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本书结构

一、中日两国媒体中的日本遗孤形象

媒体报道是现代社会主要的信息来源渠道之一，报道内容能引导舆论，从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判断。同时，报道内容往往是人们社会认知及趣味的体现。因此，研究将聚焦中日媒体中的日本遗孤报道，梳理关于日本遗孤的舆论变迁，同步对照史实及日本遗孤口述历史，以勾勒出日本遗孤在中日两国社会中的生存实景图，得到更加立体的日本遗孤群体形象。

本书重视日本遗孤个人生命叙事这一微观层面，同时认为中日两国社会对日本遗孤认知的宏观层面研究亦是本研究视阈里的重要内容。宏观层面的研究，是通过对中日两国媒体中有关日本遗孤的报道进行分析归纳，从而更立体、真实地还原日本遗孤的生存境遇。同时，收集和整理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史实资料、档案资料、统计资料，对日本侵华移民政策、“开拓团”的历史、日本遗孤形成的历史原因和背景、遗孤归国的历史脉络进行历史考察与分析，从而在总体上把握其与遗孤所处现状的联系。

为使研究更具科学性、可行性和参考性，在中日两国媒体报道方面，研究均以知名官方媒体报道为调查依据。具体而言，日本方面，以1972—2022年《朝日新闻》中有关日本遗孤的报道为调查对象；中国方面，以1972—2022年《人民日报》中有关日本遗孤的报道作为研究的对象，以研究探讨50年间中日两国主要媒体所勾勒的日本遗孤的形象。

这一部分的内容将在第二章呈现。

二、归国日本遗孤一代

人到中年“归国”的日本遗孤一代，实质上是来到一个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价值观、社会习俗完全不同的异国他乡。众多的日本遗孤面临着文化适应、民族认同和再社会化等诸多问题，长时间无法融入日本的环境，语言能力的欠缺又直接导致了就业困难和生活困苦。至2007年“日本遗孤国家赔偿请求诉讼”结束，遗孤们与政府和解之前，近七成的遗孤只能依靠政府最低生活保障金来维持生计。

2002年，回国的日本遗孤以日本政府疏于对他们进行尽早归国的援助及归国后的生活支援为由，在全国15个省级法院集体状告日本政府，发起了“国家赔偿请求诉讼”。

2007年7月9日，这个聚集了日本全社会目光的国家赔偿请求诉讼，以和解的形式落下了帷幕。日本遗孤原告团、律师团在东京都内召开全国会议，表示接受日本政府与执政党提出的新支援政策。同年11月28日，《中国遗留邦人支援法改正案》正式出台，对日本遗孤的援助更加充实化。约九成归国日本遗孤，共计2201人参与的这场诉讼，耗费5年时间终于画上了休止符。原告团、律师团表示，新支援政策将保证几乎所有的日本遗孤享有免费接受医疗服务的权利，可以说达到了他们最初要求“保障日本遗孤生活安定”的诉讼目的，他们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然而，这个时间距离日本遗孤归国高峰已近30年，当年怀着寻根的美好梦想回归“祖国”的这群人已近耄耋之年。

本研究开始前，我亲耳听到许多日本遗孤疾呼“归国后的生活艰辛困苦”时，产生了疑惑：回到日本对他们来说真是一个正确的抉择吗？是什么理由促使他们人到中年来到“异国他乡”？日本遗孤在中国时期的生活状态各有不同，有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也有社会地位较高的医生、教师等。前者归国可以改善生活毋庸置疑，然而后者归国又是为了什么呢？是什么驱使他们义无反顾地回到日本？回国后的生活和他们的期望一样吗？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落差的？他们又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归国”的？这些疑问像连环弹似的向我袭来，让我迫切地想要深入了解这个群体，加快研究的步伐，找到答案。

这一部分的内容将在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呈现。

三、归国日本遗孤二代

第一代日本遗孤归国时，将其配偶和子女也一同带回了日本。在对第一代日本遗孤的访谈调查中，经常听到“我是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更美好的未来而选择回到日本”的说法。于日本遗孤二代而言，他们则是背负着父母沉甸甸的希望和期盼的“移民”，来到日本这个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社会环境都迥异的他乡生活。

我曾多次参加以东京都、千叶县、神奈川县为中心的日本遗孤二代、三代团体“中国归国者二代、三代之会”[171]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结识了众多的遗孤二代，我渐渐发现自己和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点。我们大都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十几岁或二十几岁时到日本生活，都经历过适应异国文化的相似困惑和彷徨。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则在于“自我认同”的程度，我有着明确的“我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而他们对此则较为模糊。

蘭信三指出，“对日本遗孤和遗留妇人来说的‘归国’，对遗孤二代和三代而言却更接近‘移民’。[172]他们被日本社会要求“尽快适应日本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日本人”。同时，日本社会的同化主义思想也要求他们立刻入乡随俗。

截至目前，日本遗孤二代在日本生活的时间已经逐渐超过了其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遗孤二代除去极少一部分在幼年或成人后来到日本，大部分都是在青春期或青年期来到日本。这个时期是人的主要成长期，也是个性形成的重要时期。对在中国土生土长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日本遗孤二代来说，突然移居到陌生的日本，突变的生活环境，对思想观念尚未成熟的他们影响深远。他们如何在日本生活？会面临怎样的生存难题？会有着怎样的自我认同？这些问题都是探明日本遗孤整体状况的必要研究要素，是对日本遗孤二代进行调查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这一部分的内容将在第六章呈现。

四、留华日本遗孤

到目前为止，日本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回到日本的那部分遗孤上，鲜有涉及自愿留在中国，或者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得不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中国国内的过往研究则更多地将研究重点集中在战前和战中，把日本人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环来看待。[173]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6年12月31日的统计，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认定的日本遗孤90.7%已经归国。也就是说约10%的遗孤，虽然已被日本政府认定，仍旧选择在中国生活。

我们曾多次赴中国东北三省调研，对至今仍在中国生活的日本遗孤们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他们中有的多次去日本后最终选择留在中国；有的虽然被中国政府认定为日本遗孤，却不被日本政府承认而无法回国；有的虽然找到了自己在日本的亲生父母，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有“家”不得归。

他们这群人的生活现状和心理历程鲜为人知。在众多日本遗孤同伴纷纷回国的背景下，他们为何留在中国？他们与日本的亲人关系如何？他们的子女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呢？

这一部分的内容将在第七章呈现。

五、日本遗孤养父母

多年前，日本NHK电视台播出了大型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见图0-3），其中养父母抚育日本遗孤的义举深深感动了日本民众。2018年3月15日，广岛经济大学4名学生制作的以中国残留孤儿为题材的纪录片在东京获奖，该片以日本遗孤的生母为主人公，弱化了养父母的角色。从相关文艺作品创作篇幅的变化中，我们能看到，目前日本社会对日本遗孤养父母的重视程度欠缺。

然而，中国养父母是日本遗孤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中国养父母在承载着国仇家恨和巨大社会压力的情况下，自发地挽救了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敌国儿童的生命。日本遗孤们回国后因疲于生存，无力顾及昔日含辛茹苦养育他们的中国养父母，不得不让绝大多数的养父母只能在孤独失落中思念着他们。而今，大部分养父母已离开人世，尚存的几位养父母的养老和医疗状况都不容乐观，抢救性地记录和传承他们与日本遗孤共同经历过的历史已迫在眉睫。

在对日本遗孤的访谈中，每个人都会讲述到含辛茹苦把自己抚养成人的养父母的故事，但如今许多日本民众似乎已经忘了这群风烛残年的中国养父母。依据相关报道测算，大约有6000至1万名中国养父母。[175]然而我们调查了从1972年1月1日到2022年12月30日的《朝日新闻》中有关日本遗孤的所有报道，让人吃惊的是，在3082次报道中，只有134篇涉及中国养父母，仅占全部报道的4.35%，[176]且报道几乎都集中发布于20世纪80年代，2008年以后几乎每年都有一篇回忆养父母与中国记忆的报道，但仅有2012年的《中国研究者号召留下吉林省长春的残留孤儿养父母住宅日中友好楼，作为“文化遗产”》（「日中の友好楼、残して　中国人研究者『文化遺産に』吉林省長春の残留孤児養父母住宅」）涉及养父母的生活现状。日本对中国养父母的重视和感恩的诚意有限，这在经济支持上则表现得更为直观，日本政府仅在1986年一次性支付日本遗孤的中国养父母们每人合计1.08万元人民币。

中国养父母如今过着怎样的生活？是什么促使他们收养日本遗孤？又是什么让他们忍痛送自己辛苦养大的日本遗孤回到日本？

这一部分的内容在第八章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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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军国：《日本民众参观“中国养父母与日本遗孤”展览：“谢谢拥有博大胸怀的中国人”》，《人民日报》2018年2月2日，第3版。

[2]“中国归国者”是日本对回到日本的残留孤儿（即日本遗孤）、残留妇人、残留邦人及他们的同行家属的总称。以1945年8月9日为分界点，未满13岁的被称为残留孤儿，13岁以上的女性被称为残留妇人，13岁以上的男性被称为残留邦人。

[3]2551个日本遗孤家庭中，有4个家庭是夫妻双方均为遗孤，所以归国日本遗孤的总数为2555人，“中国归国者”的总数为6706人。

[4]引自2013年8月安倍晋三在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死难者慰灵和平祈念仪式上的讲话。

[5]赵宁：《方正县向日本移民问题的社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财经大学，2012。

[6]王玲菱：《战争灾难受害者中的特殊群体：日本遗孤》，《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9期。

[7]潘德昌：《战后日本遗孤称谓考》，《社会学辑刊》2006年第4期。

[8]Alba Richard，“Bright vs. Blurred Boundaries：Second-generation Assimilation and Exclusion in France，Germany，and the United Stat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8，no.1（Jan. 2005）：20-49.

[9]陈阳：《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242页。

[10]杨鑫辉：《西方心理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78页。

[11]首先第一阶段是通过活动、接触，通过大脑神经活动的分化抑制过程才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是对躯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詹姆斯所说的“物质自我”；第二个阶段是“社会自我”，在幼儿时期是通过游戏，扮演角色形成的，也依靠对父母行为的模仿，进入小学后是依靠学校教育，意识到与同学的伙伴关系，明确当学生的义务责任，完成作业，以符合学校的要求，逐渐建立起社会的自我意识，生长环境在这一阶段显得尤为重要；“精神自我”是最后一个阶段，从青春期开始，个体确立起自我意识，过去一切随成人尤其是随家长的观点和做法，如今表现出青年人的独立感、自我理想，个人所追求的目标，在看法和行为上带有浓厚的自主的个人色彩，形成并发展着“精神的自我”。

[12]乔治·H.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第123页。

[13]乔纳森·布朗：《自我》，陈浩莺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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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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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安东尼·吉登斯：《现代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61页。

[21]车文博：《人本主义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第118-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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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Huddy L.，Khatib N，“American Patriotism，National Identity，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no.1（2007）：65.

[32]［美］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第12页。

[33]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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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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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Henri Tajfel （ed.），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

[44]分别指① 迁移人口与迁移距离呈逆相关；② 人口迁移呈分层递进特征；③ 迁移流与反迁移流同时并存，每个迁移流都会产生一个补偿逆流；④ 城乡间迁移倾向有差异，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较少实行迁移；⑤ 短距离迁移以女性居多；⑥ 技术的发展促使人口迁移量增加；⑦ 人口迁移以经济动机为主。

[45]华金·阿朗戈、黄为葳：《移民研究的评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9年第3期。

[46]位秀平、杨磊：《国际移民理论综述》，《黑河学刊》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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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罗雯、罗予翎：《美国族裔文化引导理念带给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启示》，《理论月刊》2014年第6期。

[51]罗雯、罗予翎：《美国族裔文化引导理念带给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启示》，《理论月刊》2014年第6期。

[52]徐华炳和奚从清提出了多种移民方式，包括自发移民、强制移民、计划移民、工程移民、下山移民、生态移民、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和留学移民等。（徐华炳、奚从清：《理论构建与移民服务并进：中国移民研究30年述评》，《江海学刊》2010年第5期。）

[53]陈常花、朱力：《知识型移民的社会适应优势》，《南方人口》2008年第4期。

[54]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2016年版）收录了“技术移民”，其释义是“凭文化程度、技术专长、语言能力等自身条件申请移民，或凭以上条件移居外地或外国的人。”

[55]王世洲：《我国技术移民法核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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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万蕙、朱竑、唐雪琼：《女性跨国婚姻移民研究述评：以台湾外籍新娘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13年第3期。

[60]施国庆：《非自愿移民：冲突与和谐》，《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6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部由于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区位条件不利，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退化和经济发展滞后问题，1983年开始，依托退牧还草等工程，30多年已累计搬迁移民几千万人。

[62]2022年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使得超过1200万人因战争离开家乡。纵观历史，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原因大多都与战争有关。羊书圣的《伪满时期我国东北地区朝鲜移民的人口特征和生活状况分析》指出，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开启侵华战争，为加强殖民统治，伪满洲国、关东军、满铁、朝鲜总督府直接或间接地鼓励移民政策，使得大量的朝鲜移民迁入我国东北地区。李丽霞、王建军的《抗战时期入陕移民群体的人口学分析》表明，抗日战争时期，众多百姓为躲避战乱，大量民众纷纷搬迁。由于陕西相对安定，受战争影响小、经济发达、交通便利，300余万民众迁移到这里。

[63]马尚云的《三峡工程库区百万移民的现状与未来》提及，中国高速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电力，为避免洪灾和干旱、及为之后的南水北调打基础，在长江上游兴建起三峡工程，使得住在这个蓄水线以下的居民被迫搬迁，引发了三峡百万移民的大动迁。

[64]Minako K. Maykovich，Japanese American Identity Dilemma（Tokyo：Waseda University Press，1972）.

[65]鶴木眞、『日系アメリカ人』、講談社、1976年。

[66]福岡安則、『在日韓国·朝鮮人 若い世代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中央公論社、1998年。福岡安則、黒坂愛衣、「『中国帰国者』の私は中国人—ある女子学生の聞き取りから—」、埼玉大学紀要、38（2）、2002年。

[67]迄今的研究中，多把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的自我认同分为极端的两类，即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的一类和强调向日本社会同化的一类。对此，福冈指出：“年轻世代的自我认同的呈现出更多样化的面貌。”

[68]過放、『在日華僑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変容—華僑の多元的共生』、東信堂、1999年。

[69]過指出战后在日华侨的自我认同用“为成为一个自豪的在日中国人而努力”一文来形容最为恰当。他们的生活依存于华侨社会，相互之间拥有强大的连带感。他们对后代寄予了极大的期望，非常热心民族教育，参见過放『在日華僑のアイデソテイテイの変容——華僑の多元的共生』、東信堂、1999年、第170页。

[70]对中老年华侨而言，中国是他们祖辈的故乡、自己的祖国。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日本出生和成长，完全适应了日本社会文化。他们在升学、就职、结婚的重大选择时常常会碰到国籍的问题。这些经历让他们拥有双重自我认同，是应该强调作为中国人的意识还是应该成为一名日本人？他们往往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不断进行再确认。

[71]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超越国界的自我认同的倾向。过把这种自我认同命名为“跨国界自我认同”，参见過放『在日華僑のアイデソテイテイの変容——華僑の多元的共生』、東信堂、1999年、第172页。

[72]Julia Chaitin，“My story，my life，my ident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3，part 4（2004）：1-15.

[73]莒玮、熊同鑫：《自由与结：一位躁郁症之子的生命叙说》，《应用心理研究》2008年第39期。

[74]K. A. Wallace and C. S. Bergeman，“Spirituality and Religiosity in a Sample of African American Elders：A Life Story Approach，”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9，part 2（2002）：141-154.

[75]庄幸谚、周玉秀：《从亲人的逝去开展自我的生命意义》，《生死学研究》2012年第14期。

[76]刘慧、朱小蔓：《生命叙事与道德资源的开发》，《上海教育科研》2003年第8期。

[77]Sarah J. Mann，“Telling a Life Story：Issues for Research，” 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23，Part 3（1992）：271-280.

[78]2017年“生命叙事”国际研讨会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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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Donald E. Polkinghorne，“Narrative Configuration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8，no.1（1995）：11.

[81]Donald E. Polkinghorne，“Narrative Configuration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8，no.1（1995）：11.

[82]张慈宜：《在无名的生活中突围：一位台湾水电工为尊严进行斗争的故事》，《生命叙说与心理传记学》2014年第2辑。

[83]吕佳盈、杨宗文：《视觉障碍柔道选手的生命叙说》，《休闲与社会研究》2017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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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井上雅二、『移住と开拓』、日本植民通信社、1930年。

[127]段兴丽：《1905—1930年间日本对我国东北的移民侵略研究》，吉林大学，2020。

[128]高乐才：《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7期。

[129]代琼芳：《“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满洲移民实边政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09。

[130]关国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试点移民——爱川村移民》，《兰台世界：上旬》2015年第9期。

[131]秦玉霞：《伪满时期日本第一次武装移民“弥荣村”实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21。

[132]曹保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收养日本遗孤纪实》，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9。

[133]梁建增：《记录被忽略的历史：二战以后日本在华遗孤和他们养父养母的真实命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34]赵湘华：《活跃在日本的残留孤儿》，日本侨报社，2005。

[135]潘德昌：《战后日本遗孤称谓考》，《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4期。

[136]潘德昌：《日本遗孤问题探析》，《日本研究》2007年第4期。

[137]潘德昌：《日本遗孤问题探析》，《日本研究》2007年第4期。

[138]潘德昌：《日本遗孤问题探析》，《日本研究》2007年第4期。

[139]潘德昌：《日本遗孤问题探析》，《日本研究》2007年第4期。

[140]孟月明：《日本“开拓团”特殊群体之“日本遗孤”》，《兰台世界》2013年第13期。

[141]潘德昌：《日侨遣返交涉的民间外交》，《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

[142]杜颖：《黑龙江省与日本民间交流四十年回顾：以日本遗孤友好交流为中心》，《日本研究》2012年第3期。

[143]王欢：《归根：日本残留孤儿的边际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144]潘德昌：《理解·和谐·共生：中国归国者问题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

[145]杨建琴：《残留孤儿无根困境的文化解读》，《日本学研究》2008年第0期。

[146]杜颖：《日本遗孤的跨文化适应性研究》，《边疆经济与文化》2018年第6期。

[147]潘德昌、潘磊：《日本遗孤国家赔偿诉讼问题初探》，《世纪桥》2007年第12期。

[148]潘德昌、潘磊：《日本遗孤国家赔偿诉讼问题初探》，《世纪桥》2007年第12期。

[149]张龙龙：《日本遗孤回国后的社会融合过程》，《日本研究》2021年第1期。

[150]鞠玉华、岳程楠：《日本归国残留孤儿眷属之社会适应性论析》，《世界民族》2010年第4期。

[151]杜颖：《跨越战后：日本遗孤问题的历史与现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

[152]车霁虹：《战争遗痕：日本遗孤与中国养父母的历史考察》，《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153]山本慈昭、『戦争は未だ终わらない：中国残留孤児肉亲探し记録』、日中友好手をつなぐ会、1978年。

[154]蘭信三、「中国帰国者とは誰なのか、彼らをどう捉えたらよいのか」『「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第6页。

[155]除此之外，从精神卫生的角度的研究还有：江畑敬介「中国帰国者に見られた精神病理」（1987）、鄭朠恵「ある『中国帰国者』における家族」（1998）、鈴木智之「中国帰国者の『子供たち』」（1988）、飯田俊郎「都市社会におけるエスニシティ—中国帰国者の事例分析を中心として—」（1996）等。

[156]筑波大学社会学研究室、『中国帰国者二世·三世—中国と日本のはざまで』、筑波大学社会学類1995年度調査報告、1996年。

[157]福岡中国残留婦人問題を考える会、『帰国した中国残留婦人等の実態調査』福岡市女性センターアミカス、1997年。

[158]蘭信三编『「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蘭信三編『アジア遊学 中国残留孤児の叫び—終わらない戦後』、勉誠出版、2006年。蘭信三編『中国残留日本人という経験—「満洲」と日本を問い続けて』、勉誠出版、2009年。蘭信三編『帝国崩壊とひとの再移動』（アジア遊学 145）、勉誠出版、2011年。蘭信三編『帝国以後の人の移動—ポストコロニアリズムとグローバリズムの交錯点』、勉誠出版、2013年。

[159]小田美智子、「中国帰国者の異文化適応—中高年の日本語教育を中心に—」『「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

[160]到目前为止，迅速“适应”日本社会被视为日本遗孤的首要任务。日本遗孤们被要求尽快扔掉中国式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遵从日本的文化、习惯，尽可能快地“日本人化”。例如，日本遗孤归国后学习的自立研究中心所使用的教材名为《入乡随俗——以日本遗孤的日本社会适应为目标》，书中详细地列举了日本式的思维方式的案例。对此，小田美智子认为强迫日本遗孤的“适应”是遗孤“中国剥离”与自我认同侵害，并主张采取如“这样做比较好”“这样的话会比较轻松”等方式指导，让日本遗孤们自我意识和选择。参见小田美智子、「中国帰国者の異文化適応—中高年の日本語教育を中心に—」『「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第109页。

[161]池上摩希子、「中国帰国児童生徒と日本語教育—同化教育ではない日本語教育へ—」『「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

[162]宮田幸枝、「中国帰国者二世·三世の就労と職業教育」『「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

[163]鍛冶致、「中国帰国生徒と高校進学—言語·文化·民族·階級」『「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

[164]池上认为，对日本遗孤二代的日语教育，目的不应是同化而应是适应教育，因此需要对社会文化的因素予以充分的考虑，并强调除了为了适应生活的日语教育以外，还应该加入“学习语言、教育学习、母语”等方面的考量。适应需要新入者与接收者双方的努力，因此作为遗孤二代的重要生活环境的学校与日本社会也需要做出改变。他主张日本社会应当不断自问“教师的作用是什么”“语言是什么”“能力又是什么”，促进孩子们的生活环境成为“非同化教育的日语教育”，并把日语教育的领域更为扩大。参见池上摩希子、「中国帰国児童生徒と日本語教育—同化教育ではない日本語教育へ—」『「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第217-218、228页。

[165]朝倉美香在《岐阜県における自立指導員の役割と活動—自立指導員Gさんの場合—》一文中、通过对自立指导员G的调查，明晰了在地方都市中日本遗孤自立指导员的作用和活动状况。参见朝倉美香、「岐阜県における自立指導員の役割と活動—自立指導員Gさんの場合—」『「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第159-171页。而庵谷磐则从义工的视点出发，分析了日本遗孤支援政策的开展和问题点。参见庵谷磐、「中国帰国者支援施策の展開と問題点—ボランティアの視点から—」『特集 中国残留孤児の叫び—終わらない戦後』、勉誠出版、2006。此外，高野和良在《中国残留婦人の高齢化と地域福祉》一文中研究了面临高龄化问题的中国残留妇人的社会福祉设施的利用情况和问题点。参见高野和良、「中国残留婦人の高齢化と地域福祉」『特集中国残留孤児の叫び—終わらない戦後』、勉誠出版、2006年、第75-85页。

[166]赵萍、町田玲子在《中国帰国者の住生活》依据详实的资料，对以住宅生活为中心的日本遗孤的地域生活状况予以了介绍。参见趙萍、町田玲子、「中国帰国者の住み生活」『「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第115-148页。

[167]参见江畑敬介·曽文星·箕口雅博、『移住と适応中国帰国者の适応过程と援助体制に関する研究』、日本评论社、1996年。宫田幸枝、「中国帰国者二世·三世の就労と职业教育」『「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锻冶致、「中国帰国生徒と高校进学―言语·文化·民族·阶级」『「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大久保明男、「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クライシスを越えて―「中国日裔青年」という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もとめて―」『「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池上摩希子、「中国帰国児童生徒と日本语教育―同化教育ではない日本语教育へ―」『「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

[168]参见江畑敬介、曽文星、箕口雅博、『移住と适応中国帰国者の适応过程と援助体制に関する研究』、日本评论社、1996年。筑波大学社会学研究室、『中国帰国者二世·三世—中国と日本のはさ“まて”』、筑波大学社会学类、1996年。大久保明男、「アイテ“ンティティ·クライシスを越えて―「中国日裔青年」というアイテ”ンティティをもとめて―」『「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

[169]大久保在这里想强调的是，“中国日裔青年”需要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现状和立场，并对此常常保持危机意识和紧张感。更重要的是，不是被动的悲观地接受这种不利的现状和立场，而是反问这种过程产生的原因，并打破它，建立新的自主和崭新的自我认同。参见大久保明男、「アイデソテイテイ·クライシスを越えて—『中国日裔青年』というアイデソテイテイをもとぬて—」『「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第337-346页。

[170]浅野慎一、佟岩、『异国の父母中国残留孤児を育てた养父母の群像』、岩波书店、2006年。

[171]“日本归国者二代、三代之会”是以东京都、千叶县，神奈川县为中心的日本遗孤二代、三代的协会。该协会由以下目的而结成：① 以有着相似的出身和生活体验为纽带，一致团结，探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加深友谊，促进交流；② 加深对自我及社会环境的理解和认识，提高自身的自信和能力，克服由历史出身和异文化体验而引发的各种困难，保障正当权益和促进社会地位的提升；③ 充分发挥遗孤二代、三代的拥有中日两国文化背景的独特性、未来性和潜能，使其努力成为多文化社会的领头人和中日两国友好的桥梁，努力成为在亚洲及世界活跃的人才，为国际社会做贡献。

[172]蘭信三、「中国帰国者とは誰なのか、彼らをどう捉えたらよいのか」『「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第402页。

[173]例如，中国研究者的典型代表作有，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政协方正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共编，《梦碎满洲——日本开拓团覆灭前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付波、肖景全主编《罪行 罪证 罪责》（辽宁民族出版社，1995），顾明义、张德良、杨洪范、赵春阳主编《九·一八事变丛书 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孙邦主编《伪满资料丛书 伪满覆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左学德著《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史——1905～1945》（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1998）等。

[174]根据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作为二战结束50周年和NHK电视台成立70周年的纪念作品，于1995年首次在日本NHK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大受好评，其后屡次重播。

[175]浅野慎一、佟岩、『異国の父母 中国残留孤児を育てた養父母の群像』、岩波書店、2006年、第vii页。

[176]具体分析参见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