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里的艺术问题
1994年，我在《北京日报》副刊做编辑时，曾刊发过陈平原先生《北京学》一文，那时候副刊有个“京都神韵”栏目，登载了不少描写北京风貌的文章。记得张中行、端木蕻良、刘心武、陈建功等人都有不错的作品问世，片段里不乏京派文人的儒雅之气。与众人对北京诗意的描写不同，陈平原的文章带来了知识论的冲击波，最初读到他的手稿，就感受到了异于常人的问题意识，他借着一篇感性的随笔，引出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话题。
北京可叙述的遗存作为一个庞杂的存在，要系统勾勒起来很不容易，倘若没有多学科和多维度的思考，探入精神深处是有难度的。二十八年过去，“北京学”的理念已经被学界所接受，陈平原自己也没有料到，当年的建议如今被许多人所响应，且已经成为学科里的热点之一。北京联合大学成立了“北京学”研究所，相关的研究已经趋于系统化。
显然，“北京学”是个跨学科的立体的研究范畴，涉及诸多形态，自然需要不同知识结构的人的合力运作。陈平原后来说：“研究北京这座城市的形成及演变，包括自然、地理、历史、人物、宗教、习俗等，是目前成果最为丰富，也是专家与大众间交流最为顺畅的。城市史偏重于人文学，城市学则更多倚重社会科学……”[1]人文学涉及精神层面的东西较多，社会学则关联的物的成分较广。一个趋于虚，一个限于实，所以彼此的路径并不一致。不过这些年的研究中成就最大者，大约还是人文学领域，特别是艺术研究。在面对北京的历史与现实时，艺术的话题有时候可能更为广泛。这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在不同领域都可以看到艺术的元素。如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建筑学与地理学都交织着艺术精神。反过来，一些艺术研究也是在交叉的话题里激活了对古都历史的凝视。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之所以注意到北京研究，还与文物保护的争论的记忆有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到国家文物局系统工作，古都保护的呼声很高，文化部门与有关政府部门就此存在很大的分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报纸副刊上讨论的多是老北京的遗物如何守护、城市规划与古物之关系等话题。谢辰生、舒乙等人的许多文章，都带有一种文化的焦虑感。他们不仅仅担心记忆的消失，更重要的是感伤于古典美的隐没。建筑之美、胡同之美与戏曲之美，都混杂在彼时的争论中。但随着城市大规模的建设，新北京概念开始辐射许多领域，当2008年的奥运口号定为“新北京与新奥运”，老北京的概念才彻底隐退到博物馆中。直到国家文物局积极筹备申报世界遗产“故宫与中轴线的景观”，再次将人们的视线拉回老北京的世界。于是我们看到，北京的文化建设与艺术创造，便在新旧两个区间游荡。关于这座古城，仅仅谈论老北京或单纯凝视新北京，都是不全面的。
我们在此看到了古老的都城进入现代后面临的难题。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时起，难题就一直存在。这个机构就是为直面难题而生的。那时候的学者以社会学与建筑学视角俯察古都的陈迹，是带着很深的情怀的。随着西方文化遗产观念的不断引进，相关专著与论文，都是在一个开阔的视野里呈现出来的。这个风气也影响了文学与艺术研究领域，在史学范围与政治学范围里拓展空间，已经成为常态。而其他学科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美育的内容。比如故宫学的研究，有许多包含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内容。而关于京剧的思考则在欧洲歌剧的参照下获得了全新的视角。
“北京学”的核心问题之所以更多地被美学观念与文学艺术观念所涵盖，可能与古都的特点与文化记忆的方式有关。在大的背景下看都市的沿革，依靠的是感性显现中的爱意与诗意的回味。这反过来也启示艺术史与文学史研究者，从古城的空间结构来讨论艺术，就带有艺术公共空间研究的意味。因个人的趣味所限，我觉得“北京学”里的艺术问题，可能多了与其他城市史研究不同的精神景深。一是内部视角，一是外来视角。就前者来说，老北京眼里的诸种印记成为主要材料，从齐如山到梁实秋，再到金受申、萧乾，著作颇为可观。但写北京写得最深入的大多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有的甚至是外国人。美国学者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记录了岁月的沧桑；奥地利学者雷立伯《我的灵都》融合了国际性的背景，内蕴就不同寻常了。近些年的北京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充分借鉴了这些成果，融合性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一般关于老北京记忆的研究，多集中在古风的描述上。《燕京杂记》《帝京景物略》《燕京岁时记》《渌水亭杂识》都是旧岁的记载，不乏古趣。民国期间的瞿宣颖《故都闻见录》多注意日常生活和世事沧桑方面，但我更注意他对城市规划史与风水的研究。延续元明清以来的北京发展脉络，既能够从水文地理中阐释城市的方位与特色，又兼及士大夫与黎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可以说他的北京记忆带有系统性和多维性。《从北京之沿革观察中国建筑之进化》一文历数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由物及人，从华夏到域外，结论亦让人深思不已：
这个观点与当代一些学者的观点极为接近，也属于世界视野里的北京书写。沈庆利等最近出版的《北京国际形象的现代嬗变》思考的就是这类问题，全书资料丰富，“全球北京学”、古代北京形象、当代视野下的北京国际形象的变迁等题目，折射出深厚的历史精神。西方学者对于北京的叙述往往是带有诗意的。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就有相当的文学性；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关于北京的勾勒也是有艺术家的眼光的，内中有着精神上的敏感。这些与清代的宫廷画家郎世宁的西方人视角构成一种呼应。在北京形象里的外来性描述中，看到了国人内心常常忽略的东西。
在多维视野里，北京的文化被神秘的色泽所笼罩。古老的幽魂与现代的灵光都出没于此。重要的是，这也是外来思想与新奇艺术的试验地。那些新潮的审美往往刺激了人们对于沉睡于时光深处的生命的打量。所以，在文坛与学界，先锋的与守旧的、时髦的与古典的、冒险的与守成的，都有自己的空间。我们现在讨论“北京学”，就不能不纠结于各种悖谬的、对立的和反差极大的元素。
比如梅兰芳研究，就不仅仅是梨园的单一维度展示，还包括与金融界之关系。靳飞先生新近出版的《冯耿光笔记》就是讨论梅兰芳与金融界之关系的。通过对中国银行原总裁冯耿光的研究，发现了在民国期间京剧发展背后的一只无形的手。经由冯耿光，又看到了政治与文化之关系。在这个研究中，世俗社会与上流社会、艺术家与学者、大学环境与市井风采都得到再现，古城的艺术之景便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个研究与作者先前的张伯驹研究一样，都不是从艺术到艺术，而是一个互为参照的社会形态，在丰富的社会网络里把握古都的文艺之径，就比一般象牙塔里纯然的艺术勾勒更能让人体味到时代的语境。
从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来讨论北京艺术，超越了一般地域性的逻辑，使北京叙述有了更为阔大的视野。这里，大学研究显得意味深长。关于北大、北师大、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各种研究，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区教育阐释，而是具有古今与东西方意味的综合思考。大学的环境所产生的艺术与学术思想，有时候冲击了古老的生活方式，乃影响社会变迁的另类存在。比如我们现在讨论的京派文学的变迁，其实与古都历史没有密切的关系，它本质上是古老的民族文化与西方艺术融合的产物，地域性的影子反而显得稀薄了。学者对于地域性与超地域性的描述，都丰富了相关的研究。
这种不同视角的存在使艺术生产有了无穷的潜力。其关键在于，不断涌现的教育机构与文化机构，切割了城市空间。它们属于古城的一部分，却又剥离了旧的体系，权力与政体、组织与个人、习俗与道德，都在被切割的空间内得以延伸。所以，我们看到即便是京派艺术，彼此在一定时间里也是各自行路，有时候色调并不一致。顾随与周作人的差异、废名与汪曾祺的不同，都说明了北京知识人的审美选择，是按照自我的个性而生长起来的。
经由艺术而窥见历史的路径，在今天成为常有的方式。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北京每每是先锋艺术的发祥地，或者说艺术家以先锋的视角来凝视古老的文化遗存。典型的例子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生，陈思和先生曾将此视为文化上的一种先锋性表达。遥想1917年前后的北京，旧式学人在大学里还占重要势力，但不久新文化人据于要津，异于传统文化的诗文与现代思潮很快席卷各地。《新青年》上面的文章与作品，都非传统士大夫的文化可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等的带有现代主义意味的作品都开始出现在文坛上，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而1985年的现代主义文学写作，也是从北京开始的。各种精神尝试都开始暗中涌现。伴随其间的，便是新旧之争和进退之议。如今人们会讨论百年来的文化史与文学史，这种不同色调的文化张力里的思想，依然让人念之又念。
这说明，古老的都城中存在一个自我调适的精神机制，在被不同专业和阶层切割的世界里，各类的艺术与思想都有自己的空间。有的空间虽小，但渐成气候，不断演进成一种新的潮流。旧的传统自然有种种脉息，新的存在也道路条条。最根本的是，北京保留了古老的文脉，它既存在于文物的世界里，也存在于诗文的王国中。目前一些大学教授的写作与研究，在某些领域是带有亮点的，新京派的作家就保留了这些遗风。比如格非对于西方小说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言说，与流行的文学观念有别。李洱的小说论与哲学观点，每每也在挑战大学的惯有模式。他们从研究与体味里，发现了艺术生长的另一种可能，其创作自身也是精神反顾的过程，有一种探索的勇气。这与当年废名、沈从文一样，是将文化观念投射于生命体验里，便有了创新的可能。就像北京城叠印了不同历史风貌一样，北京高校内的思想者也是从交叉的文脉里激活了某些审美意识的。
“北京学”要处理的大概是虚与实、古与今、中与外的互渗性带来的多重性遗产。最有意味的遗存自然是文物研究学者留下的诗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文字活化了一个远去的时空。这些学者从历史遗物进入思想史与审美的世界，这体现的不单是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而是复杂而多维的精神品质。从物质到精神，摆脱了学科限制的视角，是可以拓展“北京学”的研究空间的，其间流动的话题甚广。博物馆学的前辈学者苏东海先生在研究北京历史和文物展陈理念的时候，就特别强调美育的价值，在再现北京史的过程中注意内在的审美性。将知识论与审美论结合起来，可能会将北京史变为立体化的遗存。这个思路近来对于文学界与艺术界不无启示意义，同时也将一些边缘学科的文本纳入学术讨论的空间。其实张伯驹、王世襄、启功、单士元、徐邦达等人的劳作，不仅仅局限于文物与博物馆界，他们的诗文在当代文学史里亦有自己的重要地位。比如张伯驹的词作，形似宋代士大夫的样子，内核却有着现代性的灵光。启功的平民本色和幽默文本，开创了京派文学的新体例。我们现在研究北京城的历史时，要参考他们的学识与见解，他们无意间留下的文字的艺术价值，更不可小视。北京的大而深，是因为其间的艺术的气质。这才是其文脉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
德国学者克劳斯·斯莱纳博士在《博物馆学基础》中说：“现代博物馆是一种公共的、文化的和学术性的机构和制度。它系统地收集、保存、解释和研究可移动的实物。这些可移动的实物是能够用于长期说明自然和社会发展，获得知识、传授知识、传播知识、传播感性经验的可靠资料。博物馆在科学的基础上，遵循启发性的原则，以美学的方式展出和传播部分实物。”[3]这里，作者将文化研究与艺术研究融为一体，说清了虚与实、古与今的关系。近三十余年北京学者的一些跨学科研究，也无不体现了此类精神。无论是出土文献还是田野调查，都能提供新的知识元素，有的甚至可能颠覆我们以往的认知模式。扬之水对于器皿的研究，因诸多遗存而发现了古代审美的某些沿革；方继孝从陈独秀的遗稿《甲戌随笔》中挖掘出我们从未见过的陈氏风貌；郑欣淼的故宫文献整理，第一次曝光了沈从文的某些资料……这些都填补了以往文学史的空白。2002年，鲁迅博物馆发起了首届民间藏书家展，让世人看到了大量的作家手稿、字画，震动了藏书界。那一次，韦力展出的宋代与明代藏品，对后来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某种推进作用。此后，藏品研究被文学界高度重视，文本研究与物品研究互为参照，催生了一些新的成果。这个事情其实也说明，“北京学”呈现的路径千千万万，今人与后人可耕耘的领域实在是很多。
孙郁 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