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会晤

他们在那儿站着，面无表情，就像地狱门口的24台计算器。

——埃里克·维亚尔（Éric Vuillard），《议程》

邀请函四天前就用电报发了过来，毫无置喙的余地。首都在召唤。1933年2月20日星期一，下午6点，20多名纳粹德国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商人，或步行或搭乘专车，来到柏林的政府机构和商业区中心，走进国会议长赫尔曼·戈林的官邸，参加一场会晤。与会者包括纺织品生产商出身的武器和电池大亨君特·匡特、钢铁巨头弗里德里希·弗利克、巴伐利亚金融大亨奥古斯特·冯·芬克男爵、保险巨头安联（Allianz）的负责人库尔特·施密特、化工集团法本公司（IG Farben）和钾肥巨头温特沙尔（Wintershall）的高管，以及克虏伯钢铁帝国靠婚姻关系上位的董事长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Gustav von Bohlen und Halbach）。

三个星期前，阿道夫·希特勒与德意志共和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后者就此攫取了德国的政权。现在，这位纳粹党领袖想要向这群实业家、金融家、高管和继承人“解释他的政策”，至少，他希望他们相信是这样。商人们希望，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德国的经济方向能得到保证。但他们不会如愿的，希特勒对这次会晤和整个国家都已打好自己的算盘。

商人们准时到达了戈林位于柏林施普雷河南岸富丽堂皇的红沙宅邸，就在国会大厦的隔壁。但他们一直在等——这些大亨向来没什么耐心，显然不太喜欢这样的情形。会议的主人戈林在预定开始时间的15分钟之后，才出来跟他们打招呼。陪同他现身的还有瓦尔特·冯克，这个矮胖秃顶的男子是希特勒政府的新闻总长。新总理来得更晚，随行的是他的主要经济顾问奥托·瓦格纳。会议的主持人是前德国央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事后看来，这次会议竟然集结了希特勒未来的四位经济部部长：冯克、沙赫特、戈林，以及安联的负责人施密特。）希特勒手下的官员多年来与大亨们培养关系，以增强他们对纳粹事业的热情，这番处心积虑的铺垫在这场会议上达到了高潮。

与商人们握手之后，希特勒开始了长达90分钟滔滔不绝的漫谈，不靠笔记，也没有停顿。但他并没有按照会前的承诺发表政策性讲话，而是对当前的政治形势做了一番全面的分析。1918年是德国历史上一个灾难性的转折点，德意志第二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俄国爆发革命，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在希特勒眼里，是时候一劳永逸地解决左右两派之间的斗争了。

希特勒认为，大亨们支持他成为元首，实际上也是在支持他们自己、他们的公司和他们的财富。“在民主时代，私营企业是无法维持的，”这位43岁的总理表示，“只有当人民对权威和人格有健全的认识时，这才可以想象。世界经济和文化领域所取得的一切积极的、优秀的和有价值的成就，都完全归功于人格的重要性。”希特勒没有说要废除工会、重整军备、发动战争，或是把犹太人从德国人的生活中清除掉。但他确实让我们窥见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如果想彻底粉碎对方，我们就必须首先获得完全的权力。”

演讲快结束时，希特勒阐述了这一幕将会怎样出现。再过两周，即1933年3月5日，德国人民将在全国选举中投票，决定德国的未来——这是“最后一次选举”，希特勒说。民主必定将要消亡，不是这样消亡，就是那样消亡。这位新任德国总理打算彻底终结民主制度，用独裁政权取而代之。“无论结果如何，”他警告说，“绝不会有任何退路……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以宪法为由排挤对手……要么用其他武器进行斗争，这可能需要更大的牺牲。”他暗示，如果希特勒的政党没能在选举中获得控制权，左右两派之间的内战就在所难免。希特勒充满诗意地说：“我希望德国人民意识到这一时刻的伟大。它将决定未来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命运。”

武器和钢铁大亨、德国工业联合会的主席古斯塔夫·克虏伯是这群商人之首，也是众人公推的发言人。这位62岁的企业家原本为这次会议准备了一份关于经济政策的详尽备忘录，这也是他与希特勒的首次会面。但鉴于这位新总理方才号召终结德国的民主制度，克虏伯认为最好不要就无聊的政策细节展开对话。相反，他温顺地代表出席会议的所有人向总理表示感谢，感谢他“为我们提供了如此清晰的构想”。克虏伯最后发表了一段不痛不痒的一般性评论，声称需要迅速解决德国的政治问题，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这将有助于“经济和商业的繁荣发展”。

听完克虏伯的讲话，奥地利出生的总理没有回答听众的任何问题，也没有透露此次会晤的真正目的。他把这一切交给这里的主人戈林，然后便离开了。

戈林以“保持稳定”这一深受欢迎的承诺开启了话题。他向工业和金融巨头保证：“伴随着政治上的平定，［国内］经济也将平稳下来。”他表示，不会进行任何经济“实验”。但为了保证有利的商业环境，希特勒的新联盟必须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取得胜利。这位国会议长言归正传：纳粹党需要资金进行竞选活动。由于纳税人的钱和国家资金不能用于政治目的，“其他没有参与这场政治斗争的圈子，至少应该在这个时候做出必要的经济牺牲”。

戈林的结论呼应了希特勒的看法，考虑到“3月5日的选举肯定是未来十年，甚至是未来一百年的最后一次选举”，要求这些商业巨头做出“经济牺牲”是非常合理的。说完这些话，戈林离开了房间，留下了一群目瞪口呆、心乱如麻的客人。

接下来，轮到留着大胡子的经济学家亚尔马·沙赫特发言。与前两位发言者不同，沙赫特直奔主题，建议为纳粹党及其民族主义盟友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筹集300万帝国马克（约合今天的20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以便统治整个国家。在这个时间点上，纳粹党还需要国家人民党的帮助，但很快就不需要了。

商人们当场各自认领了款项。鲁尔地区的黑煤和制铁企业支付100万马克，钾矿开采和化学企业各支付50万马克，剩下的100万马克由褐煤企业、汽车制造商以及机械和电气工程公司承担。众人同意将这笔钱的75%交给纳粹党支配，剩下的1/4留给其盟友。最后，沙赫特说出了当晚最简短也最昂贵的一句话：“好了，先生们，去结账吧！”

邀请商人们讨论经济政策，实际上不过是希特勒索取数百万贿赂以补充竞选资金的借口。他和戈林故意省略了重要的细节：纳粹党的财务状况一塌糊涂。它的负债超过了1200万帝国马克，而手头仅有的一点现金远远不足以开展全国性的竞选。但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这次会议之后没隔几天（最多不超过几个星期），众多与会者便通过他们的公司和行业协会，向沙赫特在柏林的一家私人银行德尔布吕克·席克勒尔（Delbruck Schickler）开设的信托账户汇入了巨额资金。在为灭亡民主出资助力方面，这些大亨显然毫无顾忌。给纳粹最大的两笔捐款，来自矿业协会（60万帝国马克）和法本公司（40万帝国马克）。

会晤结束后第二天，1933年2月21日，35岁的约瑟夫·戈培尔（此时他正在柏林，以大区领袖的身份领导纳粹宣传机器）在日记中写道：“戈林带来了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即将有300万帝国马克可用于竞选。太好了！我立刻通知了宣传部。一小时后，机器就嘎嘎响动了起来。现在，我们准备开展竞选活动……今天，工作变得有趣了。钱来了。”戈培尔前一天还在日记里描述了他在柏林由于缺乏资金而产生的沮丧之情。短短24小时，就能有这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