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协调委员会

沃尔夫难以入睡。新柏林的夜晚并不真正漆黑——即使在“夜间模式”下，城市深处仍有柔和的灯光点缀在各个层级，形成一种梦幻般的星河效果。

对于一个一生都在探寻这个地下世界的人来说，入眠似乎是一种浪费，即使身体疲惫不堪，思绪仍在不断翻腾，试图消化那些超出想象的信息。

第二天——尽管在这个没有自然日光更替的世界中，“天”的概念相当模糊——沃尔夫被一阵轻柔的音乐唤醒。这不是刺耳的闹铃，而是一种逐渐增强的和声，伴随着房间照明的缓慢增亮，模拟日出的效果。他不得不承认，这种唤醒方式比他在外界习惯的手机闹铃要人道得多。

“教授，你醒了，”施泰因的声音从门外传来，随后门自动滑开。他身着一件深蓝色的正式服装，比昨日的工作服更加庄重，“协调委员会将在两小时后召开。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用早餐并讨论你的准备工作。”

“我的同伴们呢？”沃尔夫问道，注意到公共区域空无一人。

“他们已经在餐厅等候，”施泰因回答，“我认为在正式会议前，你们应该有机会交流昨日的发现和今天的策略。”

沃尔夫快速整理自己的服饰——新柏林提供的衣物简单却舒适，是一套轻质面料的灰色套装，剪裁精良但毫无装饰。他注意到这与其他居民的着装风格一致，仅在细节处根据功能需求有所区别，而非个人表达。

来到餐厅时，船长、佩德森和马库斯已经在一张圆桌前就座，桌上摆放着简单但营养丰富的早餐——某种谷物粥、蛋白质饼干、新鲜蔬果和一种淡淡香气的饮料，看起来像茶但味道更加复杂。

“教授，”船长向他点头致意，面色凝重，“我们正在讨论今天的听证会。”

沃尔夫坐下，注意到周围几张桌子旁也有新柏林的居民就座，他们安静地用餐，偶尔交谈，但明显对外来者不太关注，好像他们完全不存在一样。

沃尔夫很想和他们搭话，却在那种氛围下被迫放弃了。

“我已经和各位分享了施泰因昨天的暗示，”沃尔夫压低声音说，“我们可能面临四种结局：完全整合、部分整合、记忆调整或——几率最小的——保密返回。”

“我倾向于后两种，”佩德森直言不讳，“尽管这里的科技令人印象深刻，但永久生活在一个功能化社会？不，谢谢。”

“我不确定，”马库斯犹豫地说，“我昨天参观了他们的媒体中心——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他们对外界信息的收集能力令人震惊，他们掌握着我们难以想象的数据量。在某种程度上，新柏林对我们的世界比我们自己还了解。”

“这正是问题所在，”船长皱眉，“一个秘密监视外界几十年的组织，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技术，现在即将做出可能影响整个世界的决定——而我们被卷入其中。”

沃尔夫仔细聆听着各种观点，心中思绪万千。昨天的参观已经让他确信，新柏林不再是他原本推测的那种纳粹避难所，而是演变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实体——一个以效率和生存为核心价值的理性主义文明分支。

“无论如何，”他最终说道，“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持诚实但谨慎的态度。不要试图迎合或欺骗他们——根据我对这个社会的初步理解，他们似乎极度重视事实和效率，情感操纵或政治修辞对他们毫无效果，不要尝试用感性言论说服他们。”

“那么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做？”佩德森问道。

“展示我们的价值，”沃尔夫思考着回答，“不是通过承诺或恳求，而是通过我们所代表的知识和经验。同时，我们也应该表明，外界世界并非他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混乱或敌对——我担心几十年的隔离可能让他们对外界形成某种扭曲的认知。”

早餐后，施泰因来接沃尔夫前往协调委员会。令他惊讶的是，其他三人被告知将在不同时间分别接见。

“为什么分开？”沃尔夫问道，感到一丝不安。

“不同的专业领域需要不同的评估方式，”施泰因解释道，语气平静而有逻辑性，“你作为历史学者和这次事件的核心人物，将首先接见。船长的航海知识、佩德森博士的气候学专长和马库斯先生的媒体背景则会由相应领域的专家评估。”

沃尔夫不太确信这个解释，但此时他别无选择，只能跟随施泰因离开餐厅。他们乘坐一辆小型电动车，穿过新柏林的多个区域，沿途所见再次让沃尔夫感到震撼。白天的城市比夜晚更加繁忙，数千名居民有序地穿行于不同层级之间，每个人都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整个社会运转如同一台精密的时钟。

“今天的效率指数显示，F区的生产效率下降了1.3%，”电动车上的广播平静地播报着，“协调委员会已批准调整工作流程和资源分配。相关人员请关注个人终端的通告和最新通知。”

“你们的社会完全透明吗？”沃尔夫好奇地问，指向广播，“所有决策和数据都公开？”

“基本上是的，”施泰因点头，“保密在一个资源受限的封闭社会中是奢侈且低效的。当然，某些关键战略决策和最高级别的研究项目有特殊权限，但普通居民的生活和工作完全透明。这种透明度实际上是维持系统稳定的关键——当每个人都了解解决策的逻辑和数据支持时，遵守规则不再是出于服从，而是出于理解。”

他们的车辆离开主要生活区，进入一条宽阔的隧道，两侧墙壁上装饰着一系列图表和时间线，看起来像是展示新柏林历史演变和技术进步的记录。沃尔夫注意到，随着时间线推进，早期的纳粹标志和军事元素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抽象的几何图案和效率指标。

隧道突然向下倾斜，他们进入了一个更深层的区域。这里的照明更加柔和，空气中有一种轻微的金属味，暗示着某种工业或技术活动。当电动车转过一个弯后，沃尔夫突然看到了令他惊讶的景象——多个巨大的圆形井状结构，深不见底，直径至少有二十米。井的周围是复杂的技术设施和控制站，数十名工作人员在不同层级上忙碌着。

“那是什么？”沃尔夫忍不住问道，指向那个神秘的深井。

施泰因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看了一眼，表情微微变化：“那是我们的发射设施之一，”他回答，语气平淡，“用于飞船的存储和发射。”

“发射什么的？”沃尔夫追问，注意到远处似乎还有几个类似的竖井结构。

“各种都有，”施泰因模糊地回答，“现在还用不上，具体细节属于机密，我现在无法详述。但如果委员会决定与你分享更多信息，你很快会了解到。”

他们继续前行，沃尔夫注意到这个区域的安全级别明显更高，每个入口都配备了多重身份验证系统。随着深入，他看到更多类似的竖井设施——至少有五个分布在不同区域，每个周围都有大量工作人员和设备，显然这是新柏林的某个重要战略项目。

最终，电动车停在一座外形优雅的建筑前。与新柏林大部分实用主义风格的建筑不同，这栋建筑有着更多的几何美学元素，入口处甚至有一些抽象雕塑，刻画着半圆、盘旋的直线和离散的点，也许象征着某种逻辑或秩序的理念。

“协调委员会总部，”施泰因介绍道，“负责整个新柏林社会的关键决策和长期规划。”

他们穿过宽敞的大厅，沃尔夫注意到墙上挂着一系列肖像——不是政治人物或军事领袖，而是看起来像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物。每幅肖像下方不是姓名，而是一连串数字，可能代表某种成就或贡献指标。

“这是我们历代关键贡献者，”施泰因看到他的目光，解释道，“那些在危机时刻提出创新解决方案，或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的个人。我们不崇拜权力或出身，只尊重实际贡献。”

最终，他们来到一扇大门前，门上没有任何标志，只有一个简单的几何图案——三个相交的圆形。施泰因将手掌放在旁边的识别板上，门无声地滑开。

“委员会已经准备好了，”他转向沃尔夫，表情变得更加正式，“记住，教授，他们重视事实和逻辑，而非修辞或情感。祝你好运。”

沃尔夫深吸一口气，踏入房间。与他预期的庄严法庭或冰冷的审讯室不同，这是一个宽敞而舒适的圆形会议室，中央是一张同样圆形的大型会议桌，周围坐着七位委员——四名男性，三名女性，年龄从中年到老年不等，都着相似的深蓝色正装，唯一的区别是领口处不同的几何标志，可能代表各自的专业领域。

“安德鲁·沃尔夫教授，”坐在正中的一位老者开口，声音平静而有力，“欢迎来到协调委员会。我是汉斯·维尔纳，本届委员会主席。”

沃尔夫注意到维尔纳看起来至少有七十岁，白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眼神锐利而平静，仿佛能看穿一切表象直达本质。

“感谢接见，”沃尔夫回应道，努力保持声音的稳定，“我希望能够代表我自己和同伴们，感谢你们的营救和接待。”

“请坐，”维尔纳示意桌旁的一把椅子，“今天的会议有两个目的：评估你们四位的情况，以及——或许更重要的——借此机会了解外界世界的现状和思维方式。”

沃尔夫坐下，感到一种奇怪的平静。尽管处境不确定，但作为一名学者，他对这种基于理性讨论的形式感到某种程度的熟悉和舒适。

“首先，让我介绍委员会成员，”维尔纳继续道，“艾玛·施密特博士，生命科学负责人；卡尔·霍夫曼，资源管理主管；索菲·贝克尔，人口动态学家；托马斯·赖希，技术发展主管；玛丽亚·穆勒，安全协调员；罗伯特·施耐德，外部信息分析主任。”

每位委员在被介绍时简单点头致意，表情平静而专注。沃尔夫注意到，施泰因已经悄然入座在会议桌的一侧，似乎以某种顾问或观察者的身份参与。

“在开始正式讨论前，”维尔纳说，“我想确认你已经对我们社会有了基本了解。施泰因博士向我们报告说，他已经向你展示了新柏林的核心区域和基本运作原则。”

“是的，”沃尔夫点头，“尽管我相信我所看到的只是表面，但已足够让我理解这是一个与外界截然不同的社会体系——一个基于效率和功能性的高度整合社会。”

“精确的观察，”维尔纳微微点头，似乎对沃尔夫的表述感到满意，“那么，让我们直接进入核心问题：你认为你和你的同伴在这种社会中可以提供什么贡献？”

沃尔夫思考了一会儿，谨慎选择措辞：“从实用角度讲，我们每个人都有专业知识可以提供。我的历史学背景和对两个世界交叉点的理解；佩德森博士的气候学专长；船长的航海和领导经验；马库斯的媒体和沟通技能。但我认为，我们最大的价值可能在于我们作为‘桥梁’的潜力——我们已经理解了新柏林，同时又了解外界世界，可以在两个实体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

“桥梁，”维尔纳重复这个词，仿佛在品味其含义，“这暗示你认为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必要或有益的？”

“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沃尔夫坦率地回答，决定采取直接而诚实的策略，“根据我的观察和施泰因博士的解释，新柏林已经开始考虑与外界重建某种联系。气候变化对南极的影响可能最终危及你们的隐蔽性，而且技术发展到某个阶段，完全隔离可能成为限制因素。问题不是是否重建联系，而是如何以对双方最有利的方式进行。”

委员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似乎对沃尔夫的直接性感到些许惊讶。

“一个有趣的观点，”外部信息分析主任施耐德发言道，声音低沉而沉稳，“但这引出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两个世界观如此不同的社会，是否真的能够和平共存或互相理解？我们的初步分析显示，新柏林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与当代外界主流思想存在根本性冲突。”

“可以请你举例说明这种冲突吗？”沃尔夫问道，敏锐地察觉到对话正在转向更加深层次的哲学讨论，而非简单的技能评估。

“最明显的是效率与自由的平衡，”生命科学负责人施密特接过话题，“外界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将个人自由视为最高价值，即使这种自由导致系统性的低效和资源浪费。而新柏林则将集体效率置于个人选择之上，认为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浪费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过失。”

“还有对待技术和科学的态度，”技术发展主管赖希补充，“外界的科技发展受制于市场利益、政治顾虑和公众情绪，导致某些至关重要的领域——如能源转型、气候工程、基因医学——进展缓慢。而我们的研究完全基于客观需求和长期目标，没有短期利益的干扰。”

“最根本的是人性本身的定义，”人口动态学家贝克尔平静地说，“外界仍然坚持人类情感和体验具有某种超越实用性的内在价值——一种近乎宗教的信念。而新柏林认为，情感和体验只是进化赋予我们的工具，应当被理解、优化并服务于整体目标，而非成为一种盲目崇拜的对象。”

沃尔夫深吸一口气，意识到这场谈话已经超出简单的审问范畴，而是在触及人类文明根本价值观的分歧。

接下来，他的回答不仅关乎他和同伴的命运，更可能影响两个世界未来的关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