的推动下走向了史无前例的反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实验道路。
在当代，在俄国与先进西方国家相比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差距有目共睹的情况下，很多人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在遥远的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者头脑中能够产生可以率先从俄国开始世界共产主义制度的思想？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100年前，资本主义制度因其尖锐的社会矛盾、经济危机和战争，对于人们来说绝非“永恒的”的社会制度。当时，在1914～1918年世界大战的恶劣环境下，劳动人民的愤怒达到极限，无法再忍受“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世界革命的思想拥有广泛的支持者。在第二共产国际的党派中，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反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思想异乎寻常地普及，而在西方知识分子圈子中也越来越多地提到世界文明接近日暮。
因此，俄国在参战国家中第一个爆发反战争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并不奇怪。列宁号召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得到了激进知识分子以及部分工人的广泛支持，无产阶级、农民和士兵也没有明显反对，他们热情地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如“夺回被夺走的！”“土地属于农民！”“工厂属于工人！”“世界属于人民！”“全部权力属于苏维埃！”1917年11月，在群众反政府运动高涨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通过武装道路夺取了政权，俄国历史上开始了一个原则上全新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