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秘密生活

年少时，当我们开始看到生活的光明前景和阴暗现实之间的差距时，我们便会本能地割裂自己的生活来保护自己。孩童期的我们，能够借助“快乐之翼”飞越那些“黑暗深渊”，这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天赋。

这种快乐的力量来自内在真我，而内在真我是纯粹存在的核心，孩子们与它有亲密的联结，就像诗人鲁米所说的，它“为本身的快乐而存在”。[2]即使面对巨大的困难，孩子们也常常表现出非凡的韧性，这种韧性来自一个叫作内在真我的地方。内在真我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在童年时期有自己的“秘密生活”，保护我们脆弱的自我免受外部世界的威胁。

我自己的“秘密生活”始于小学五年级或六年级。在学校里，我努力融入校园生活，所以在别人眼里，我是个外向而自信的人。我善于交朋友，知道怎样逗人发笑，我上课经常举手，被选为负责人的次数比罗斯福当选总统的次数还要多。在篮球场上，虽然我运球的时候会把自己绊倒，但是我的笨拙却给我带来了好处，这让其他男孩子觉得我对他们来说不是太大的威胁，让女孩子面对我生发出母性的本能。

但是，没有人知道我的公共角色让我多么焦虑。放学后，我不跟朋友玩，而是躲进自己的卧室，关上门，把世界紧紧地关在外面，要么阅读故事，要么做飞机模型，要么听收音机里的历险系列故事，完全沉浸在幻想的世界里。在这片小小的天地里，我可以做最自在的自己，做一个关注内心世界的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一个与我在学校里满怀焦虑所扮演的外向角色截然不同的人。

这是我的故事，不过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我认识的大多数人的故事，只是这个故事的细节属于我而已。当我们处于孩童期和青春期之间的过渡期时，我们与自己的本源还足够接近，还可以触及内在真相，但同时也意识到了需要 “外在”扮演某个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时候，真正的自我开始感到了威胁。为了应对这种威胁，孩子的生活也变得割裂，他们每天在角色所处的公共世界和内在真我所处的隐秘世界之间切换自己的生活。

当然，孩子的秘密生活成了一些伟大文学作品的灵感来源。在刘易斯的经典作品《纳尼亚传奇》中，年幼的彼得、苏珊、埃德蒙和露西通过一个神秘的衣橱，脱离英国乡村的单调乏味生活，穿越到了一个光明和阴暗共存、神秘与道德要求兼有的平行宇宙，在那里，他们经历了严峻又不无兴奋的内在之旅[3]。我从未怀疑过纳尼亚系列故事的真实性，因为在我的卧室里，也有一个神秘的衣橱！

但是，当我们从文学转向生活时，童年的魅力很快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成年人的失常状态。随着外部世界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这种要求在早得离谱的年纪便降临到了孩子身上，我们不再走进房间，关上门，走进衣橱，进入内在真我的世界。更可怕的是，我们越接近成年，想象力被扼杀得越严重，而这种想象力是内在之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想象我们的生活还存在其他可能性会提醒我们，在我们最真实的自我和我们在所谓的现实世界中扮演的角色之间存在多么令人痛苦的差距。

随着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越来越执迷于成功，或者只关心生存，我们便与内在真我失去了联结，完全迷失在我们扮演的社会角色中。那个在放学后拥有一个无伤大雅的秘密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头戴面具、身披盔甲的成年人，让自己、他人和整个世界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些代价：

●我们感觉到生活中丢失了什么，于是满世界寻找，却不知道丢失的正是我们自己。

●我们觉得自己是虚假的，甚至觉得自己是个隐形人，因为我们不是以真实的面目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内心的光明无法照亮这个世界的黑暗。

●世界的光明无法照亮我们内心的黑暗。

●我们把内心的黑暗投射到别人身上，制造出一些“敌人”，让世界成为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

●我们的虚假和投射黑暗让我们无法拥有真正的关系，致使我们走向孤独。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尤其是通过工作所做的贡献，被言行不一所玷污，失去了真实自我所具有的生生不息的能量。

这些都不是好的生活状态，但在我们中间并不少见，部分原因是大众文化非常推崇造成这些割裂状态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从小就被告诫“不要袒露自己的内心”“不要让别人看到你的牌”等，让我们觉得“头戴面具、身披盔甲”才是安全和明智的处世方式。

但是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是迟滞的。事实上，我们在彼此身上觉察到的割裂程度越深，就越感到不安全和不明智。在跟家人、朋友、同伴、陌生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每天都问自己，是否“我们的所见即所得”？而其他人也在问同样的问题！在充满危险的世界里，人类寻求安全的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就是对内在和外表是否一致持谨慎态度。

“这个人的内在和外表是一样的吗？”孩子们在心里这样度量自己的父母。同样，学生面对老师，职员面对上级，病人面对医生，民众面对政治领袖，都在问同样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会放松下来，相信我们在诚信的环境里，内心会觉得足够安全，投入到这段关系及周围的一切中。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便会保持高度警觉。因为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人、什么事情，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躲在内心深处，不愿投入自己的精力、天赋，不愿做出承诺。学生不愿意承担学习所涉及的风险，职员不用心工作，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不配合医生，民众不参与政治活动。这种内在与外表的不真实，包括我们在别人身上觉察到的不真实和别人在我们身上觉察到的不真实，在不断地削弱我们的士气，破坏我们的关系，削弱我们把工作做好的能力。

因此“头戴面具、身披盔甲”并不是什么安全和明智的处世方法。如果我们内在真我中的真实能更深地触及我们的社会角色，那我们的安全感和明智程度将得到极大幅度提高。一个坦诚面对学生的老师，其教学效果比一个只是漠然讲述知识的老师要好得多。一个真诚待人的主管，比照本宣科的主管更能提升下属的工作业绩。一个在工作中真心对待患者的医生，比一个与患者保持一定距离的医生能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一个展现出真诚本色的政治家能帮助我们重获民众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是真正的民主和卑劣的伪民主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