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戒与敏感性

通过上一节所述的方式，外部的暴力逐渐被内部的暴力取代：理智方面，宫廷中的人们被迫追求“长远的眼光”和“中和的情感”；情感方面，他们建立起羞耻感和尴尬感。冷酷的理性和灼热的羞耻（Scham）、惩戒和敏感性，正如埃利亚斯所说，是“同一心理转变的不同方面”。促使宫廷中的人们服从这一转变的重要推动力，是人们希望从宫廷获取经济优势和谋生机会，而更具决定性的原因是“为了维护威仪”：宫廷中聚集的人群越是多样化，个人就越加迫切地希望进入“高高在上”的阶级并保持住这种地位。

因此，简单地说，宫廷中的人们通过提高对不道德行为的敏感性来区分尊卑。顺承这一逻辑，“敏感性”的概念在17世纪被赋予了新的用法，它被用来指宫廷贵族（尤其是在法国）的合乎道德和礼仪的品质。

国家的形成和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不可阻挡地使日常生活变得平和，使阶级之间相互交融。相应地，敏感化进程也持续推进：贵族的敏感化向下传播到平民阶级，在平民阶级中，敏感化作为强烈的区分尊卑的愿望，又重新影响到社会上层。精致化是由两个相互促进的因素共同推动的过程：一个因素是，各种亲密关系被从公共领域驱逐到私人领域；另一个因素是，各种行为，不论是饮食方面的还是性方面的，变得越来越精致。对此，埃利亚斯写道：

越是减弱个人行为的强烈反差，越是抑制和转移欲望的剧烈爆发，人对于行为的细微差别就越是敏感，对于小幅度的姿态就越是感觉敏锐，对于自己和世界的体验就越是分层。这些分层，在过去情感不受抑制的年代，根本进入不了人的意识。

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作流程越来越复杂，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城市越来越大，人口密度越来越高，自我控制带来的敏感性成为社会正常运转的润滑剂。相应地，敏感性不再是为少数贵族精英预定的特征。到了18世纪，启蒙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就认为敏感性是每个人都有的能力。[17]

但是，正如埃利亚斯明确指出的，人们不应屈从于“文明进程业已完成”的幻觉。埃利亚斯认为，人类被深刻的内在冲突折磨，这种冲突产生自一种情感调节，这种情感调节伴随着羞耻感，并且是持久的，“无论在工作中、交际中、做爱中，都是如此”。只要对自身的侵略性、内在冲动、各种情感的恐惧支配着人，文明就会一直是一个过程。只有当我们找到了“人的各项社会任务之间的和谐”，找到了“人的社会存在的全部要求和他的个人倾向与需要之间的和谐”时，这一过程才会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