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漫长的疾病抗争史中,人类一直将生死、躯体病痛放在卫生与健康的首位。直到20世纪末,人们才开始逐渐认识到认知障碍的危害。造成这种认识滞后包含了三大背景。首先,历史背景是10万前的第一次认知革命直接导致了智人在地球的快速崛起。在经历了漫长的农业革命和加速度的科学革命之后,人类已经基本摆脱了贫穷和饥饿,能够战胜大部分疾病,甚至开始对死亡发起了挑战。当下,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进步正在推动第二次认知革命,很可能将人类带进一个前途未卜且祸福未知的“超人”时代。因此纵观历史,认知一直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最大和最原始的动力。其次,社会背景是人类平均寿命普遍延长,但伴随而来的是老龄化问题的日趋严重,以及各种急慢性疾病导致的认知障碍患者数量的显著上升,并已然构成一种重大的社会安全威胁。同时,随着现代生活中脑力劳动占比的不断攀升,也推高了人们对认知功能的要求。最后,目前的现状是迄今为止对大多数认知障碍缺乏有效的防治手段,可供临床医生选择的药物寥寥无几且乏善可陈。早期识别、早期干预、全程管理是当今的全球专家共识。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认知功能与许多躯体和精神心理疾病在发病机制、疾病防控、治疗选择、生存质量、临床预后等方面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联。综上所述,关注认知、重视认知障碍的防治就有了宏大且连续的历史背景,亟待解决的社会诉求和医学愿景。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近半个世纪以来脑血管病长期占据着成年人致死、致残、致痴呆病因谱群的首位。在发达国家的脑血管病发病率呈下降趋势之时,中国的脑血管病正在逆势而上,并呈现出不断年轻化的趋势。长期以来,国内医学界普遍存在着“重视躯体障碍,轻视认知和心理障碍”的现象。事实上,血管性认知障碍(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VCI)、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VD)、脑卒中后认知障碍(post-stroke cognitive impairment,PSCI)、脑卒中后痴呆(post-stroke dementia,PSD)等疾病的诊断至今仍以与权威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极不相符的低频率出现在国内各级医院的病历首页中,更不用谈认知障碍的国民知晓率、早期识别率和全程干预率了。在笔者长达30余年的职业生涯中,一半时间是以神经内科医生的身份在抢救和诊治各种脑血管病患者,另一半时间是以康复医学科医生的身份从事脑血管病患者的功能康复。笔者最大的人生感悟是认知决定了人生的高度和维度,最大的职业体会是脑血管病认知障碍的高发性、复杂性和难治性。这也是本书编委们的集体共识和编撰本书的学术动机。
必须指出的是,人们对认知的发生和演变机制以及加工处理过程中的详情仍处在一个盲人摸象的阶段,开始重视脑血管病与认知障碍之间的关联也还只是最近的事,因此学术界涌现出许多仍存在较大争议的新名词、新定义、病理机制新假说、临床病理现象的新解释等。同时,也催生了诸如脑机接口、经颅磁/电刺激、功能性磁共振、数字化认知康复等诊治与康复的新技术。这些技术或因尚未普及而缺乏权威的循证医学证据,或因刚刚走出实验室而不够成熟,其实际的临床价值和远期获益尚待进一步的证实,这也为本书的撰写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值得骄傲的是,本书的编委会汇集了全国各地长期从事脑血管临床和科研的神经病学、康复医学、精神心理学、神经影像学等领域的优秀专家,他们怀着饱满的热情、敬业的态度、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完成了本书的撰写。在此,我对全体编委长达四年半的辛勤劳作深表感谢。
众所周知,任何一本专业书的编写都是一项耗时费脑且艰巨繁杂的任务。由于本书的编委们散布在全国各地,编写期间又恰逢全球疫情肆虐,很难召集编委们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和对稿。为此,我们科室的刘巍博士、常铉博士、吴臻、陈伟明、吴磊,我的硕士研究生张君臣、周雪莹、张顺芬、胡雅婷、钟丽、舒甜心、黄巧、何晓玲、胡冉婷、许若琳、火婉颖,以及副主编曾庆团队的陈娜医生,研究生陈玲、张琦、曾钰婷、郑舒琪、肖宇鹏、凌芷珊、文书阳同学做了大量的沟通、资料查询、图文校对、排版和编撰等工作,在此也对他们的幕后付出一并致谢。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作为第一次主编专业书籍的男性医生,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了那种只有初产孕妇才可能体会到的复杂心情——既有如释重负的欣喜与释怀,又有对新生儿美丑与健康的忐忑与不安。毕竟这本专著涉及的领域既新又广,需要介绍的新理论和新技术很多,而自己不仅能力和经验有限,对认知本身的认识也很有限,整个编写时间跨度又比较长,因此书稿中有所疏漏在所难免。期待读者在阅读本书时采取批判性吸收的学习态度,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也期待本书的出版发行能起到激发同行、患友和家属重视脑血管病认知障碍诊治与康复的作用。若能如此,甚慰。
徐武华
2024年6月15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