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被流放而不忘发展教育，谁的逆商最值得我们学习？
总书记在和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等座谈时，曾告诫青年朋友们：“做实际工作情商很重要，更多需要的是做群众工作和解决问题能力，也就是适应社会能力。老话说，万贯家财不如薄技在身，情商当然要与专业知识和技能结合。”所以情商和智商一样重要。而逆商作为情商的在逆境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即指我们身处逆境时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近年来也愈发流行备受重视。自古以来的圣贤和伟人，大多有着强大的逆商。四川首批十大历史名人中，杨慎的逆商可能是最为突出的。
杨慎（公元1488年-公元1559年），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朝宰相杨廷和的长子，是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杨慎出生于名门世家，其祖父杨春、其父杨廷和、其叔杨廷仪均为科甲进士。在杨慎中状元时，其父杨廷和是内阁大学士，国家行政地位仅次于皇帝和内阁首辅。中国历代文人都是讲究避嫌的，尤其是在科甲录取时。例如宋代宰相欧阳修，在科考录取时恐朝野非议，将疑似自己学生曾巩的考卷录为第二名，结果那张考卷是苏轼的。于是苏轼错过了本该是自己的状元。所以杨慎能在父亲领政时成为状元，且未见非议，可见当时他的才学就已经得到了天下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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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可谓手握一手好牌，24岁状元及第，才学天下公认，又有贤妻王氏，父亲杨廷和在次年也成为内阁首辅。但在嘉靖三年的“大礼议”事件中，嘉靖皇帝派锦衣卫逮捕了杨慎等一百八十余人。37岁的杨慎被廷杖两次，几至毙命，然后被流放到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杨慎到达永昌卫时，身体上“肉黄皮皱形半脱”，精神上“东风独坐感流年”，可谓身心俱疲。之后，杨慎在云南等地度过了三十多年的流放生活，直至72岁病殁仍未得赦还。
初看这样的人生，我们不禁感叹杨慎一生的悲苦。恰如一个人怀揣巨额黄金，并穿了天下最美的衣裳，却被丢进了与世隔绝的沙漠。逆境并不可怕，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逆境可能是暂时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总还有一些令人愉快的地方。而若余生均处于无法挽回的逆境中，这必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那么，在如此逆境中，杨慎是如何以高逆商来应对的呢？
《明史·杨慎传》中记载，杨慎虽被贬谪，但云南当地官员、名士仍以“大吏咸善视之”。云南巡抚郭楠、黔国公沐绍勋、永昌知府严时泰等把他安排在昆明附近的安宁温泉养病。安宁太守王白庵还专门造了遥岑楼为杨慎居住和讲学所用。史书上对于杨慎被贬初期的礼遇，大多归结于当地人的友好。而从杨慎自身来讲，则是逆境中卓有成效的处理。总的来说，杨慎并未觉得天要塌了而惊慌失措，而是能分清困境的前因后果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并迅速找到了减少负面影响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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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艰难与环境的巨大变化，杨慎迅速找到并发挥出了自己独特的优势——状元及第、经筵讲官。翻译成现在的话，既是高考全国第一，又有优秀的教学经验。因为所谓经筵讲官，是给皇帝讲课的老师，必然选的是饱学善教之士。想想现在的学生培训市场，北大清华毕业的人所办高考培训班、上戏中戏毕业的人所办艺考培训班，诸位家长学生无不趋之若鹜。杨慎愿意主动讲学——状元加帝师给普通人“开讲啦”，这在整个大明境内都是难得的，更何况在当时的大明帝国边陲云南。杨慎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痛定思痛，迅速采取行动来改变自己境遇。这是极高逆商的集中体现。
之所以能说杨慎在主动改变自己境遇，而不是完全被动听他人安排，是从杨慎被贬后从北京到云南一路诸多举措得以体现。首先是杨慎主动防范政敌给他搞个“自然死亡”，一路“暗滩持楫防，洄溜扬帆栗（《恩遣戍滇纪行》）”。其次是杨慎的父亲致仕回到新都，年老多病，需要有人照顾。杨慎让妻子在流放中途回乡尽孝，一方面免去了妻子流放之苦和未知之险，另一方面也使得年迈的老父亲得以照料。若没有杨慎的主动担当与坚持，很难出现这样的安排。因为那时遍体鳞伤的杨慎，其实比父亲杨廷和更需要照顾。舍去自己的欲望，选择独自面对，从而使孝和爱得以两全。这需要极大的精神力量支持。想清楚了这一层，再读杨慎《江陵别内》，我们感受到的将不是一个弱不禁风的文人，而是一个独自仗剑天涯的豪侠。豪侠亦有儿女情，但更显壮士之豪气。
同泛洞庭波，独上西陵渡。孤棹溯寒流，天涯岁将暮。
此际话离情，羁心忽自惊。佳期在何许，别恨转难平。
萧条滇海曲，相思隔寒燠。蕙风悲摇心，菵露愁沾足。
山高瘴疠多，鸿雁少经过。故园千万里，夜夜梦烟萝。
——杨慎《江陵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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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复习一下逆商的四个组成部分，对杨慎的高逆商会有更为深刻的理解。高逆商一般会表现在对周围环境控制感、起因和责任归属、挫折影响范围、挫折持续时间的良好处理。其一，在对周围环境控制感方面，杨慎并没有逆来顺受，完全听从他人甚至政敌的安排，而是主动防备佞臣派来的杀手。其二，在起因和责任归属方面，我们发现杨慎也没有像很多名士一样由儒转佛，用宿命论来安慰自己，而是痛定思痛，主动承担责任和采取行动。其三，在挫折影响范围方面，杨慎在积极地限制贬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范围——只涉及自己，不累及家人。其四，在挫折持续时间方面，杨慎也在极力减少充军流放所带来的影响时间，很快可以在环境更为安逸的地方养伤和治学。当然，杨慎的高逆境情商似乎也有遗传的因素吧。父亲杨廷和也在杨慎这一段经历中展现出了高情商的行为。杨廷和把儿子杨慎可能不便直言的感谢，写在《留寄安宁太守王白庵》中。该诗将王白庵接济杨慎建遥岑楼，与高适接济杜甫建草堂相媲美，无疑是对王白庵极大的褒奖。
当然，如果杨慎的逆商止步于此，还不足以使他成为明代三大才子（解缙、杨慎及徐渭）之首。杨慎在兴办教育、与人交往、学术著作方面均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在兴办教育方面，杨慎培养出了“杨门七子”和“杨门六学士”；他们七人均为云南人，其中有三名为白族，科甲成绩方面五人进士二人举人；此外，杨慎的儿子杨有仁在万历年间也高中进士。在与人交往方面，杨慎并非“往来无白丁”，而是广泛与“布衣野老”交往；“杨门七子”之首的李元阳在《中溪家传汇稿》中回忆道，“布衣野老，邂逅丘亩之上，先生（指杨慎）晏然与之谈，而忘日之西夕也”。在著作方面，《明史·杨慎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杨慎的著作有四百多种，现存二百多种；并且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巨匠，在经、史、诗、文、音韵、词曲等文学方面均造诣高深，而且金石、书画、天文、地理、生物及医理方面都有著述。
总之，杨慎是四川历史名人中高逆商的典范。在他37岁那年，或许会有人认为作为宰相之子的公子哥，会被政治迫害打击得一蹶不振。但他却完成了一个完美的逆袭，取得的成就甚至远超其父杨廷和。云南人民忘不了他，是因为他孜孜不倦地培养了一大批云南学子。四川人民更忘不了他，“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则是四川人民的骄傲。而杨慎修蜀地方史志、编《全蜀艺文志》等则传承与发展了巴蜀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传统。而对于明代以来的中华文化发展方面，明末著名学者李贽、朱舜水均高度评价了杨慎对明代文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称赞其不亚于扬雄和司马相如之于汉代、李白之于唐代、苏轼之于宋代的贡献；再到清代，杨慎开考据学的先河，更是影响了整个清代经史之学的发展；直至现代，一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作为《三国演义》片头曲，更是世人传颂，家喻户晓。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杨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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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逆商这一理念，也在其他四川历史名人身上有较多体现。例如苏轼被贬黜到惠州，仍能作《惠州一绝·食荔枝》，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来表现自己的豁达。而诸葛亮的逆商，也显得非常突出，尤其在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
刘备伐吴失败后，退至白帝城，蜀汉元气大伤。自黄忠病逝、关羽败亡、张飞惨死，刘备伐吴兵败当年又遇马超病卒，蜀汉的名将几乎凋亡殆尽了。国家危若累卵，内乱和外患均很严重。刘备在白帝城弥留之际托孤诸葛亮。诸葛亮在这时所展现的高逆商，令人叹为观止。
在处理刘备病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时，诸葛亮从君臣关系、外交政策、内政治理三个方面予以控制负面影响的范围和时间。首先是处理与后主刘禅的关系，诸葛亮恪守臣子本分，同时奏请刘禅的生母甘夫人为昭烈皇后，这无疑是对刘禅的巨大慰藉。其次是外交政策调整，尽管关羽、张飞和刘备都直接或间接死于吴国之手，但诸葛亮并未将此上升为“国仇家恨”，而是在刘禅继位诸事初定之后，立即派使者与吴国重修于好，共商伐魏。在内政治理方面，励精图治，亲力亲为，经过一年多休养生息即着手南征而平定南中。
当然，逆商甚至情商，并不是崇尚权谋，而是要与专业知识和技能相结合，并从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出发，方可实现自我价值。诸葛亮、苏轼、杨慎等四川历史名人，均是这方面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