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普遍原理
在马略卡岛(Mallorca)的帕尔马海港的朝圣之路(Paseo Sagrera)上,有一座哲学家的纪念碑,他是这座小岛上最负盛名的后代。他留着长长的胡须,打扮得像游吟诗人(Miraculix der Druide),神情坚定,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书。他意志坚定,精力充沛,似乎在向大海和自然讲道。
拉蒙·鲁尔是中世纪哲学家;但只是因为他生活在13世纪。就思想而言,他是后来被称为典型的文艺复兴思想的新事物的预言家。这些创新点可以由以下五个句子来总结。鲁尔如同晚年的库萨一样将理性置于知性之上。他寻求——凭借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背景——将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最内在的普遍原理(Universalprinzip)。在他看来,这一原理不可能是一个永远地生成和消逝的世界中的“存在”,而是一种“作用”(Wirken)。他探索了作用的精神性内核,从而寻找所有宗教的共性;他宣扬宗教宽容;他将单个的人,在特殊性中的个体,置于哲学的中心。在今天来看,与中世纪相比,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新时代的思维。
鲁尔来自马略卡北部的封建上层家庭。据他自己所说,青年时期的他是一个冒失鬼、风流汉、花花公子。鲁尔30岁成为传教士。语言上的天赋使他除拉丁语外,很快学习了阿拉伯语。【40】加泰罗尼亚语,他的母语,通过他成为一种语法清晰、表达丰富的书面语言。此外,他学习了犹太神学和伊斯兰神学,也集中学习过逻辑学。如果基督教要比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更为优越,那么唯一的可能在于前者比后两者更合乎逻辑。但为了发现基督教的逻辑性,人们不得不剥去它所有的东方诗意,揭示其精神核心。
作为加泰罗尼亚人,鲁尔在地中海西部繁荣的贸易文化中成长。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在这里深入地接触,交换和出售他们的商品。马略卡王国在纺织品、船只以及武器的贸易上非常繁荣。作为贸易大国的一名传教士,鲁尔无数次来往于地中海各地。在这期间,他抽出时间用三种语言写下超过280篇著作。鲁尔的目标是雄心勃勃的:他构想出全体知识学(Allgemeinwissenschaft),即通用技艺(Ars generalis)——能够将所有知识放入一个新的体系之中。在13世纪,人们不会比这更具雄心了。究竟是否存在一个普遍原理,能够把自然研究、哲学与神学这三个不断分化的世界统一在一个宏大体系中?
鲁尔在这个困难的问题上有了新的看法。直到现在,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依然在两个问题上喋喋不休:上帝是三位一体吗?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真的具有神性吗?所有这些争论也都围绕着事情是否如此存在(ist)的问题。在鲁尔看来,只要人们讨论一个事物的存在,就是一种错误的提问方式。就他所观察到的来看,世界中根本没有不变的存在,变化本身才是不变的。也就是说,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中,自然是动态的。变化发生之处必有力(Kraft)。力引发并决定了变化。某种东西对一切自然中的事物及个体的人类产生作用。【41】在鲁尔看来,这个作用力(Wirkkraft)就是上帝。大(Größe)、美(Schönheit)、善(Gute)并非作为某种东西而存在。通过一种神圣启发的能量在人之中造就了大、美、善的行动和事物,大、美、善才得以产生。行动的人、行动本身及行动的结果(被完成的事)都属于这一过程。
鲁尔走了一步精神上的妙棋,将所有事物中的三分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结合在一起。鲁尔深感震惊的阿拉伯朋友现在听到,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并非阿拉伯人应该信仰的。不,无论他们做什么或产生什么,三位一体都不可避免地在他们之中发生作用。因为这个作用力是神性的,它的目标就是造成神性的事物。鲁尔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神性,并相应地完善自身。好的生活意味着,让自己内心的三位一体的神性活动自由发挥其作用,而不是自私地、狭隘地扼杀它。
我们应该如何想象这一作用?神性的动力(Dynamik)如何转化为世俗的事物呢?在鲁尔看来,它就如同一团火。火燃烧着,是因为它在燃烧。这就是神性的作用力的纯形式。它敦促着在某个对象那里点燃自己,扩大自己。燃烧着的火做了什么,它是否加热了水或土,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对世界中具体事物的具体作用(加热还是燃烧),仅仅是各种可设想的转化(Umsetzung)中的一种。换言之:火自身是潜能或可能性,燃烧和加热是各个情况中被造成的现实。
在鲁尔看来,世界的初始状态是混沌,是神性潜能状态的一种乱团。从这一状态中产生了元素、种属和类别。【42】因为上帝的作用力内在于世界之中,世界中的万事万物都希望能够再次接近神性。这是普罗提诺的古老思想,所有事物都想与“太一”融合——这是他们所由来的地方。与普罗提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鲁尔不仅谈论灵魂。在他看来,所有自然物都想要追求完满。一个单一的元素、青蛙或蓟种植物都努力达到它们可能实现的程度。它们种类的界限就是完满性的界限。鲁尔的思想具有一种神学意义上的进化论模型。据此,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首先追求更高的东西,其次追求散播开来。
人类与自然中的其他存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人类在自身之中可以有意识地感受、体会和探索神性的作用。所以,神性所启发的人类心灵的任务,就在于认识自己并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返回自身。这一思想在哲学上是突破性的。激动地说,这就是哲学的新时代的开始。虽然古希腊的德尔斐神谕已经要求人类:“认识你自己!”但它所意指的是,人应该认识自己在世界之中(in der Welt)的位置,而不是说,这个世界存在于我们之中(in uns selbst),只要我们用自己的心灵创造它。这个新的想法后来不仅仅启发了库萨。这一思想是现代主体哲学的开端,经过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和18世纪晚期及19世纪早期的德意志唯心论并辐射到20世纪。
鲁尔究竟做了什么呢?他把知识的视角给扭转过来了。真理不在世界之中,而是在我们自身之中。就像库萨那样,他认为打开通往最高存在之路径的,并非知性,而是理性。
为此应该采用怎样的方法呢?【43】知识的路径始于易受骗的感官感觉,通过有秩序性的知性,通向光明的理性。这些都是古典希腊的思维。对神圣的真理范围的探讨也并非全新的。这是一个绝对者的世界,所有积极的特性在其中如此地彼此交织,以至于“完满”“大”“正义”“爱”等特性不再彼此孤立。这一想法也是普罗提诺和伪狄奥尼索斯的遗产。与此相对,全新的东西在于,鲁尔把正确的理性使用“逻辑”引入哲学之中。他认为想象力和知性限制了人类知识的界限。动物“人”(homoficans animal)只能看、听、嗅、尝、摸那些感官所允许的东西。我们的知性只能把握它凭借受限的逻辑所理解的东西。当我们在自身之中倾听和思索自己,我们感受并认识这一切。无论如何,为了能够达到最高的知识,我们需要一个普遍的方法(Ars generalis ultima),一种思考的新艺术。它的根基只能是一种新的、扩展了的逻辑学(Logica nova)。这个逻辑学不应该固守在知性世界的狭隘围墙内,它必须是一种顺滑的理性逻辑(eine gleitende Logik der Vernunft),比我们的知性逻辑更宽更高,使得信仰和知识和解。
这些思想对今天的很多读者来说无法理解,并且具有前科学式的天真。仅存在着唯一(eine)的逻辑和唯一(eine)的理解力(Rationalität),它们都与人类的精神性认知(Einsicht)无关。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鲁尔完全正确地看到了,推动人的并非人的理解力。我们追求善、爱与真时,这样的追求是无法用逻辑解释的。相反,力在我们之中发生作用,它刺激我们首先追求真理,然后发展出逻辑的思想。【44】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几乎所有人都假定,这一力量和能量,即神性的(东西),“从上往下”作用于我们,以提升我们作为人类的地位。达尔文(Charles Darwin)诞生前的几个世纪,人们没有如同今天的生物学家所做的那样,把它们(这些作用力)看作社会化的、高度精致的动物性需求。如同鲁尔那样把追求与思考、冲动与知性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有先导性的。将作用力和理解力放在“新逻辑”中来思考,这在13世纪绝非反常,反倒是聪明的想法。
在很多哲学史家看来,鲁尔寻求“普遍方法”的思维方式让人想到了中世纪早期;在这个时代,如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Anselm von Canterbury)这样的人相信他可以调和信仰与知识,甚至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中世纪哲学的进程难道没有表明,信仰和知识是不能共融的吗?难道托马斯·阿奎那不是进一步区分了知识与信仰吗?奥卡姆的威廉(Wilhelm von Ockham)没有用剃刀将这两者截然分开吗?鲁尔并不想用完全理性的(rational)方式穿透信仰,使之溶解在知识中!他仅只是希望借助理性(Vernunft)接近信仰;理性之于信仰,如同其之于知识一样敏感。在物质性的事物中寻求精神性的东西是每一种追求的目标。最高概念的结合让我隐喻地意识到,什么是上帝。一个饮用海水的人也不能理解整片海洋。他仅仅能感受到,它的味道是咸的。以同样的方式,人们只是理解上帝决定性的方面,而不是觉察到全部。
鲁尔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界享有很大的名气。但是,他雄伟的目标,即对诸宗教加以调和,在基督教的指导思想下使它们精神化,却失败了。同时代的人讽刺他为“幻想博士”(doctor phantasticus)。他甚至以此自嘲。虽说他的目标具有乌托邦的性质,难道他就不能因此而有这一梦想吗?鲁尔反对民族国家的形成。【45】他梦想出现一个统一的、没有战争的欧洲。他跌倒得很严重。年迈的他被突尼斯的穆斯林施以石刑,因为他给他们宣讲宗教宽容的思想。他死在了带他离开非洲的船上,并被埋葬在帕尔马。这位身前与诸侯及教皇们有往来,也曾在巴黎的索邦任教的人,后来还是引起了教会的怀疑。因为在鲁尔的哲学里,个人在追求精神的努力中居于中心的位置;相反,拥有机构和教条的教会却不那么重要。在他去世60年后,格里高利十一世(Gregor XI.)判定他为异教徒。随后鲁尔的著作被禁,甚至被焚毁。直到19世纪他才被恢复名誉。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1847年封他为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