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真宗及其时代

至道三年（997）三月，患病月余的宋太宗驾崩(3)，皇太子奉遗制即皇帝位于柩前，是为宋真宗。这一年，宋真宗刚好三十岁(4)，正可谓“三十而立”。在宋代历史上，宋真宗是第一位正常继统的皇帝。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即位，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即皇帝位对于宋真宗来说，也许并不能使他踌躇满志，感受到坐江山的愉悦，倒可以说是一份过重的负担。

首先是皇位继承的问题。自从宋太宗在“烛影斧声”之夜打乱了皇位继统的正常程序之后，皇位继承就成了一个变数。无论是皇叔皇弟，还是皇子皇孙，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任皇帝。宋朝的皇帝，把皇位这把交椅看得格外重，并不轻易指定接班人，往往到了在位的晚期，病入沉疴之际，才在大臣们的劝说下，确定皇太子。被确定的皇太子，也未必是长子，这又是一个变数。皇太子的确立，乃至新皇帝的即位，也并不是在位皇帝一个人所能决定得了的事，一定要与主要大臣相商，获得赞同之后才能决定。因此，其幕后往往隐伏着朝廷中的派系之争。

我们来看一下宋真宗即位的背景。他是宋太宗的第三子，在宋太宗去世的一年多前，才被立为皇太子。在此之前，凡是向宋太宗建议立皇太子的人，都被其盛怒拒之。“时太宗在位久，冯拯等上疏乞立储贰，帝怒，斥之岭南，中外无敢言者。”(5)我一向称宋太宗为“亚开国皇帝”，这不仅是因为宋太宗参与导演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政变剧，更因为他是在“烛影斧声”之后，不明不白即的位(6)。以这样一位向来被认为拥有强权的君主，在确定继承人的问题上，也不得不同大臣相商。也许他知道，他可以在活着的时候拒绝别人立储的建议，但却管不了身后之事，而他的大臣们还要与新君共事，因此后继新君必须获得他们的支持。

《宋史·寇准传》载：

准初自青州召还，入见。帝足创甚，自褰衣以示准，且曰：“卿来何缓耶？”准对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师。”帝曰：“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准曰：“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准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帝遂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于是立为皇太子。(7)

寇准回答宋太宗的话，说得极为委婉，但宋太宗听得出来，我们也看得出来，寇准实际上是赞同宋太宗的提案的。这就使宋太宗做出了从诸子之中选择真宗的决定。而据《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的记载，宋真宗被立为皇太子则是由于寇准的直接提名。总之，这些都是宋真宗被立为皇太子的幕后操作。

然而，靠非正常方式登基的宋太宗，心胸狭隘多疑。他虽然因为自己的病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立了真宗为皇太子，但总有些不情愿。接着上面引述的《寇准传》的记载，就有如下的叙述：“（皇太子）庙见还，京师之人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帝闻之不怿，召准谓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如果宋太宗只是偶尔心情不快，也还算是人之常情。但宋太宗在对待皇位问题上，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表现了。在他登基后的第三年，太祖实际上的长子燕王德昭与其一起征伐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所在，有谋立德昭者，上（太宗）闻不悦”。以致当德昭向太宗建议行军赏时，太宗竟勃然大怒，说出了“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的话来，逼得德昭自刎而死(8)。这是太祖之子，对他的皇位存在威胁，情在理中。然而皇太子是自己亲生，自己选立，还显得如此醋意，就有些过分了。在这样的父皇手下做皇太子，真宗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为了巩固自己的皇太子地位，真宗谨小慎微，生怕惹太宗不快。但无论他怎么做，都难以避免被心胸狭隘的太宗猜忌。他在判开封府期间，遇到旱灾，免除了十七个县的租税，被攻击他的人说成是收买人心。太宗听了也感到不悦(9)。他只好倍加勤勉职事，“留心狱讼，裁决轻重，靡不称惬，故京狱屡空”，因而得到了“太宗屡诏嘉美”(10)。

另一方面，真宗对大臣也毕恭毕敬。他在被立为皇太子刚刚一个多月时，就向太宗提出不要让大臣对他自称臣下(11)。他这样做，一方面是让太宗减少一国二主的不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的将来而笼络大臣。

《宋史》卷六《真宗纪》载：

故事，殿庐幄次在宰相上，宫僚称臣，皆推让弗受。见宾客李至、李沆，必先拜，迎送降阶及门。

这样做的结果，固然使他顺利地登上了皇位，但也无形中在内心埋下了庸懦的种子。甚至他在即位后，这种性格特征也没有改变。

即位前后的真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还面临着来自手足的潜在威胁。“烛影斧声”的事件，虽然被宋朝的史家们记载得隐隐约约，扑朔迷离。但处于宫禁之中，作为当事者太宗的儿子，想必比谁都知晓内幕。在真宗即位时，其上尚有其兄、太宗长子楚王元佐。依照惯例，长子继承皇位名正言顺。但元佐因为反对太宗在即位后迫害秦王廷美，被太宗废为庶人(12)。

太宗驾崩之际，围绕着新君即位问题，虽说没有“烛影斧声”那般惊险，却也有几分惊心动魄。

《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吕端传》载：

太宗不豫，真宗为皇太子，端日与太子问起居。及疾大渐，内侍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谋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继恩召端，端知有变，锁继恩于阁内，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宫车已晏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今始弃天下，岂可遽违命有异议邪？”乃奉太子至福宁庭中。

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以继勋为使相，赴陈州；贬昌龄忠武军司马；继恩右监门卫将军，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浔州，籍其家赀。(13)

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凭着吕端机警，及时扣押了握有内廷兵权的大太监王继恩，又驳斥了一向主张立长子元佐的李皇后的提议，真宗的即位，很有可能成为泡影。并且，吕端作为阅历丰富的老臣，深知新君即位之际的变幻莫测，特别是因为有了刚刚险些发生的变故，对新君垂帘引见群臣充满警觉。他立而不拜，上殿看清楚之后，才率群臣下拜，承认了新君的即位。我们不妨再做一个设想，如果藏在殿上帘后的新君被内侍或李皇后换成了长子元佐，吕端糊里糊涂地率群臣下拜，那岂不是生米煮成了熟饭，让李皇后等人的阴谋得了逞？看了上面的记事，不禁使人油然想起太宗评价吕端的那句有名的话——“大事不糊涂”(14)。所以，经历了这样惊心动魄的事件，也就不难理解即位后的真宗为何每每见到吕端等大臣都又揖又拜。这里面，既有感激又有敬畏。同时，这一未遂的宫廷政变，想必对真宗有着相当深的刺激。

为了避免夺位的悲剧降落到自己头上，他在即位之后不到十天，就对五个弟弟和一个侄子封王封公，加官晋爵，以期笼络和安抚。同时，又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任命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傅潜、殿前都指挥使王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高琼四人并领诸军节度，以期互相牵制。这种对军队的人事调整，相信是出自吕端等大臣的主意。并且，把他的潜邸旧僚李至、李沆除拜参知政事。由前面的引述可知，真宗为皇太子时，就对李至、李沆毕恭毕敬，自然对成为参知政事的他们也是言听计从。

不仅对两位参知政事如此，对其他宰辅大臣，真宗也是恭敬有加。“上（真宗）居忧日，对辅臣于禁中，每见吕端等，必肃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请，上曰：‘公等顾命元老，朕安敢上比先帝？’”(15)他也许意识到了，一旦发生宫廷政变，能保护他的，只有他悉心维护的大臣。因为在太宗驾崩之际，真宗得以顺利即位，这与宰相吕端的机警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因此，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宋真宗庸懦的性格终于因严酷的客观现实与巨大的心理压力而铸就。

那么，需要探讨的是，真宗的这种性格特征，给宋代政治带来了什么影响呢？他在位二十六年，作为皇帝，作为常人，他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然而他的喜怒哀乐却难以表露，难以发作。在多数情况下，作为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因利弊权衡而受到压抑，因他庸懦的性格而受到压抑。作为正常继统的第一位皇帝，又并非幼主，他有走上君主独裁道路的可能。并且，其父太宗的强权也在他的内心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但同时，其父总想效法唐太宗虚怀纳谏的姿态，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宋代皇帝的角色定位，到了宋真宗，进入一个很微妙的时期，也处于一个决定性的时期。是一如他的父辈皇帝太祖、太宗，主要以行政长官的面目出现，事无巨细无所不统；还是做一个象征性的君王，把行政长官的职事交付给宰辅大臣；抑或居于两者之间，做一个半是象征性君主，半是行政长官的角色？

然而，这并不是新即位的宋真宗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得了的。因为主观选择是一回事，事实上能否行得通又是另一回事。即便依照自己的意愿做出了抉择，但路还要自己去走。在途中，因行路难等诸种原因而改变路线的事情，亦是时常有之。人世间，无论是贵为天子，还是平头百姓，都常常有许多无奈。

这位宋真宗，我想他绝对不会不想成为强权君主，但客观现实与他的实际处境，使他在这条道路上经常碰壁。受阻就只好迂回，改变路线，只有在与执政集团的利益相吻合时，方能走得通。翻检真宗朝的史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君主，真宗不乏主见，也有盛气凌人之时，有些决策似乎也出自其手。但多数情况下，这位既无创业之功又是非长而立的新君，还是要接受和听从宰臣的意见。有时，他需要动点脑筋，玩点小花招，才能使自己的想法在宰臣那里通过。

真宗与其父辈太祖、太宗不同。太祖、太宗是打天下者。他们当初也许并没有想到后来能当上皇帝。他们的为君之道都是在当上皇帝以后才慢慢学的。所以，在他们身上还散发着“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野性。但真宗则不然。他自幼接受的是宫廷的正规教育。据他自己对王旦等人讲，他在东宫时，光是听讲《尚书》就听了七遍，《论语》和《孝经》也听过四五遍(16)。因此，传统经典的为君之道，等于在真宗头脑中设置了一圈政治伦理规范，使他只能继承其父辈的值得称道的一面，即从谏如流。

正统的为君之道教育，加之自身的谨畏性格，使身为君主的真宗自律意识很强。从史籍中他处理政务的大量记载看，几乎是“每事问”，根据宰执大臣的意见作出决定。当他的意见遭受抵触时，则很少固执己见。这样一来，久而久之，又在无形之中创立了许多新的“祖宗法”。而在重视“祖宗法”的宋代，他的行为又为后世君主所取法，为后世的大臣所称颂。

或许可以这样说，没有宋真宗，也就不会产生“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17)的宋仁宗。对于宋真宗来说，保持皇位本身，维护自身的正统地位，要比握有实际的权力更为重要。

后人多不解真宗之世降天书封禅之事，《宋史》卷八在《真宗纪》结尾的赞语中就说：“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宋史》编者继而推测道：“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

我认为《宋史》编者只说对了一半。作为威慑敌国的外交因素固然是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难道就没有以天书来强调自身正统地位的内在因素吗？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盘点一下天书的内容便可清楚。在天书前面写有二十一字：“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18)如果真是所谓的天意，那么，两宋加起来也不过三百余年，与天书所说的“世七百”并不相合，可见其伪。在我看来，天书的关键在于“付于恒”三个字，即天意将大宋王朝的江山付与他真宗赵恒的。这就从宗教法理上消解了他人觊觎皇位的可能。因此说，天书闹剧的一个方面，不过是宋真宗借天意来强调其皇位正统性而已。

一般而言，作为宰辅大臣，由于传统社会的宗法关系，很少有觊觎皇位的野心。所以皇位的正统性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他们最为关注的是在政治运作中的权力问题，本来他们就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一旦顶头的一人变得无关紧要，就为他们的纵横驰骋提供了机会与可能。可以说，在真宗之世，君臣两方的行为，共同为后世的君臣关系定了格，共同把宋代政治推向了宰辅专政的轨道(19)。在宋代，出现了那么多的权相，出现了那么激烈的党争，似乎都可以从这一时代觅得端倪。

历史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在时空中流淌。虽说不可中断，却也是由经年累月的时光和一段一段的流域构成，各个时段都有其特色。因此，学者们对于历史也根据各个时期的特征进行了分期划段。在各种时代划分中，日本学者首先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在近年又重新引起了注目。这种注目，有赞同，有修正，也有批判。日本学者寺地遵就对“唐宋变革论”提出过如下质疑：

在内藤湖南提倡以来，唐宋之间是中国社会的一大变革期和转换点的见解，作为日本学者对中国史具有独创性的理解，引出了各种各样的话题。然而，通过观察宋代政权运行的整个历史，却很难说能够证明这种变革。……纵观宋代政权的诞生、发展、衰退、灭亡的全过程，它与唐王朝究竟有何不同？秦汉以来的皇帝官僚制是一个共同的框架，两者之间的社会发展在政治形态和政治运行上，又显现出哪些差异？对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研究加以回答。(20)

这的确是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承认在唐宋之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以前所发表的论文，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在无形中接受先贤的学说，遵从“唐宋变革论”，来叙述宋代的时代特征。然而，我所理解的“唐宋变革论”，与历来的通说有一些不同之处，或者说略有修正。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是政治舞台的主角，即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21)。这种门阀制度及其观念的残余一直影响到唐代。经历唐末五代的混乱，社会急剧动荡，较为彻底地荡涤了残存的门阀观念。比如到宋代就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22)的局面。并且，政权像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替，紊乱了固有的政治秩序，打破了传统的政治结构。在这样的背景下，宋王朝逐渐形成了“与士大夫治天下”(23)的政治构造。这种士大夫政治，正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政治及唐代的地域集团贵族政治的不同之处。如果宋代没有这样的政治形态，单从王朝的兴亡观察，的确与宋以前的王朝并无大的区别。

问题是，这种变革具体说来究竟起于何时？我认为正是开始于我所论述的宋真宗朝。

从后周时代起，中原地域的社会已经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北宋和平的政权交替与江南的顺利接收，没有引发新的社会动乱，全国统一为经济带来了恢复和繁荣。这是太祖朝和太宗朝政治设计和政治实施的基础。

进入真宗朝，宋代以士大夫政治为特色的新的官僚政治开始真正形成。在宋朝建国前期的太祖、太宗朝，从中央到地方，政务几乎都由后周及江南诸国入宋的旧臣所把持。太宗朝开始扩大科举取士规模，常常有数百乃至上千的及第进士、诸科及特奏名走上仕途。加上以其他途径采用的官僚，十几年下来，宋王朝自己培养的士大夫逐渐取代了前朝旧臣，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

正如“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24)的诗所描写的那样，士大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与政治势力获得了空前的成长。由于“取士不问家世”(25)，读书人只要耐得寒窗苦读，在机会基本均等的竞争之下，其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便能够脱颖而出，通过科举而跃入统治层，成为统治结构中的一分子。入仕后的多数士大夫，不再因难跳“龙门”而顾影自怜。恰恰相反，社会环境的改变，入仕的成功，“兼济天下”之志的再度激发，使他们以所投入的政权安危为己任，不再充当冷眼观世的局外人。这一切强化了一代士大夫的责任感与事业心。

伴随着科举规模的扩大，士大夫的身份角色由政权的雇用者转变为主人公。这种身份角色的转化带来了士大夫精神层面的变化。正如日本学者近藤一成指出的：“作为士大夫官僚再生产装置的科举，并不仅仅是一种官僚选拔制度，它作为由唐宋变革而产生的新的中国世界的统合系统发挥着作用。应当从这一点着眼，来思考士大夫政治出现的历史意义。”(26)

意义还不仅仅止于科举的层面，士大夫政治也给社会结构带来了变化。儒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赋予的道德要求与政治理想，使士大夫在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的同时，作为国家管理的演习，最初实施于家族管理。家族管理的好坏，关系到士大夫的行政能力。因此，同对国家抱有政治责任感一样，士大夫对家族也抱有强烈的责任感。从实际既得利益的角度看，确保子子孙孙的出人头地，确保官户等特权，是成功后的士大夫对家族应尽的义务。范仲淹为家族设立义庄，便出于这样的义务与诉求。

科举考试，表面上社会的多数人都可以参加，并且“一切以程文为去留”(27)，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平等，但长期的应试准备，则需要有巨大的财力支持。这种支持有时候像赌注一样倾注在有前途的子弟身上。背负着全家族希望的子弟在成功之后，则必须向家族报恩。一代一代如此循环，从宋代开始，家族或宗族的根便深深扎下。存留至今的中国人的族谱，可以明确追溯根源的，几乎都始于宋代。这一事实也诉说着宋代士大夫及其家族的兴隆。

仅仅是家族内经营还不够，同有势力、有潜力的人结成婚姻关系，将优秀士人作为新鲜血液导入家族，士大夫间的互相联姻，结成人际网络，也是相当普遍的事实。因此，从宋代开始，形成了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全然不同的新士族。有着农耕民族传统的中国人，家族意识相当浓厚。这是结成地域势力与政治集团的基础之一。士大夫之所以是一个强有力的阶层，还在于其拥有巨大的人际网络。这是由婚姻、师生、同年、同乡、同僚等纽带而结成的复杂而广泛的网络。

此外，在官僚任用上，较之恩荫等出身者，重用科举出身者的举措，也是出于让士大夫阶层永远由精英引领的政治设计。寺地遵说，“宋王朝权力体的基本主体运作者是科举合格者层”。在我看来，士大夫阶层是较之科举合格者层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从宋代真宗朝开始，以士大夫政治为特色的政治体制形成，在此基础上，中央政治运行进入了宰辅专政的时代。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之下，进入仁宗朝，政治变革更进一步带来了精神层面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