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吸烟
当我向医生谈到这件事时，他建议我从分析自己的吸烟历史开始：
“写下来吧！写下来吧！您会看到您是怎么完整地审视自己的。”
我想，我完全可以坐在这张桌子前写下关于吸烟的种种，而不必去那边的扶手椅上做梦。我不知从何处着手，便去寻求香烟的帮助，就像我手里正拿着的这支一样。
今天，我忽然想起来一件已经淡忘的事。我最开始抽的那批烟在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19世纪70年代，奥地利生产这种香烟，装在用硬纸板做成的小盒子里出售，上面印有双头鹰的标志。这样一个烟盒的周围很快聚起了一帮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特征足以使我想起他们的名字，但这场偶遇还不够使我动容。我试图回忆起更多的细节，于是便走向了扶手椅：这些人的形象变得模糊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嘲笑我的小丑。我只得回到桌子旁，满心失望。
其中一个声音略显沙哑的人是朱塞佩，一个和我同龄的小伙子，另一个则是我弟弟。他比我小一岁，已经去世多年。朱塞佩似乎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了不少钱，那些香烟就是他送给我们的。但是我敢肯定，他送给我弟弟的烟比送给我的要多。因此，我不得不设法搞些别的烟来。就这样，我开始偷窃。夏天，我父亲习惯把他的西服背心扔在餐厅的椅子上，背心口袋里总有些零钱。我每次都能搞到几枚硬币，去买那个珍贵的小盒子，然后把里面的十根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完，以免长时间保留那些偷来的赃物。
这一切都积压在我触手可及的意识里，直到最近才浮现出来，因为我原先不知道它可能是件十分重要的事。看，我已经把我恶习的开端记录了下来，而且说不定我已经摆脱了它（谁知道呢？）。因此，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点燃了最后一根香烟，也许我马上就会感到恶心，然后把它扔掉。
接着我想起来有一天，我的手里正拿着父亲的背心时，他当场抓住了我。我用一种厚颜无耻的态度对他说，我是出于好奇想数一数上面的扣子。现在我已经没这么不要脸了，但是仍然对这种态度感到恶心（也许这种恶心恰恰对我的治疗至关重要呢）。父亲对我在数学或者缝纫方面的兴趣报以哈哈大笑，没有察觉我的手指正探进他的背心口袋。我以自己的名誉担保，他是因为我的天真而发笑的，虽然这天真早就不存在了。光是这笑声就足以让我再也不去偷窃，或者说……我还在偷，只是没有意识到那算是偷罢了。我的父亲总是把抽了一半的威力格雪茄随便放在家里的什么地方，也许是放在桌子或衣柜边上，我当时以为我们年迈的女佣卡蒂娜会把它们扔掉。我开始偷偷地抽这些雪茄，把它们据为己有已经让我恶心得打战，因为我知道自己会难受成什么样子。然后我就一根接一根地抽，直到额头冷汗直冒，胃里打结。没人能说我在童年时代缺乏活力。
我清楚地知道父亲是怎么把我的这个习惯给纠正过来的。夏日的一天，我从学校组织的远足活动回到家里，浑身大汗，疲惫不堪。母亲帮我脱掉衣服，裹上浴袍，把我放在一张沙发上休息，她自己则坐在旁边，做些针线活。我昏昏欲睡，但是刺眼的阳光让我迟迟不能失去意识。那个年纪，筋疲力尽之后的休息所带来的甜蜜感，对我来说就像一幅画面般清晰，仿佛我此刻正躺在那已不在人世的亲切的人身旁。
我记得那个宽敞而凉爽的房间，我们小孩子常在里面玩耍，而现在，在这个空间紧张的时代，它被分成了两部分。那个场景里没有我弟弟的身影，这让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觉得他也参加了那次远足，随后也理应和我一起休息才对。也许他睡在那张大沙发的另一边？我看向那个地方，但那里似乎空无一物。我只看到我自己，休息带来的甜蜜感，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父亲，我能听到他的声音在回荡。他走进房间，一开始没有看到我，因为他大声喊道：
“玛丽亚！”
妈妈打了个手势，轻轻嘘了一声，示意我在那里。她认为我已经睡着了，恰恰相反，我正在睡梦之上的清醒意识里游荡。我很喜欢爸爸关心我的样子，所以没有动弹。
我的父亲低声抱怨道：
“我觉得我要疯了，半个小时前我肯定把抽了一半的雪茄放在了那个柜子上，现在却找不到了。我的状态比平时还差，根本记不住事儿。”
尽管压低了声音，我的母亲还是流露出笑意，只是强忍着害怕吵醒我而已。她回答说：“但是午饭后没人进过那个房间啊。”
我的父亲小声嘟囔道：
“这我也知道啊，所以我才觉得自己要疯了！”
他转身出去了。
我稍稍睁开眼睛看着母亲。她又去忙手里的活计，但是依然在微笑。她当然没觉得父亲真的要疯了，所以才会笑着回应他的恐慌。那个微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有一天在我妻子的唇边看到它时，我立刻就想起了这个笑容。
缺钱并没使我感到满足不了自己的烟瘾，但是禁止抽烟的命令却让它愈演愈烈。
我记得自己躲在所有可能躲藏的地方，偷偷抽了许多烟。因为一阵强烈的恶心让我想起了和另外两个孩子在一间黑暗的地窖里度过的半个小时。我只记得他们稚气的穿着：两条站在那里的短裤，因为里面的身体已经被时间抹去。我们有很多香烟，想比比看谁能在短时间内抽得更多。我赢了，摆出一副英雄的架势，努力掩饰着这种古怪的比赛带来的不适。然后我们走出地窖，来到阳光和空气中。我得闭上眼睛才能不让自己昏过去。我缓过劲来，炫耀着我的胜利。那两个小子中的一个对我说：“我输掉也无所谓，因为我只有需要的时候才抽烟。”
我记得这句有益健康的话，但不记得那张自然也十分健康的小脸，在那个时候，它应该也是正对着我的。
但在那时，我还没搞清楚自己对香烟、它的味道以及尼古丁带来的感觉是喜爱还是厌恶。当我意识到自己讨厌它们的时候，情况已急转直下。这种领悟发生在我20岁左右。那时我病了有几个星期，嗓子疼得要命，还发起了烧。医生嘱咐我卧床休息，而且绝对不能吸烟。我记得“绝对”这个词！它刺痛了我，高烧又使它栩栩如生：一个巨大的空洞，没有任何事物能抵抗在一个空洞周围迅速泛起的无边压力。
医生告辞后，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了）嘴里叼着雪茄，留下来陪了我一会儿。离开前，他轻轻地抚摸着我滚烫的额头，对我说：
“别再抽烟了，好吧！”
一股强烈的焦虑向我席卷而来。我想：“既然抽烟对我有害，那我就再也不抽了。但是在此之前，我还想抽最后一次。”我点燃了一根香烟，焦虑感一下子烟消云散，虽然我好像烧得更厉害了，而且每抽一口，我都感到扁桃体上传来一阵灼痛，像是被烧红的炭火棒烫了似的。我像履行一桩誓言那样仔仔细细地抽完了那支烟。尽管难受得要命，我在生病期间还是抽个不停。我父亲嘴里叼着雪茄来来去去，对我说：
“做得好！再戒几天烟你就好起来了！”
光凭这句话我就盼着他赶紧走，赶紧走，这样我才能一把抓过我的香烟。我甚至装睡，好让他尽快离开。
那场病给我带来的第二个麻烦就是我为了从第一个麻烦中脱身所做出的努力。我的日子最终在一根接一根的香烟和再也不吸烟的决心中度过。坦白来说，我现在时不时还会这样。然而，20岁时那些最后的香烟形成的一塌糊涂的局面已经有所改变。我的决心不再那么坚定，而我老迈的心灵也对自己的软弱更加宽容。上了年纪以后，人便会笑对生活和它所蕴含的一切。我甚至可以说，我最近抽了很多烟……但它们都不是最后一根。
我在一本词典的扉页上找到了当时用漂亮的字体记下来的一段话，上面还带着花边：
今天，1886年2月2日，我从法律专业转向化学专业。最后一支烟！
这最后一支烟非常重要，我记得它带来的所有希望。我对与生活相去甚远的正统法律感到愤怒，转投到了化学这一关乎生活本身的学问门下，虽然说它被简化成了一个烧瓶。那最后一支烟确实代表了对劳作（哪怕是手工劳作），以及对平静、清醒、坚实思考的渴望。
为了逃避我不相信的碳化合链，我又跑回去研究法律。不幸的是这是一个错误，它也被最后一支烟记录了下来，我在一本书上找到了记录这支烟的日期。这支烟也很重要，我抱着最好的意图，无奈地回到了关于我、你、他的复杂事务中，终于解开了碳化合链的枷锁。我在动手能力方面的不足也证实了我并不适合化学。既然我像烟鬼一样抽烟抽个不停，我又怎么可能有动手能力呢？
我在这里分析自己时，脑子里始终盘踞着一个疑问：我对香烟的热爱是否过了头，以至于我可以把自己一事无成的原因全部推到它头上？如果我停止吸烟，我会不会变成自己曾经期待的那个完美而强大的人？也许正是这个疑问把我和我的坏习惯拴在了一起，因为相信自己是个能成大事的人，只是伟大的特性还没有被激发出来而已，这么想的话，活着实在是太舒服了。我提出这个假设是为了解释自己青年时期的软弱，但我的信心并不是那么坚定。现在我已经老了，再没人能向我要求什么，然而我却在香烟和决心之间摇摆不定。如今，那些决心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我想在生了一辈子病以后健康地死去，就像戈尔多尼笔下的那位老卫生学家[1]一样？
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换了住处，我不得不自掏腰包贴了墙纸，因为墙壁上已经密密麻麻写满了日期。也许我离开那个房间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了我进取之心的坟墓，我不再相信在那里还能下定什么别的决心。
我认为当香烟变成最后一支时，它的味道会更加浓烈。其他的香烟也各自有特殊的味道，但力道却没有那么大。最后一支烟的味道来自它本身蕴含的胜利感，也寄托了对未来变得强大和健康的希望。其他的香烟也很重要，点燃它们是对自由的宣言，强大和健康的未来依然存在，只不过稍微远一些罢了。
我房间墙壁上的那些日期是用五颜六色的油画颜料刷上去的。那带着纤尘不染的信念一遍遍下定的决心在某种颜色的张力中找到了恰当的表达方式，它足以使为先前的决心所赋予的色彩变得苍白。我特别喜欢一些在数字搭配方面尤为和谐的日期。我记得在19世纪写下的一个日期，仿佛它本应永远封存我想要埋葬的恶习：1899年第9个月的第9天。意味深长，不是吗？新世纪给了我一些更富有乐感的日期：1901年第1个月的第1天。现在我也觉得，如果那个日期能再重来一遍，我也能开始新的生活。
但日历上的日期数不胜数，稍加想象，每一个日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进取之心。我记得下面这个日期，因为它似乎包含了一个极为精确的命令：1912年第6个月的第3天晚上12点，听起来好像每个数字都把赌注翻了一倍。
1913这个年份让我犹豫了一瞬间。没有第13个月来与这个年份匹配，但不要以为一个日期需要具备这么多巧合才能突出最后一支烟的重要性。我在自己最喜欢的书本和画作上找到的日期恰恰是因为它们的杂乱无章才引人注目。比如说，1905年第2个月的第3天早上6点！想想看，它有自己的节奏，因为每个数字都否定了前一个。从庇护九世[2]去世到我儿子出生这段时间的许多大事，或者不如说所有大事，都让我觉得它们值得用我那总是十分坚定的决心来庆祝。我家里的每个人都很惊讶我对那些快乐和悲伤的日子记得那么清楚，他们认为我是个好人！
为了让这“最后一支烟”的病症看起来不那么荒谬，我试着赋予它哲学的内涵。人们会用完美的态度说出：“再也不会了！”但如果一个人信守诺言，这种态度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们只有在重申自己的决心时，才会抱有这种态度。再说，以我的角度来看，时间不是那种不可名状、永远不会停歇的东西。在我这里，只有在我这里，它会回来。
疾病是一种信念，而这种信念是我与生俱来的。如果不是向一位医生描述过我20岁时生的那场病，我根本不会把它记得那么清楚。奇怪的是，我们更容易记住说过的话，而不是那些没能让空气颤动的感情。
我去找那位医生是因为听说他能用电治疗神经方面的病症，我认为电或许能赋予我戒烟所需的力量。
医生挺着一个很大的肚子，他哮喘般的呼吸声和第一次治疗中马上启动的电机的嗡鸣声交织在一起。这让我大失所望，因为我原本希望医生会对我进行研究，从而发现污染我血液的毒素。恰恰相反，他宣称我的身体十分健康，而且，因为我抱怨自己的消化和健康状况不佳，他推测我胃酸不足，并且我的肠胃蠕动（这个词他说了很多遍，以至于我再也忘不了了）不够活跃。他还给我开了一种增加胃酸的药，害得我从此饱受胃酸过多之苦。
当我意识到他根本不会发现我血液中的尼古丁时，我想帮他一把，便提出疑问：“我身体上的不适是不是尼古丁造成的？”他费力地耸了耸那双厚厚的肩膀：
“肠胃蠕动……胃酸……和尼古丁没有关系！”
我接受了70次电疗，如果不是我受够了，恐怕现在还在继续。我去接受治疗，与其说是期待奇迹，倒不如说是希望医生能禁止我吸烟。如果当时他真的这么做了，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
我是这么向医生描述我的病情的：
“我没办法学习，就算偶尔按时上床，也会失眠到第一声钟声敲响的时候。正因为如此，我才在法律和化学之间摇摆不定，因为这两门学科都要求按时开始工作，而我却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起床。”
“电能治愈任何一种失眠。”这位阿斯克勒庇俄斯[3]断言道，他根本不正眼瞧病人，而是始终盯着仪表盘。
我试着和他交谈，拘谨地抛出了精神分析这个话题，就好像他能理解似的。我对他讲述了我和女人之间的痛苦经历。一个女人根本满足不了我，许多个也不行。我想要她们所有人！走在街上时，我常常激动难耐：擦肩而过的女人全部都是我的。我蛮横地打量着她们，因为我需要感到自己是一个粗野的人。我在想象中脱掉她们的衣服，只留下短靴，把她们抱在怀里，只有在我确信已经彻底了解了她们之后才会松手。
这番掏心窝子的话根本没用！医生喘着粗气说道：
“我真希望电击疗法不能治愈您这种病症。它简直再理想不过了！如果我之前担心类似的效果，我根本就不会碰路姆考夫线圈[4]。”
他给我讲了一件在他看来很好玩的事。一个和我同病相怜的人去看一位著名医生，恳求他治好自己，医生成功治愈了他的病，结果不得不搬到外地，以免被那个人给杀了。
“我的冲动可不是什么正面情感，”我嚷嚷起来，“它是灼烧着我血管的毒素引发的！”
医生带着一副伤心的表情低声说：
“从来没人会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
我正是为了说服他才去做了他不愿做的事。我着手研究自己的病，收集它的所有症状：我神情恍惚的毛病！它甚至妨碍了我的学习。那时我正在格拉茨准备第一次国家考试，我仔细整理了直到最后一门考试所需的全部资料，最后在考试前几天才发现，我学习的是几年后才用得上的东西，因此我不得不推迟考试。说实话，其他东西我也没怎么学进去，因为附近有一个姑娘，她不干别的，专门不要脸地和我调情。当她在窗边出现时，我就再也看不进去书了。把精力花在这种事情上的人不是傻瓜吗？我记得那个在窗边的姑娘小巧、雪白的脸庞：它是椭圆形的，围着一圈明亮的金色卷发。我凝视着她，做梦都想把那白皙的脸蛋和黄褐色的头发压在我的枕头上。
阿斯克勒庇俄斯低声说：
“调情总是件好事嘛。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就再也不会调情了。”
现在我可以肯定，他对调情一无所知。我已经57岁了，我确信，如果我不戒烟，或者精神分析治不好我，那么我临终前在床上的最后一瞥绝对会流露出对护士的渴望，只要她不是我的妻子，而且我的妻子还得允许她很漂亮！
我像在忏悔时那般坦诚：我不喜欢完整的女人，而是……她的各个部分！我爱所有女人包在袜子里的玉足，许多女人纤细或强健的脖颈，还有轻盈的胸脯。我继续列举女人在解剖学上的各个身体部位，却被医生打断了：
“这些部分加起来就组成了完整的女人。”
于是，我说出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
“健康的爱是无条件地接受唯一而且完整的女人，包括她的性格和智慧。”
直到那时，我对这样的爱情还一无所知。当这种爱情降临到我身上时，它也没有给我带来健康，但重要的是，我记得自己在一位专家眼中从健康的地方追溯到了病根，而我的诊断随之也得到了证实。
我从一位并非医生的朋友那里找到了更能理解我和我的病症的人。这对我并没有太大帮助，但他在我的生活中增添了一个新的音符，这音符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回响。
我这位朋友是一位富有的绅士，他用学习和文学创作来装点自己的闲暇时间。他的口才比文笔更出色，因此世人无法知晓他是个多么出色的文学家。他身材魁梧，当我认识他时，他正在努力进行减肥治疗。短短几天内，他就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以至于所有人都想凑到他身边，希望他病恹恹的样子能衬得自己更加健康。我嫉妒他，因为他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在他整个治疗期间，我都和他黏在一起。他允许我摸他日渐缩小的肚子，而我出于嫉妒想要削弱他的决心，便不怀好意地对他说：
“但是治疗结束后，您要拿这么多皮肤怎么办呢？”
他消瘦的面颊上泛起安详的神色，这使他看上去有些滑稽。他回答道：
“再过两天，我就要开始做按摩治疗了。”
他的治疗计划是精心准备过的，可以肯定，他会严格执行这个计划。
我因此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信任，于是便向他描述了我的病情。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什么。我解释说，对我而言，不吃一日三餐比不去吸那无数支烟更容易。不吸烟的话，我就要每时每刻都做出同样费力的决断。心中有了这样的决断，就没有时间再去做其他事情，因为只有恺撒大帝才能一心多用。虽然说我的管家奥利维活着的时候没有要求我工作，但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像我这样除了做梦和拨弄小提琴（我对此毫无天赋）之外什么都不会的人，又该何去何从呢？
这位瘦了的胖子并没有立刻给出答案。他是个做事井井有条的人，会先深思熟虑一番。然后，鉴于在这个话题上的绝对优势，他摆出一副恰如其分的内行态度，向我解释道，我的真正病根不是香烟，而是为不再吸烟而下定的决心。我应该在不下定决心的情况下尝试放弃这个恶习。据他所说，多年来，我的内心已经形成了两个自我，一个发号施令，而另一个仅仅是个奴隶，一旦监管放松，就会出于对自由的热爱而违背主人的意愿。因此，我应该给予它完全的自由，同时直面自己的恶习，就好像它是一个新染上的，我闻所未闻的癖好一样。我不能去对抗它，而是要忽视它，要用某种方式忘掉自己已深陷其中，像对待一个自知毫无价值的伴侣那样对它不理不睬。这很简单，不是吗？
我确实觉得这件事很简单。铆足了劲儿从心底消除了所有的决心后，我真的做到了几小时没吸一口烟，但当我的口腔重新变得干净后，我尝到了一种纯真的味道，就像新生儿所感受的那样，这让我产生了吸一支烟的念头，当我吸完之后，我又后悔了，于是重新下定了我本想戒烟的决心。这是一条更漫长的路，但最终还是到达了同样的目的地。
那个恶棍奥利维有一天给我出了个主意：用打赌来强化我的决心。
我相信，奥利维一直是我现在看到的那个样子。他在我眼里的样子一直没变过，背有些驼，但很结实。我始终觉得他年纪很大，就像今天我看到他80岁时一样老。他过去和现在都在为我工作，但我不喜欢他，因为我认为他阻止了我去做他做的工作。
我们打了个赌！第一个吸烟的人要付钱，然后两个人就都可以重获自由了。这样一来，这位被指派给我，以防我败光父亲遗产的管家便把手伸向了我母亲的遗产，而这部分遗产可是我能随便处置的！
这个赌约贻害无穷。我再也不能时不时当家作主，反倒成了那个我讨厌的奥利维的奴隶！我很快就吸起了烟，然后我想要背着他偷偷抽烟。但是这样的话，又为什么要打那个赌呢？于是我急切地搜寻一个与立下赌约的那天十分契合的日期，来吸最后一支烟，这样我就可以想象，奥利维本人也记下了这个日子。但反叛行为仍在继续，我不停地抽烟，连气也喘不过来了。为了摆脱这个负担，我去找奥利维坦白了一切。
这个老头笑容满面地收下了钱，然后嗖地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大雪茄，点燃它，津津有味地吸了起来。我从来没怀疑过他会不遵守赌约。别人的天性明摆着和我不一样。
我的儿子刚满三岁时，我的妻子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为了纠正我的坏习惯，她建议我去一家疗养院住一段时间。我立刻接受了这个提议，首先是因为我希望当我的儿子长大到能够评判我的时候，他能看到我心平气和的样子；其次，最紧迫的原因是奥利维病了，威胁着要离开我，所以我可能随时需要接替他的位置，而我认为自己拖着一个满是尼古丁的身体，并不适合承担大量工作。
起初我们打算去瑞士，那里是疗养的圣地，但后来我们得知在的里雅斯特有个名叫穆利的医生，他开了一家疗养院。我让妻子去找他，他提出让我住在一个封闭的小公寓里，由一名护士监督，别人也会协助她。妻子对我说起这件事时，一会儿微笑，一会儿放声大笑。她觉得把我关起来的想法很好玩，我也衷心地和她一起因此事而发笑。在我尝试治愈自己的过程中，她还是第一次与我达成统一战线。在此之前，她总是认为我的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说，吸烟只不过是一种有些奇怪、又不那么无聊的生活方式。我相信她在嫁给我之后，肯定惊喜于我从未缅怀自己的自由，因为我的心思已经被其他的缅怀之情占据了。
我们去疗养院的那一天，奥利维对我说，他下个月过后无论如何都不会继续留在我这里了。我们在家里收拾了一些贴身衣物，把它们放进旅行箱里，夜幕刚一降临就启程去找穆利医生。
他亲自在门口迎接我们。那时的穆利医生是个英俊的年轻人。正值盛夏，他身形瘦小，有些神经质，晒黑的脸庞衬得他那双黑色的眼睛闪闪发亮。他身着一袭白衣，从头到脚都是一副风度翩翩的样子。他唤起了我的敬佩之心，但显然我也是他敬佩的对象。
我察觉到他的敬佩从何而来后，感到有些尴尬，便对他说道：
“这么说，您既不相信治疗的必要性，也不相信我会认真对待它。”
医生微微一笑，这笑容使我感到有些受伤，他回答说：
“为什么呢？也许对您来说，香烟确实比我们医生承认的更有害。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不选择逐渐减少吸烟量，而是决定要一下子戒掉。吸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量。”
事实上，我一直想要彻底戒烟，从未考虑过少抽一点儿的可能性。但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他的建议只能削弱我的决心。我决绝地抛出一句话：
“既然您已经决定了，就让我试试这种疗法吧。”
“试试？”医生居高临下地笑了笑，“您一旦做好了准备，治疗就必须成功。只要您不想用蛮力对付可怜的乔万娜，就无法离开这里。解除您监护的手续会办很久，在此期间，您可能已经把自己的恶习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们来到了为我准备的公寓。为了到达那里，我们得先爬上三楼，再下到一楼。
“您看到了吗？那扇锁上的门把这里和一楼的其他地方隔断了，出口在另一边。乔万娜也没有钥匙。她自己也必须先上到三楼才能去到外面。那个楼梯间里供我们出入的大门钥匙只有她才有。而且，三楼始终有人看守。这对一个专门为儿童和产妇准备的疗养院来说，还不错，对吧？”
他笑了起来，可能是被把我和一群小孩关在一起这个念头逗乐了。
他叫来乔万娜，把她介绍给了我。她是一个小个子的女人，年龄在40到60岁之间，我没法儿准确判断。她满头银发，小小的眼睛里透出强烈的光芒。医生对她说：
“这位先生就是您要做好准备用拳头去对付的人。”
她从头到脚打量着我，脸涨得通红，用刺耳的嗓音高声说道：
“我会尽到我的责任，但我肯定不能和您打架。如果您威胁我，我就叫护士过来，他可是个强壮的男人，如果他一时半会儿到不了，我就随便您爱去哪里去哪里，因为我可不想拿这副皮囊冒险！”
后来我得知，医生在把这个任务交给她时许诺了相当可观的报酬，这把她吓得不轻。她这番话把我气得够呛，我可真是给自己找了个好位置！
“您在说什么皮囊啊？”我大喊道，“谁说要碰您啦？”
我向医生求助道：“我希望这个女人能得到命令别来烦我！我带了几本书来，只想安安静静地待着。”
医生劝诫了乔万娜几句。为了表达歉意，这位女士继续向我发起攻击：
“我有两个女儿，她们都还小，我得活下去。”
“我是不会屈尊伤害您的。”我回答道，所用的语气肯定不能让这可怜的人感到安心。
医生把她支开，让她上楼去拿什么东西，为了安慰我，他提出用一个人来代替她，并补充道：“她人不坏，我会叮嘱她更谨慎一些，然后她就不会让您心烦了。”
为了表示我根本不在乎这位被委派来监视我的人，我同意忍受她。我感到有必要让自己平静下来，便从口袋里掏出倒数第二支烟，贪婪地抽了起来。我向医生解释说：“我只带了两支烟，打算在午夜12点正式戒烟。”
我的妻子和医生一起向我告别。她微笑着对我说：“既然你已经决定要这么做了，就一定要坚强。”
她那我曾经如此热爱的微笑，在此刻看来却像是嘲讽。正是在那一刻，我的内心萌生出了一种新的情感，它使我怀抱着如此严肃的态度开始的尝试瞬间一败涂地。我立刻难受得要命，但只有我一个人时，我才明白究竟是什么让我这么痛苦：对那位年轻医生苦涩而毫无理智可言的嫉妒。他相貌堂堂，他无拘无束！人们都说他是美第奇家族的维纳斯。为什么我的妻子就不会爱上他呢？当他们离开时，他走在她后面，眼睛盯着她穿着得体的双脚。自我结婚后，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嫉妒。多么可悲啊！它无疑会与我这卑微的囚徒相随相伴！我要抗争！我妻子的笑容就是她平时的笑容，才不是什么把我赶出家门的嘲讽！把我关在这里的自然是她，尽管她认为我的恶习根本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她这么做自然也是为了迁就我。如果医生盯着她的脚，肯定是为了看看要给自己的恋人买什么样子的靴子。然而我很快就吸起了最后一支烟；时间还不到午夜，才23点，最后一支烟可撑不了一个小时。
我翻开一本书，漫不经心地读着，眼前甚至出现了幻觉。我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书页上，纸上却浮出了穆利医生的照片，照片上的穆利医生正处于他的全盛时期，文质彬彬，气度不凡。我忍不下去了！我叫乔万娜过来，也许聊聊天能让我平静一些。
她一过来就满面狐疑地打量着我，用她那刺耳的声音喊道：“您别指望我会擅离职守。”
为了安抚她，我撒谎说我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只是读不进去书，所以想和她聊聊天。我让她坐在我对面。实话说，她那老态龙钟的样子和那双年轻的、滴溜溜转个不停的眼睛真是让我反感，这双眼睛和小动物脸上的眼睛没什么两样。我开始同情我自己，因为我不得不忍受这样一个人的陪伴！其实在自由的时候，我也不善于选择意气相投的同伴，因为通常都是他们选择了我，就像我妻子所做的那样。
我恳求乔万娜做点什么来分散我的注意力。既然她说自己不知道能说出什么值得我关注的事情，我就请她给我讲讲她的家庭，并补充说几乎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家。
她同意了，开始讲起自己曾不得不把两个年幼的女儿送到救济院。
一开始，我饶有兴味地听她讲故事，因为她这么处理自己怀孕18个月的成果让我觉得好笑。但是她性格太较真了，一上来就试图向我证明自己别无选择，因为她的薪水过于微薄，以及医生行事不当，竟然在几天前对她说，既然救济院能养活她一家，那一天给她两个克朗就够了。很快，我就不再听她说话了。她大声嚷嚷着：“那别的东西呢？除了给她们吃的和穿的，她们还需要很多别的东西啊！”
然后就是讲一连串她需要给女儿们准备的东西，我已经记不清了。为了保护我的听力免受她尖锐声音的伤害，我故意把思绪转移到了其他事情上。但这声音到底是伤害了我，我觉得我有权获得一些补偿：
“能不能再抽一支烟，就一支？我愿意付您10个克朗，但是得明天，因为现在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乔万娜被我的提议吓得魂飞魄散。她开始尖叫，想马上把护士叫过来，并且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离开。
为了让她安静下来，我立刻放弃了我的计划，随便找了个话题，只是为了说些什么给自己留点面子。我问道：
“在这个监狱里，有什么可以喝的东西吗？”
乔万娜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让我惊讶的是，她用了正常对话的语气，没有再大喊大叫。
“有啊！医生临走前给了我这瓶白兰地。就是这瓶，还没开封呢。您看，还没动过。”
我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况：看不到其他任何出路，只能选择大醉一场以求解脱。正是我对妻子的信任把我带到了这般田地！
那一刻，我感到吸烟的恶习不值得我为此付出这么多努力。我已经半个小时没吸烟了，连这个念头都没有，因为我的思绪都集中在我的妻子和穆利医生身上。也就是说，我已经痊愈了，但是可笑得无可救药！
我拔掉瓶塞，给自己倒了一小杯黄色的液体。乔万娜目瞪口呆地看着，但我却犹豫是否要请她喝上一杯。
“等我喝完这瓶以后，还能再要一瓶吗？”
乔万娜以最悦耳的交谈语气向我保证：“您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为了满足您的一个愿望，管理储藏间的女士就算是半夜也得起床！”
我从未因吝啬而苦恼过，乔万娜很快就得到了满满一杯的白兰地。她道谢的话音还没落，就已经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紧接着立刻神情狂热地盯着酒瓶。所以说，正是她本人给了我灌醉她的想法，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不能准确地重复她一口气干了几杯酒后，用纯正的的里雅斯特方言对我说的话，但我有种强烈的感觉，在这个和我共处一室的人身边，如果我没有被自己的烦恼困扰，本可以愉快地听她讲话。
首先，她向我承认，她所喜欢的正是这样的工作方式。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每天舒舒服服地在扶手椅上消磨几个小时，且跟前放一瓶上好的烈酒，那种不会伤身的酒。
我也试着与她交谈。我问她，当她丈夫在世时，她的工作是否就是如此。
她笑了起来。她的丈夫还活着的时候，打她的次数远比吻她的次数要多。和她不得不为他操劳的事情比起来，现在的任何工作都像是休息，甚至在我来到这所房子里接受治疗前就这样了。
接着，乔万娜露出一副思虑重重的样子，问我是否相信死人能看到活人所做的事情。我点了点头。但她想知道死去的人，在到达另一个世界之后，是否会知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发生的一切事情。
这个问题让我恍惚了片刻。再说，它是以一种越来越温柔的声音提出的，为了不让死人听到，乔万娜把声音压得很低。
“那么，”我对她说，“您背叛过您的丈夫。”
她请求我不要大声说话，然后承认确有此事，不过仅限婚后的头几个月。后来她习惯了他的暴力，并且爱上了这个男人。
为了不冷场，我问道：
“那么，你的大女儿是另外那个人的孩子吗？”
她继续用那压得很低的声音承认道，她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两个人的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她非常后悔背叛了丈夫。她虽这么说，但仍然笑个不停，因为这种事虽然痛苦，但还是引人发笑。但这种悔恨是在女性丈夫去世后才出现的，因为在此之前，既然他对此事一无所知，那么这件事也根本无关紧要。
我被一种手足间的同情心驱使，试着减轻她的痛苦，便对她说：“我相信死去的人知道一切，但对某些事情却根本不在乎。”“只有活人才会为此受苦！”我一边感叹，一边用拳头捶着桌子。
这让我的手受了伤，没有什么比身体上的痛苦更能唤起新的想法了。在我因为担心妻子可能会利用我服刑的机会背叛我，从而心烦意乱时，我隐约预感到，医生反倒好好地待在疗养院里，如果真是这样，我的心神就能重新平复下来了。我请求乔万娜去看看，告诉她我感到有必要跟医生说点儿什么，还承诺奖励给她一整瓶酒。她抗议说自己不喜欢喝那么多酒，但还是立刻满足了我的请求，我听到她步履蹒跚地沿着木质的楼梯爬到三楼，离开了我们的监护区。然后又重新下楼，但是滑了一跤，弄出一声巨响，还喊了起来。
“你见鬼去吧！”我发自肺腑地嘟囔道。如果她摔断了脖子，我的处境就简单多了。
但她却笑容满面地来到我面前，因为她正处在那种痛苦却不会让人太难受的状态里。她告诉我她和那个护士说了会儿话，后者正准备去睡觉，但随时在床上待命，以防我流露出恶意。她说这些话时举起一只手，伸出食指，话中的威胁意味却被微笑冲淡了。然后，她更加干脆地补充说，医生自从和我的妻子一起出去后，还没有回来。就是从那个时候！不仅如此，有几个小时护士还盼他能回来，因为有个病人需要他看诊，现在他不再抱有希望了。
我审视着她，想弄清楚那让她的脸皱成一团的微笑究竟是老样子，还是什么新的东西，因为医生和我的妻子在一起，而不是同身为他的病人的我在一起。我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我必须承认，就像往常一样，我的内心有两个声音在斗争，其中一个，更理智的那个，对我说：“你这个傻子！你怎么能认为你的妻子会背叛你呢？她要是想找一个机会，根本用不着把你关起来啊。”而另一个，自然是想抽烟的那个，他也叫我傻子，但是却喊道：“你难道忘了丈夫不在时有多方便吗？和她在一起的医生还是你付钱请的呢！”
乔万娜一杯接一杯喝个不停，她说：“我忘了关三楼的门，但我也不想再爬那两层楼梯了。那上面总是有人，您要是试着逃跑，那可就真的出尽洋相了。”
“是啊！”我带着一丝必要的伪善回应，用来欺骗这可怜的人实在绰绰有余。接着，我也喝了一大口白兰地，并声称既然现在手头有这么多酒，我已经根本不在乎香烟了。她立刻相信了我的话，我便向她说：“想戒烟的其实不是我，而是我的妻子希望我这么做。”要知道，我一旦抽上十几支烟，就会变得很可怕，任何在我活动范围内的女人都会陷入危险。
乔万娜放声大笑，瘫倒在椅子上：“所以说，是您的妻子不让您去抽那十支非抽不可的烟吗？”
“就是这样！至少她对我是这么做的。”
哪怕身体里流淌着那么多白兰地，乔万娜也并不是个傻子。她爆发出一阵狂笑，差点儿从椅子上掉下来。但是她在能喘上气来的时候，便根据我的病情断断续续地表述了一幅美妙的画面：“十支烟……半个小时……设好闹钟……然后……”
我纠正道：“十支烟的话，我差不多得用一个小时。然后再等差不多一个小时它们才能生效，有时候多10分钟，有时候少10分钟……”
乔万娜突然变得神情严肃，没费多少力气便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说她要去睡觉了，因为感到头有些疼。我请她把那瓶酒带上，因为我已经喝得够多了。我假惺惺地说，希望明天她能给我弄点好喝的葡萄酒。
但她并没想着葡萄酒的事。离开前，她把那瓶白兰地夹在胳膊底下，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目光打量了我一番。
她没关门，片刻后，一个小盒子掉在房间中央，我立即把它捡了起来：里面有整整十一支香烟。为了保证烟的数量足够多，可怜的乔万娜特意多塞了一支。这些都是匈牙利产的普通香烟，但点燃第一支烟的滋味真是好极了。我感到如释重负。一开始，我沾沾自喜地想到，我可真是对这所房子做了件好事。它最应该将那些小屁孩关起来，而不是我。后来我发现，我的这个举动对我的妻子也有同样的意义，这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不然的话，我的妒火为什么变成了可以忍受的好奇心了呢？我平静地待在那里，吸着那些令人作呕的香烟。
大概半个小时后，我想起来必须从这所房子里逃出去，虽然乔万娜还在这儿等着她的报酬呢。我脱掉鞋子，来到走廊上。乔万娜房间的门半掩着，从她那响亮而有规律的呼吸声来判断，她已经睡着了。我屏息凝神，爬到三楼，在那扇穆利医生引以为豪的门后穿上鞋子，走到了一个楼梯间上，然后开始不慌不忙地下楼梯，以免引起怀疑。
我下到了二楼的楼梯间。这时，一位身穿护士装，还算得上优雅的女孩子跟在了我后面，礼貌地问我：“您在找谁吗？”
她长得很可爱，如果能在她身边抽完那十支烟，倒也算是美事一桩。我有点儿挑衅地对她微笑道：“穆利医生在疗养院里吗？”
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这个时候他从不在这里。”
“您能告诉我现在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吗？我家里有个病人，需要他来看看。”
她很友好地给了我医生的地址，我重复了几遍，为了让她相信我想记住它。我甚至不着急离开，但是她显得有些不耐烦，转身离开了。我就这么被直接赶出了自己的监狱。
楼下的一个女人殷勤地为我开了门。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便嘟囔道：“下次我再给您小费。”
未来永远是个未知数。对我来说，事情总是会重复发生：不排除我会再次路过那里的可能性。
夜色清朗而温暖。我摘下帽子，以便更好地感受自由的微风。我望着群星，赞叹不已，就好像刚刚征服了它们。明天，在远离疗养院的地方，我会戒烟。眼下，在一家还营业的咖啡馆里，我弄到了些好烟，因为我不可能用一支可怜的乔万娜给我的香烟结束我的吸烟生涯。给我烟的服务员认识我，他给我赊了账。
到达我的别墅时，我狂暴地按响了门铃。一开始来到窗前的是女仆，经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后，我的妻子也出现了。我等着她，心如止水地想：“看来穆利医生可能在这里。”但当我的妻子认出我时，她那真挚的笑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这足以消除我的所有疑虑。
在家里，我故意拖延时间，好仔细探查一番。我向我的妻子保证，第二天会把这番冒险经历和盘托出，她自以为已经了解了那些经历，问我道：“你为什么不去睡觉呢？”
我找了个借口：“我觉得你趁我不在的时候把那边的柜子挪了个位置。”
我确实总感觉家里的东西一直在换位置，而我的妻子也的确会常常挪动它们。但那时我仔细察看了每一个角落，好看看那里是否藏着穆利医生那小巧、优雅的身影。
我从妻子那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她从疗养院回来的时候碰到了奥利维的儿子。他告诉她说，那个老头新雇的医生给他开了药，吃完后，他的身体已经好多了。
临睡前，我想到自己离开那间疗养院是正确之举，因为我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治愈自己。我睡在隔壁房间的儿子肯定也没准备好来评判或者模仿我。完全没必要着急。
注释
[1]卡洛·奥斯瓦尔多·戈尔多尼（Carlo Osvaldo Goldoni，1707—1793），意大利著名喜剧作家、律师及作家。“老卫生学家”指的是路易吉·阿尔维斯·科尔纳罗（Luigi Alvise Cornaro），他是一位威尼斯贵族，戈尔多尼在其《回忆录》第3卷第30章中提到了科尔纳罗，称其为“生了一百年病后以健康身体去世的人”。
[2]庇护九世（Pius IX，1792—1878），1846年至1878年担任罗马天主教教皇。
[3]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为古希腊神话中的医神。
[4]路姆考夫线圈为当时电击疗法中使用的一种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