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回顾

2.1 民生思想相关理论研究回顾

2.1.1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

在汉语中，“民”曾经是与“官”相对应的群体，并从最初的奴隶逐渐演变成农、工、商等不做官的平民，而现在泛指人民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生”一词的本意指的是民众的生活。一般认为，“民生”一词在历史上最早出现于《左传·宣公十二年》中的“民生在勤，勤则不匮”[2]。应该看到，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中，“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进而合成为人们熟知的成语“国计民生”。“民生”意味着对民众生活的关注，这集中体现在长期发展并演变形成的中国传统民本思想。

早在上古时期，皋陶就曾经建议舜帝“在知人，在安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3]。在春秋时期，重民思想日渐兴起。《尚书》中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4]。道家创始人老子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5]。儒家创始人孔子则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6]。战国时期，孟子明确地提出了民本主义思想，并将其高度概括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孟子认为“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8]，意即民众是君主政权的基石。《荀子·王制》中曾提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9]。《管子·霸言》中曾提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10]。《管子·权修》中也提到“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11]。

此后，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日趋成熟。秦汉时期，贾谊在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时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12]。董仲舒也指出，“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13]。到了唐代，唐太宗认识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并在执政期间轻徭薄赋以恢复经济，安抚百姓以稳定社会，使国家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宋代以后，民本思想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思想，并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4]的理学宗旨。程颐也指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15]。在明代，张居正提出了“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天以民之故而爱君”的思想。[16]明末清初，黄宗羲指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17]。

到了近代，民本思想也得到了一定发展。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中也重点强调了“民生”，“可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18]。孙中山的民本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新旧三民主义之中，二者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在旧三民主义思想方面，孙中山当时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提倡国家政权“民有”“民治”不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是服务于资产阶级。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精髓主要体现在土地公有、资本公有等方面，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在于消灭贫富差距。在新三民主义思想方面，孙中山试图用资本主义理论来指导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然而资本主义固有缺陷和中国现实国情使这一想法无法实现。孙中山进而效法苏俄，将民主主义进行激进变革，提出“耕者有其田”，期望在平均地权的基础上能改善工农生活和提高工农地位。

综上可见，“民生”在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重要性，关注“民生”也意味着统治者的内省与民众的期待。

2.1.2 西方社会福利思想

虽然福利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之初，但是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却由来已久，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社会福利思想提供了的制度基础。因此，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演进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学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迅速崛起，民众的个人意识也在社会思想解放浪潮中不断得以加强。尽管不同国家因由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但这一时期主流的社会福利思想在于个人和社会财富的创造。在18世纪中后期逐渐形成的自由主义思想作用下，通过市场机制提高效率、创造财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想，这集中体现在亚当·斯密所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之中。在其理论中，市场机制可以引导资源实现合理配置，以及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从而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事实上，经济学脱胎于哲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边沁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19]同时，这一时期的社会福利思想也强调个人在创造自身财富方面的责任，从而贫穷更多地被视为个人问题、而非社会问题。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进入繁荣发展时期。曾经崇尚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也在发生悄然变化。在结合功利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詹姆斯·穆勒指出资产阶级追求其利益的行为没有给以工人为主体的大多数人带来幸福。进而在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既坚持功利主义实行自由放任，又采取一些政府干预来缓解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矛盾的观点。约翰·穆勒和马歇尔都曾试图找到一种两者兼顾的方法，但却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突破。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社会福利思想已经开始从关注个人和社会财富的创造，逐渐转向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以追求集体利益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理念也在此背景下得以产生。同时，在历史学派的影响下，德国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从而明确了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主体责任，政府也被纳入经济利益的分配领域。

在20世纪上半叶，利益分配问题不断地冲击着资本主义世界。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基于自由主义的市场机制在财富分配方面的作用消失殆尽。面对日益严峻的分配难题，社会福利思想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发展。其一，庇古开创了福利经济学，并从传统经济学中分离出来。他为社会福利构建了以经济福利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并将财富分配问题置于中心地位，进而提出了财富从富人到穷人转移可以提高社会总福利的观点。其二，凯恩斯将政府引入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他指出通过提高政府财政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可以提高有效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其三，福利国家理论的出现。由瑞典学派提出的福利国家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资本主义一切国家都应该是福利国家，以福利国家为重要目标；福利国家的目的是全体人民都享有福利；实现福利国家必须以国家的财政手段作为保障。福利国家主张政治上调和、经济上混合和分配均等化，并在欧洲一些国家开始了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经历战后恢复，又进入深度调整阶段。在此时期，社会福利思想逐渐趋于稳定，内涵也在不断完善。许多福利国家建立起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做法迅速从欧洲国家向全世界范围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间的“第三条道路”等理论开始出现，它既不主张纯粹的自由市场机制，也不主张纯粹的高福利社会。目前，西方福利社会思想呈现出多样化与折中趋同并存的发展局面。

2.1.3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没有地域和时间上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体现在对人的生存问题和生活问题的关注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工人阶级生活现状出发，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类自身生产、社会再生产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生活现状进行考察，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使无产阶级充分认识到“自为存在的资本”与“自为存在的劳动”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体现出马克思深切关注和同情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境遇。

马克思主义肯定了人的需要。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不断改造自然、不断适应自然、不断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因此，人的需要及其实现过程是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20]他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理论都是与无产阶级的基本需求、根本利益密不可分。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是人的本质，是与生俱来的人的内在规定性，“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1]。作为有生命活动的社会存在物，人的需要包含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存需要，以及在满足生存需要基础上的教育、文化等生活需要。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2]因此，作为人的本质的需要，也具有一定社会性，它也是社会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2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的需要进行了更为全面、系统的阐述，他们认为“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4]。由此可见，人的需要的无限增长与具体生产的有限能力的矛盾运动推动了社会发展。

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社会公众开始逐渐关注社会公平等问题。当物质财富创造出来以后，只有公平公正地将其分配给民众，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劳动的尊重。马克思认为，分配上的公正公平属于历史的范畴，不同历史时期的分配方式是否公平公正，关键在于在这个时期的分配方式与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是否相适应。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并不具有公平性，“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25]。同时，马克思指出，分配的公平公正是相对的，国家有义务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福利，因此有必要建立社会再分配制度和保障制度。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虚假公平性，并认为只有在消灭雇佣劳动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公正公平。

马克思主义对民众生活问题的研究也上升到人的发展层面，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之中。马克思从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整体属性的角度，对人的本质属性进行深入思考，进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马克思辩证地看待人的需要，他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需要也在不断地变化，直接需要会变成更高层次的间接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26]。因此，在公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享有公平公正的权益得到满足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7]。

具体来说，马克思从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三个方面，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首先，从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角度看，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在于人的体力和脑力的协调发展，是个体面对社会需求和个人能力选择适合的工作，全面发挥自身的能力。其次，从人的自由发展角度看，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8]，这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最后，从人的社会关系全面发展角度看，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29]可见，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要求人、自然、社会等主体形成的各种关系协调发展。同时，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也将人的发展与实现社会进步结合起来。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自身发展离不开在日常生活与交往中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人的社会属性使得人们的生活也具有社会性，它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将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是对个人主义、社群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观点的一种超越。马克思认为，离开了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人不可能有所发展，个人的生存状况和发展程度受社会关系的直接影响。同样，社会发展也离不开人的活动，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统一性，个人的需求得以满足并进行更高一级的追求，都会推动社会的进步。

2.1.4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党和政府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对民生问题高度重视。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0]。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要着力解决民生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3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非常重视基本的民生问题，主张合理地处理好农、轻、重三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改善民生问题的正确方向，并强调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他指出，集中国家力量进行农业振兴、集中共同力量兴建农业基础设施、通过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产量等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够实现。同时，毛泽东也认为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由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来决定，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为民生改善提供物质基础。此外，在教育、医疗、土地等制度层面的相应改革，也为解决当时的社会民生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民生问题的解决之道。邓小平同样关心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他指出，“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32]。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33]。此后，随着党和国家将工作中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快速增长的阶段，并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邓小平也为中国经济建设设定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3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不仅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下的民生内涵，也使改善民生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明确。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35]。这是“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首次提出。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同时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列为重点内容，首次全面和系统地提出了改善民生的基本理念：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也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并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报告指出，要以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工作，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他指出，党和政府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都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由此可见，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实现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和终极目标。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36]。共享发展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新发展，强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发展成果的全面共享，充分体现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彰显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民生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快速增长，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特别是近10年来，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凸显的民生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思考并积极实践，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并在实践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我国部分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得到缓解，一些重点民生领域的改革正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的指引下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