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姜夔的生涯与所处的时代
姜夔的生卒年难以确定。据夏承焘等先生的考证，他大约出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以后去世1。他是江西鄱阳人。幼年随宦，在父亲曾任知县的湖北汉阳生活。父亲过世后，又跟随嫁在汉阳当地的姐姐，大概有二十多年。夏承焘说他“二十余年之间，虽间归饶州，历淮楚，客湖南，行踪无定，然二三十岁左右，实以居汉阳为最久；闾里之情，交游之乐，无异故乡，读其《探春慢》词及别沔鄂亲友诗可以想见。所居汉川之山阳村，在云梦、白湖之间，其游赏之地，有沧浪、鹦鹉、郎官、大别诸处，交好有郑仁举、辛泌、杨大昌、姚刚中”2。所以，按照我们今天的乡土观念，可以说他既是鄱阳人，也是汉阳人。两处都是他的家乡，而与汉阳的关系实更密切。但他父亲既然是薄宦，他自己又是一介寒儒，所以在汉阳并无基业。
淳熙十三年（1186），姜夔随萧德藻居住湖州，之后就没再返回汉阳。萧德藻很赏识姜夔的才华，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此后，姜夔主要活动在吴越一带，在湖州、苏州、杭州生活。现在有“环太湖地区”和“小江南”这样的说法。姜夔三十来岁以后，就是在这个环太湖地区，或者说小江南一带生活。从文化上说，他早年在赣、鄂、湘一带生活、游历，中年以后则是在吴越一带。他身上的气质，他的诗歌艺术，与上述两个生活背景都有关系。他之所以形成骚雅清空的风格，与湖湘及江南的山水风景与人文特点是有关系的。他早年在湘中创作的一些词，时有点染楚辞意趣的地方，如“南去北来何事，荡湘云楚水，目极伤心”（《一萼红》），“谁解唤起湘灵，烟鬟雾鬓，理哀弦鸿阵”（《湘月》），“冷云迷浦，倩谁唤玉妃起舞”（《清波引》）。他在湘地感物抒情，受楚辞意境影响是很自然的。更重要的是他词中始终有一种幽怨无端的情绪，这与楚辞以怨为主的基调是接近的。至于他中年以后长期生活并且终老的吴地山水与人文，对他诗歌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那种清空的意境，可以说是江南文艺的典型境界之一。他的《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十首》是南宋诗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其清空与妩媚，都浸染着吴山越水、吴侬软语的神韵。
姜夔未参加科举考试，这里面的原因我们不太清楚。可能与南宋中晚期江湖游士的风气有关系。这种江湖游士风气，或说一定数量的江湖游士群的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应该是南宋文化的发达，文化人的群体扩大，而科举与仕宦所吸纳的人数总是有限的。因此造成科举与仕宦上士大夫人数的“羡余”。这些羡余的人群，从经济与生活的形式来看，仍然依靠着士大夫这个阶层，或者说处于这个阶层的边缘。上述情况，似乎是这个群体形成的消极的原因。但其实还有一个积极的原因，即南宋短暂偏安的局面造成了文艺的发达，这似乎是历史上南朝社会的特点，它似乎特别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并且历史上各个“南朝型”文化之间，有一种继承的关系。南宋就在相当多的方面，继承了东晋南朝的一些文化的特点。但南宋的士大夫群体的规模远大于东晋南朝。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士大夫群中，形成了一种士大夫的文化与文艺的群体。江湖游士群即寄托于这个士大夫文化、文艺的群中。由于没有了对科举与政治之事的牵念，他们更加肆力于诗词、书画、琴棋之类的艺术活动，并且尽量掌握多种艺能。所以其中出色的人物，成为这个群中的重要角色。在这个群中，他们在政治上虽然是边缘化的，经济上甚至有可能是完全的依附甚至是“寄生”，但在文艺上或者学术上，他们却往往是主角。姜夔的生涯及其艺术，就可以从上述的情况中得到解释。
但这个江湖游士群，并非与南宋政治与时事的主题绝缘。对于政治与时事，他们与在仕的士大夫群一样地关怀着。这从南宋江湖游士群比如“永嘉四灵”、后期江湖诗派的创作中可以得到证明。姜夔也是这样。他与辛弃疾、范成大等人不仅在诗词艺术的旨趣上桴鼓相应，而且在政治的倾向上也是一致的。在陆游、辛弃疾诗词中表现的抗金、恢复的主题，姜词中也有表现。当然，由于人物角色毕竟不同，反映在艺术上的气质，也有所变化。比如《翠楼吟》这首词：
月冷龙沙，尘清虎落，今年汉酺初赐。新翻胡部曲，听毡幕元戎歌吹。层楼高峙。看槛曲萦红，檐牙飞翠。人姝丽，粉香吹下，夜寒风细。 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霁。
武昌是抗金前哨，这首词明显是傍贴当时流行的抗金主题的，但最后却变成一种游仙及“酒祓清愁，花销英气”的情调。这里反映了姜夔作为一个体制外的江湖游士的一种无奈，同时也反映此期宋金对峙、恢复大计消沉的时代气息。姜夔在政治上也曾有过追求。他长于音律，曾经长期研究古代雅乐的体制，著有《大乐议》。宁宗庆元三年（1197）上书乞正雅乐。圣旨诏掌管雅乐的奉常机构与他议论。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结果。现在《宋史·音乐志》中保存了他的《大乐议》，可见此议还是发生了影响的。
姜夔的一生都是在闲居与游放中度过的，以毕生的精力从事于艺术的学习与创作活动。诗词音乐之外，书法上的成就也十分突出。传记称其“工翰墨，尤精鉴法书古器”，书法方面的著述有“《续书谱》一卷，《兰亭考》一卷，《绛帖评》二十卷行于世”3。其跋定武本《兰亭》自称“二十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他这话让人想起“永嘉四灵”之一的徐玑对于书法的看法。叶适《徐文渊墓志铭》记载徐玑学书情形：“得魏人单炜教书法，心悟所以然，无一食去纸笔。暮年书稍近《兰亭》，余谓君：‘当自成体，何必《兰亭》也？’君曰：‘不然，天下之书，篆、籀、隶、楷，皆一法；法备而力到，皆一体。其不能为《兰亭》者，未到尔，非自成体也。’此论余尤骇之。”姜夔说自己二十余年学《兰亭》，看来也是类似的学习方法。与北宋书法尚意趣、自成一体不同，南宋的书法重视学习古人，必以神似为工。这从姜夔现在所留的书法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来。现存明拓元《乐善堂帖》收有姜夔的一些作品：白石道人《契丹歌》，宁宗嘉泰三年（1203）所书，楷书，近二王体；又《疏影词》，楷书，体亦在二王与初唐楷书之间；《齐天乐》词和嘉泰三年浴佛日观帖题跋，俱为行书，体出二王；《赠苗员外诗》，楷书，体近钟繇。大体来看，他的真行书主要是学习从魏晋到初唐的书法的。这可能是南宋书法的取法途径之一。赵孟
早期的书法，就是师法姜夔的4。
姜夔的生平行为，甚至性格，显示了一种单纯与丰富的统一。他是一个江湖寒士，但身上无寒俭气，甚至有一种华贵的气象。这种华贵的气象，也许来自其文化修养。他的艺术，也显示了一种清逸与风骨的统一。宋人陈郁《藏一话腴》中有一段对他的介绍，触及了表现在他身上的这种单纯与丰富的统一性：
白石道人姜尧章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书翰墨之藏，充栋汗牛。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意到语工，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
可以说，他在生活行为及艺术上的这种单纯与丰富，带有一种艺术家的特点。这是他的生活经历与艺术活动赋予他的，这其中可能还能辨认出某种时代性。
二、词集名《白石道人歌曲》解义
宋词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同一种体裁，却有多个名字。有称曲子词的，这是沿用晚唐五代时的旧称——晚唐人称文人所作的词为“诗客曲子词”；有称乐府的，如苏轼《东坡乐府》、欧阳修《近体乐府》；有称乐章的，如柳永《乐章集》；有称琴趣的，如黄庭坚《山谷琴趣》；有称长短句的，如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还有称“渔笛谱”的，如周密《
洲渔笛谱》等。为什么一种诗歌体裁会有那么多不同的名字？这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宋人对于词，一方面是热衷于创作，另一方面在态度上又是不以为然的，所以对它的称呼比较随意。同时这许多名字，也反映了人们对词之体性多方面的认识，以及不同的创作方法。如称词为乐府，是沿用汉魏晋唐时代乐章歌词称为“乐府”的传统，因为唐宋时代的音乐机构仍然被称为“乐府”，所以音乐歌词也仍称乐府。算起来这应该是宋代词的最常见名称。其中也包含着这样的认识：把词视作古乐府的合法继承者。它把词的地位就提得比较高，创作上的态度就比较认真。如苏轼、元好问都将词集以“乐府”命名。相反称词为“琴趣”的黄山谷，他对词的态度就十分随意，大量地以俚俗的语言书写俚俗的内容。这个问题，似乎是可以深入研究的。我们现在来看姜夔词集的题目，现在人用所谓科学的、标准的方法，当然叫“姜夔词”。古人称“白石词”。其实他的集子最原始的名字，叫“白石道人歌曲”，据相关文献，这应该是姜夔的自题集名。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行实考·系年》：“嘉泰二年壬戌（四十八岁）”“十月”，“至日，编歌曲六卷成，松江钱希武刻于东岩之读书堂。”
“白石道人歌曲”这个集名里面，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它对作者身份的显示，即“白石道人”；二是对作品的内容与体性的认定，即“歌曲”。我们读白石词，不妨从这两点入手。
道人有多种意思，一是佛道之道；江湖游放之人，自称方外之士，也可以称自己为道人。一种是宋代盛行道学，道人也可以说是道学之士的尊称。“白石”是他的号，他曾在湖州一带生活，喜欢当地的白石洞，故自称“白石道人”。同时永嘉诗人潘柽有一首《姜尧章自号白石道人赠之以诗》：“世间官职似樗蒱，采到枯松亦丈夫。白石道人新拜号，断无缴驳任称呼。”又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系年》：“光宗绍熙元年庚戌（三十六岁），卜居白石洞下，潘柽字之曰白石道人，为长句报之。”5潘柽诗里的“丈夫”，应该是“大夫”之误，秦始皇游泰山，封松树为五大夫。他的诗是说，世上的官职太滥了，连松树也被封为大夫。但一个人为官，得罪了、辞职了，都要退还官职，就是诗中说的“缴驳”。姜夔自己封了个道人的号，却是别人管不着的。根据这个意思，姜夔自号“白石道人”，其实即方外之士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江湖诗人的身份。江湖诗人群体的涌现，是南宋中后期的一个突出的现象。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原本的正当职业是做官，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走上仕途，更遑论仕途平顺。宋代是一个文化很发达，教育也比较普及的时代，所以宋代的文人群体，其规模比前代要大得多。这么多士人，不可能都获得政治上的位置，尤其是获得理想的位置。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羡余”的问题。到了南宋，这个问题显得很突出。这些羡余的士人，其身份仍是士大夫，并且也还是依附统治阶层的。但他们的生活状态，却是游走于江湖，寄生于整个统治阶层的。当然过这种游走江湖或说是寄生式的生活，需要有某种才能。诸如诗词、书法、绘画、音乐等方面的才能，总要具备其中一种或几种。姜夔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诗人、词家，又是书法家与音乐家。或者说他是艺术家，是最妥当也最准确的称号。所谓白石道人，主要的内涵就是上述这些。当然，这里面也含有修习佛道的含义，并且也不排除道学的含义。但是姜夔主要不是道学流派中的人，尽管他和朱熹、杨万里这些理学人物都有接触。
姜夔因为不入仕途，身在江湖，所以对于世事有一种超脱的观念，他的艺术也得以完全地表现自己——当然这不是他自己的期望，他还是希望做经世辅教致政的文章的。他一生以卖艺为生，并因诗词方面的成就誉重艺林，受到了一些达官贵人的尊敬，得到了他们的资助。说到底，还是靠艺术吃饭。我们说他是艺术家，这也是首要的一点。依我的看法，中国古代职业的文学家，其实就是从南宋这个时候开始典型地存在着的。所谓江湖诗人，其实就是一些职业化的诗人。只是当时还没有严格的稿酬制度与官方纯文学机构的成立。其次，说姜夔是艺术家，是因为他在艺术方面有多方面的造就。他首先是一位文学家，在诗方面投入最多，他的诗风对江西诗派与同时流行的江湖诗风都有所革新。他著有《诗说》，时间早于严羽的《沧浪诗话》，见识比《沧浪诗话》恐怕还要深刻些。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也比仅知拟古的严羽要高妙。他的诗出入晚唐北宋之间，比不少江湖诗人都要高，但不像稍后“四灵”那样走更加苦吟、镌炼的路，还是比较自然的。他是音乐家，对音乐史也极有研究，他的词创作，就是其在音乐上高素养的体现。
“白石道人”与“歌曲”这两个词，实在是构成了姜词的两大重要特征。所以，要了解姜词，相关的江湖风气和入乐词派的渊源与演变，大概是很重要的两项。我们后面会陆续展开。
三、重乐守律与姜词风格的关系
词与音乐的密切结合，经历了花间、李后主、柳永、周邦彦几个阶段，或说是几种类型。早期的词与音乐结合，完全是一种流行歌曲，即伶工之词。李后主熟悉宫廷音乐，以此种素养为背景作词，并以个人生活入词，是一种新的类型，但并不大众化。北宋柳永的词，是与青楼楚馆、市井娱乐圈结合得最紧的，在词的经典系列里最为通俗化，反映生活面也更广，有点类似汉乐府的功能。同时的北宋士大夫词，如二晏词、欧词、张先词，则是士大夫欣赏新声俗乐的成果。士大夫阶层所拥有的一种音乐资源，如晏殊词说的“一曲新词酒一杯”，就是士大夫征歌选舞一类生活享受的产物。当然，在内容上虽然继承花间传统，却逐渐向表现士大夫的个人生活转变，只不过他们在词里表现的个人生活，与在诗里所表现的不太一样，词是偏向于更加隐秘化的。所以，当时的人写词，是有可能暴露其私生活的。他们的词之所以不结集，这是主要的原因。如欧阳修、晏殊等，都是名公巨卿，其词却只能放在编外。像晏几道这样潦倒的士大夫，或者柳永这样以浪子自居的士大夫，是可以不管这些的。《小山词序》说：“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又如王灼《碧鸡漫志》序也记载他在成都碧鸡坊友人家听乐歌的事情：
乙丑冬，予客寄成都之碧鸡坊妙胜院。自夏涉秋，与王和先、张齐望所居甚近。皆有声妓，日置酒相乐，予亦往来两家不厌也。尝作诗云：“王家二琼芙蕖妖，张家阿倩海棠魄。露香亭前占秋光，红云岛边弄春色。满城钱痴买娉婷，风卷画楼丝竹声。谁似两家喜看客？新翻歌舞劝飞觥。君不见东州钝汉发半缟，日日醉踏碧鸡三井道。”予每饮归，不敢径卧。客舍无与语，因旁缘是日歌曲，出所闻见。仍考历世习俗，追思平时论说，信笔以记。积百十纸，混群书中，不自收拾。今秋开箧偶得之，残脱逸散，仅存十七。
这种生活其实是士大夫欣赏新声俗乐的常态。由于作者与欣赏者都是士大夫，所以词在内容上与真正的市井俗乐不同。这就是词既保持了音乐歌词的功能，同时又能文人化的原因。他们偶尔也会效仿市井俗乐，如黄山谷的词，但只是效仿而已。柳永则是真正深入市井娱乐场所的。从这里看到，虽则入乐，北宋的一班词人，其情况还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词作者，在音乐方面所拥有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是不一样。当然，他们对这种从根本上说是俗乐的音乐观念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存在着严格遵守燕乐乐律与不太讲究乐律（或者说不太懂律，只知歌调而不知律）两种不同的情况。张先《张子野词》分“正宫”“中吕宫”“南吕宫”“仙吕宫”“大石调”“双调”“小石调”“歇指调”“林钟商”“中吕调”“高平调”“仙吕调”这样几种宫调。我们再看柳永《乐章集》的宫调编集方式：卷上，“正宫”“中吕宫”“仙吕宫”“大石调”；卷中，“双调”“小石调”“歇指调”“林钟商”“中吕调”；卷下，“中吕调”“平调”“仙吕调”“南吕调”“般涉调”“黄钟吕”“大石调”“散水调”“黄钟宫”；“续添曲子”部分，“林钟商”“散水调”“歇指调”“平调”“中吕调”“中吕宫”“中吕调”“越调”“中吕调”。周邦彦《清真集》，每阕之后，都会标以宫调，但不按调类分，而是按内容来分，分为“春景”“秋景”“冬景”“单题”“杂赋”等，估计最初也是按调类分的，后来才打散了按内容分。这种按内容编次的情况，不会是出自周邦彦自己。而上述张先、柳永集的分类，应该基本上反映了原始的编集情况。北宋词，这三家大概是最尊音乐的，严格地按律调来填词。又赵令畤《蝶恋花》商调十二首，其序云：“调曰商调，曲名蝶恋花。句句言情，篇篇见意，奉劳歌伴，先定格调，后聆芜词。”这几句，尤其是“奉劳歌伴”云云，话本小说有此语，应是当时歌坊的习见话头。又如晁补之《消息》词自注：“同前，自过腔，即越调《永遇乐》。”其他的词家，则恐怕未必如此守律。李清照在《词论》中，称欧阳修、王安石等名公之词为“句调不葺之诗”，她认为“词别是一家”，并且认为词与诗最主要的区别在守律。但我们看她的词集，却不像前三家之严格按律调来编排。不知道她自己是否深知律调，这是一个疑问。南宋诸家词集中，注明宫调者有吴文英《梦窗词》。
守律入乐词家，从柳永到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人，自成系列，有一个雅化的过程。这个雅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从作为市井大众俗乐新声之词到士大夫自娱其乐之新声俗曲的发展。虽然同是入乐，但由于欣赏主体的变化、欣赏环境的变化，其音乐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变为一种士大夫自娱的高级的抒情歌曲，内容变化为士大夫的自我抒情，讲究文辞的性质当然是更加突出了。姜夔、吴文英就是在这个环节上的。姜夔的词集原本之所以名为“白石道人歌曲”，正反映了这种特征。
词的豪放、婉约之分，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从音乐的性质来看，豪放派与音乐疏离，不太守律；而婉约派则多是重乐守律的，早期更是带有女乐的性质。当时人评论苏、柳的词风不同，说柳词适于十六七岁女郎执红牙小板而唱，苏词则适于关西大汉执铁绰板铜琶而唱。正是说明婉约词具有女乐的性质。从重乐守律来看，姜词的基本性质，是属于婉约一派的。但是历来人们很少从婉约词的角度阐述姜词，那是因为姜词在词体艺术上，不仅上探诗骚乐府，而且继承周邦彦以诗入词的发展，以晚唐诗、江西诗法入词（夏承焘说），对传统的婉约词风有很大的变化。
四、姜夔的诗艺
白石诗词兼擅，诗对于他在当时赢得名声、蜚声士林、结交名流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词。他是中兴诗坛四大名家尤、杨、范、陆的后辈，与同辈诗坛名手韩淲、潘柽等人都有交流唱和。杨万里看了他的诗之后，写了一首《进退格寄张功甫姜尧章》：
尤杨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遣白石作先锋。可怜公等皆痴绝，不见词人到老穷。谢遣管城侬已晚，酒泉端欲乞移封。
诚斋还有一首《送姜尧章谒石湖先生》的歌行，对白石的评赞更加具体：
钓璜英气横白蜺，咳唾珠玉皆新诗。江山愁诉莺为泣，鬼神露索天泄机。彭蠡波心弄明月，诗星入肠肺肝裂。吐作春风百种花，吹散濒湖数峰雪。青鞋布袜软红尘，千诗只博一字贫。吾友彝陵萧太守，逢人说项不离口。袖诗东来谒老夫，惭无高价索璠玙。翻然欲买松江艇，径去苏州参石湖。
诚斋称白石咳唾珠玉，新诗无句不好。白石诗歌写江山花鸟，能得天机，可夺化工之妙。他遨戏江湖之上，如诗星入肠，天然明丽如百花，清寒彻骨如太湖上的峰雪。诚斋还同情这位天才的贫穷遭遇，转述姜夔的第一知音萧德藻的赞赏，并说了姜夔在造访他后将要去苏州参谒范成大。姜夔曾作《昔游诗》五古十五首，忆写早年湖南、江西一带的壮游，状写奇观，抒发壮怀，风格清壮顿挫，纵浪恣肆。同时作者潘柽、韩淲作《书昔游诗后》的诗作，都说没有到过潇湘一带，但读了姜诗，如入其境，使人生出想要亲自游览的心情。潘云：“我行半天下，未能到潇湘。君诗如图画，历历记所尝。起我远游兴，其如鬓毛霜。”韩诗亦云：“平生未踏洞庭野，亦不曾登南岳峰。因君谈旧游，恍如常相从。”这些话虽然可以理解为文人之间的相互推许，但也不全是常套。如果不是姜氏这组五古图形写气之成功，他们也不会轻易作这样的评论。总之，姜夔虽然一生都是江湖贫士的身份，但也有他幸运的地方，他遇到了南宋中期这样一个艺术风气浓厚的时代。
白石自己对诗歌也有充分的自信，曾撰论诗著作《诗说》。他论诗重视精思与法度，又追求意格高妙。强调不仅要知诗法，还要观诗病：“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观诗法，何由知病。”又说：“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也。”我们知道，从杜甫开始讲“诗法”“句法”，后被黄庭坚所发展。黄庭坚不仅讲诗法，还讲诗病。到了江西后学，还讲活法。从上面的情况可知，白石在诗学方面的确是接受江西诗派的。他论诗有时讲得很具体，其中有些说法，如“小诗精深，短章蕴藉，大篇有开合，乃妙”，是讲结构与安排；又如“体物不欲寒乞，意中有景，景中有意”6，是讲意与景的关系，都对我们写诗很有启发。
1 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26页。
2 同上书，第230页。
3 〔明〕张羽《白石道人传》，据《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附录一，第321—322页。
4 据《乐善堂帖》张伯英跋。以上诸帖，载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出版《乐善堂帖》。
5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第306页。
6 《姜白石诗集笺注》，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