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病多痰瘀，治疗当“温和”

朱祝生提出，凡病人自诉不清、病症怪异、诊断不明、治疗困难、反复发作，可称之为“怪病”，也可谓之疑难杂病。“怪病多痰”，朱祝生强调治痰不可拘泥于肺、脾、肾三脏，而当从五脏全面考虑，辨证治疗，并贵在加减。“怪病”亦多符合中医瘀血特点，在临床上多痰瘀同治。而当今自然环境的污染、饮食结构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精神情志的变化、现代制冷设备的广泛使用、医疗的失当和现代保健食品等因素的影响，使痰瘀互结证成了临床疑难杂病最为多见的证型。

高血压、糖尿病、心脑疾病、肿瘤以及心身疾病等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常见病，其病因越来越复杂、种类越来越繁多、表现多样、治疗越来越棘手、康复越来越缓慢。朱祝生将这些疾病统称“疑难杂病”，认为这些疾病多属中医痰证、瘀血证或痰瘀互结证。

“怪病多痰”之说，如朱丹溪所说：“凡痰之为患，为喘为咳，为呕为利，为眩为晕，心嘈杂，怔忡惊悸，为寒热痛肿，为痞隔，为壅塞，或胸胁间漉漉有声，或背心一片常为冰冷，或四肢麻痹不仁，皆痰饮所致。”现代疑难杂病治疗的棘手性和康复的缓慢性符合中医痰邪重浊黏滞胶结、治疗困难、病程较长、病情反复发作及缠绵难愈的特点。

痰证的典型脉象是滑脉，瘀证脉多涩、弦或结代，临床需认真体会。痰邪阻遏，气血欲行而与邪搏击，则激扬气血，故脉滑；而精亏血少，不能濡养经脉，血行不畅，脉气往来艰涩，故脉涩而无力；气滞血瘀或食痰胶固，气机不畅，血行受阻，则脉涩而有力。

古人有“痰瘀同源、同病，痰瘀同治”之说。《黄帝内经》认为“津血同源”，痰乃津血所成，这是痰瘀同源同病的最早记载。到了元代，朱丹溪首先明确了“痰瘀同病”之说。《丹溪心法》曰：“痰夹瘀血，遂成窠囊。”《景岳全书》谓：“津凝血败，皆化为痰。”《血证论》则云：“血积既久，亦能化为痰水。”王肯堂则云：“痰之生，由于脾气不足，不能致精于肺，而淤以成焉者也。……然停积既久，如沟渠壅遏淹久则倒流逆上，瘀浊臭秽无所不有。”痰瘀可以互化，痰可致瘀，瘀可生痰。《血证论》指出：“盖人身气道，不可有塞滞。内有瘀血则阻碍气道，不得升降……须知痰水之壅，由瘀血使然，但去瘀血则痰水自消。”

治疗痰证，当温阳以治本，化饮以除标，故当选“温药”补阳气以治疗。“温药”是指性味甘温、苦温、辛温之品。《说文解字》云：“和，相应也，从口，禾声。”取其平和、调和之意。就是指用温药不可太过，即不可过于刚燥以免伤正，不可专事温补以防碍邪，而应以“和”为原则，在温补之中酌加行、消、开、导之品，遵《金匮要略方论本义》“言和之，则不专事温补，即有行消之品”之意。行者，行其气也；消者，消其痰也；开者，开其阳也；导者，导引饮邪从大小便出也。基于此，达到温补助阳、行水蠲饮之治疗目的。

甘温之药物，能补、能和、能缓，以补脾肾之阳气；针对“本虚”之脾肾阳不化气，以达到温阳化饮之目的。苦温之药物，能燥湿、助阳化湿，以燥脾土；针对脾湿饮盛，可达到燥湿化饮，得温则行之目的。辛温之药物，能行、能散，以发越阳气、开腠理、通水道；即通过发汗、利水作用的药物，针对“标实”，给水饮之邪以出路，达到行散水湿的目的。

朱祝生善用三子养亲汤和二陈汤。湿痰者，选加苍术、白术等；风痰者，选加天麻、蜈蚣、全蝎等；寒痰者，选加旋覆花、款冬花、细辛、干姜等；热痰者，选加瓜蒌、竹沥、竹茹、天竺黄、浙贝母、川贝母等；郁痰者，选加川芎、香附、郁金、柴胡等；食积痰者，选加山楂、神曲、麦芽、鸡内金等；痰核者，选加海浮石、生牡蛎、夏枯草、黄药子、瓦楞子、皂荚等。此外，朱祝生治疗痰证反对过用攻利，因过用攻利，或伤脾胃，或伤肝肾，或伤气血，或伤阴津，反致正气伤残而痰愈多。正如《丹溪心法·痰》中所说：“大凡治痰，用利药过多，致脾气虚，则痰易生而多。”张介宾亦说：“善治痰者，惟能使之不生，方是补天之手。”

治疗瘀血，当用和法。和，乃平和、和缓之意。瘀血为患，非短时形成，治疗当有守有变。常选用四物汤、血府逐瘀汤等加减。常选用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桃仁、红花、丹参、土鳖虫等药物。在运用活血化瘀药物治疗疾病时，朱祝生常加用少量黄芪、党参等药，增强活血化瘀的作用。如《血证论》所说：“夫载气者，血也；而运血者，气也，人之生也，全赖乎气。”《仁斋直指方》也说：“盖气者，血之帅也，气行则血行，气止则血止，气温则血滑，气寒则血凝。”气为阳主动，血属阴主静，气血阴阳相配，则静谧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