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城市的源起》：海上来“客”——注定结局的开始
上海，一座被大炮轰开的城市，为了贸易，为了这个四亿人口的市场。
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天未亮，黄浦江通往东海的入海口处，一个渔家孩子背着竹篓，穿过一片芦苇坡，去茅草丛生的滩涂上挖牡蛎。显然，这个孩子不会预知到两百年后，他脚下这片海滩将成为一座繁华的城市，城市的名字叫——上海。
他也不知道，就在他挖牡蛎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北方盛京（今沈阳）皇城内，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只有五岁半的孩子被拥立为嗣皇帝。半个多月前，他的父亲皇太极突然猝死，由此清王朝出现了第一位娃娃皇帝。这位小娃娃就是爱新觉罗·福临，第二年于大政殿举行即位大典，改元顺治。
1644年，中国出现了三个皇帝，除了还是“部落首领”的爱新觉罗氏以及秉承家业的明朝崇祯皇帝之外，另外一个加入“皇榜”成员的是个农民，他叫李自成。他们三个人在当时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形成了三支政治力量：没落的明、关外虎视中原的清和号令农民“造反”的大顺。
从朱元璋开始，明朝历代皇帝都有滥杀功臣、多疑吝啬的坏毛病，崇祯的这个家族之症已经让整个王朝病入膏肓。抗击清兵时，如果一个城市沦陷，就把失城的将领杀掉；一个地方沦陷，就把丢地的官员杀掉。就连战功赫赫的袁崇焕、孙传庭这样的大帅也是说杀就杀，而且抄灭全家。皇帝如此苛求擅杀，怎能不让与清兵殊死搏斗的官兵们心寒呢？吴三桂、洪承畴、耿精忠、尚可喜等，都是能征善战的将领，前车之鉴让他们有了事后做“汉奸”的充分理由。
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乘着晦暗天色，开始攻入北京城。19日破晓，紫禁城内的太监们在听到攻城炮声后早已作鸟兽散了，满朝文武无一人来护主。亲眼看着几个老婆或跳井或上吊自杀后，绝望的崇祯皇帝踉踉跄跄地爬上了紫禁城后门的煤山。此时天色大亮，京城已完全陷落了。在山顶的寿皇亭，他放眼一看，只见京城内外火光冲天，四周喊杀声阵阵传来，炮声隆隆作响。见此，崇祯不禁仰天长叹，泪如雨下，想不到当年祖宗出于象征江山永固而堆筑的万寿山，今成自己的葬身之地。随后，崇祯在半山腰找了一棵歪脖子槐树，解下衣带上吊了。
据说，崇祯皇帝的死状非常狼狈，身上只穿着白色内衣，披散着头发，右脚穿着一只红鞋，左脚光着。他用34岁的年龄给277年的大明王朝画上了一个黑色句号。临死，可怜的崇祯还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皇帝殉国，何等悲烈！
崇祯死了，李自成的屁股也没能捂热紫禁城的龙椅，“一怒为红颜”的吴山桂打开山海关迎清兵入关。清军打出替汉族地主“报君父之仇”的旗号，灭了李自成的大顺而一统中原。应该说，明朝的统治是李自成推翻的，但顺治却拣了个天大的漏，成了清朝第一位入关的皇帝。
清军入关被很多海外学者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农民们用菜刀、锄头革了一个旧王朝的命，而满族的铁骑又踏下了一个新王朝。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朝换旧朝。尽管农民起义波及黄河南北，满汉战争伤亡千百万人，但中国还是封建社会，同两千多年前的秦王朝别无二致。
与中国的农民革命、清兵入关大致相同的时间，欧洲的英国也发生了一场“革命”。从1640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召开新议会事件开始，被称为“世界近代史开端”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1649年1月30日，在英国王宫前的广场上，查理一世的头颅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斧头砍落。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是一个历史的新纪元。这场革命，为欧洲和世界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敲响了丧钟，随之一种迥别于封建社会制度的新政治制度在欧洲宣告诞生。
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东西方两场革命，同样是两个以悲剧结局的皇帝，但两个国家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之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新的政治大厦，在此后的三百多年里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它波及世界，震撼全球。工业革命产生的坚船利炮让英国在大洋大海中横冲直撞，成为18世纪世界最强大的殖民国家，号称“日不落帝国”。我们不难设想，在皇宫广场上处死查理一世时民众的欢呼声，不就是两百年后西方叩击中国国门的隆隆炮声吗？
“暴力革命”总是需要代价的，在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贵族与平民都把守了一个传统底线，即尊重和维护私有财产。于是，“暴力革命”变成了一场没有流血和牺牲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使得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完全在英国确立下来。一百多年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翻版在法国上演。令人叹息的是，中国从来没有在法理或者制度上确立财产不容侵犯，在强势而毫无契约观念的政府面前，皇帝要抄你家，甚至要你死，大家都还要“谢主隆恩”。
资产阶级革命改变了英国也改变了世界，但中国还在旧有的轨道上运行，尽管庄家换了，却还是原来那副牌局。东面是大海、北面是冻土区、西面是高原、南面是岛屿，中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孤岛”，在持续千年的时间内，这个“孤岛”内部一直发生着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商品交换，发达的市场、繁荣的商贸、成熟的农业……以至于被认为“14世纪时，离工业化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然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让这个微小的距离直至鸦片战争爆发时的19世纪，在这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都没能跨过去。
今天的故事重复着昨天的历史，改朝换代的船票没有搭上驶向蔚蓝色大海的资本主义客船。从此至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末代皇帝溥仪退位，爱新觉罗氏统治了华夏整整268年。以入关的数十万人马领导上亿人口的帝国，这个看上去很像“小概率事件”的事实，让满人部族政权时刻保持着防止被颠覆的警觉。
1653年，已经坐稳紫禁城龙椅的顺治接到一份来自广州的“内参”报告，称一艘荷兰国的海船停靠在虎门港，提出要上岸通商贸易。顺治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口中得知，荷兰是一个新崛起的西方强国，1624年击败西班牙独占了台湾岛。群臣对是否与荷兰做生意，分歧很大。于是，荷兰人对清朝官员大肆行贿，同时游说被顺治尊称为“玛法”（满语中“爷爷”之意）的汤若望，希望他能在皇帝面前多说好话。
后世，有人找到了一份当时参与此事的荷兰人信函，上面记录：“政府官员对我们的礼品出奇地满意，并同意向我们提供各种便利。”信中记载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汤若望见到我们把大量的礼物，特别是武器、毛毯、红珊瑚、镜子等众多奇珍异品一件件摆出来的时候，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1653年，顺治接见了荷兰使团，特许荷兰国每八年到中国“朝贡”一次，每次来的人不超过100人，并只允许20个人能到京城。
对于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他们对海外贸易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在征服汉族后就视自己为天朝，不承认平等“贸易”，视他国为藩属，连“朝贡”也只能八年一次。尤其是1661年郑成功集团收复了台湾岛，为了切断沿海百姓与郑成功集团的联系，以“骑射”得天下而水军薄弱的清王朝只能下令海禁，规定“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甚至将沿海居民内迁30里，使靠近台湾岛的沿海边界变成无人区。
清朝的海禁政策执行了二十多年，直到顺治的儿子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海商贸易才逐渐宽松。1685年，强势、开明的康熙皇帝正式宣布开海贸易，设立粤、闽、浙、江四大海关。海关制度的建立，是中国自唐代开辟“丝绸之路”，创设“朝贡贸易”的市舶制度以来，政府首次将对外贸易的管理与经营活动分开的新贸易模式，伴随催生的是一个迥异以往的、从事洋货生意的商人阶层。
设立海关后，外商被允许在四大海关自建商馆内，自主买卖。荷兰、美国、丹麦、英国、瑞典等国先后在广州珠江边自建商馆，每个商馆占地21英亩，年租金为600两白银。这批在中国土地上最早的西洋建筑群，与中国人的房屋相映，犹如一道突兀而怪异的风景。清政府对这些外商的行动进行了严格管制，颁布了许多限制法令，例如外商未经批准不能进广州城、禁止外商雇用中国人做仆奴、禁止外商向中国商人放贷资金，甚至有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外商不得乘轿子等奇怪规定。外商到中国几乎是被“圈养”起来了。
中国商人同样需要获得政府发放的牌照，方能与外商交易。第一批被特许从事洋货贸易的商行共有13家，他们是政府与外商之间联系的唯一中间人。一项广受外商诟病的规定是：洋人有事要申诉，自己不能直接向广州当局上告，必须通过行商向政府呈文。这显然是极不利于维护外商利益的。为了控制价格，广州的商人还成立公行，缔结同盟，分享利益，一致对外。这个组织显然是受到官方支持的，这种“对外统一行动、对内垄断利益”的商业特色极像扬州“盐商”的做法，“十三行”商人因此渐成一个组织严密的垄断型商帮，与两淮盐商、晋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
广州“十三行”牌坊明清时代崛起的粤商，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转型相始终，承前启后，脉络至今不绝。而广州十三行行商则是清代中前期兴起的粤商中独树一帜的劲旅，当时的英国人称他们是“国王的商人”。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在《广州竹枝词》中描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这反映了当时十三行地区洋船云集，外贸繁盛的情况。
1689年，一艘悬挂着英国国旗的商船驶进广州港，与粤海关监督达成协议后，获得登岸贸易的许可。这艘商船并没有独特之处，但它的到来却是个历史性事件，原因在于它属于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世界企业史上，英国东印度公司是最早的股份制有限公司之一，它在英国殖民地印度的贸易垄断特权是经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特许的，是英国政府和商业利益集团的“全权代表”，最鼎盛之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着全球40%的贸易。
初进中国市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买卖清淡，船舱里装满了毛纺织品，这在天气炎热的广州并不受欢迎。由于毛纺织品的滞销、茶叶瓷器的刚性需求以及清政府的强硬，造成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贸易逆差的被动局面。除了官定税额以外，英国人还遭到中国官员大量勒索，这在中国当然是司空见惯了，但这方面，英国人似乎不怎么习惯享受这种“国民待遇”。于是，他们试图将贸易转往厦门、宁波等其他港口，但发现那里的“刮地皮”勒索更厉害，只好又回到广州。
为了打开市场，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试图解决两个困扰外商的难题：一是扩大对华贸易的市场港口；二是找到更能赚钱的对华商品。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城外设立了固定的商馆。在随后的近两百年间，这家“国有参股”的巨型公司，主导了西方世界的对华贸易，并直接打破了东西方的贸易均衡，它是鸦片贸易的始作俑者，对中国和亚洲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转眼时间到了1736年，清朝皇帝的龙袍披到了25岁的乾隆身上，经过他爷爷康熙和爸爸雍正的呕心经营，年轻的乾隆拥有了一份殷实的家底。中国似乎有一个兴旺惯例，只要社会有七十年以上的平稳期，经济必会重获繁荣，因此清朝也迎来了“康乾盛世”的社会繁荣期。
1743年，又一个英国“游客”从海上“漂”来。“百夫长”号船长乔治·安森带着他疲惫不堪的船员驶入虎门港，这是史上第一艘英国籍战舰进入中国水域。他们已经几个星期没有看见陆地了，船上的给养几乎消耗殆尽，更为严峻的是，三分之二的船员因患败血症相继死亡，如果不立即上岸补充淡水和食物，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乔治·安森向广州地方官员提出的申请遭到了拒绝。于是，海盗出身的乔治·安森推出震天响的火炮，威胁要击毁驻扎在港内的中国船只，这种虚张声势的恐吓竟然奏效了。百年后的1838年，约翰·巴罗在其撰写的《安森传记》中写道：“由于英国战船的新奇，由于其船长的坚定，由于明智地展示了自己的力量，偶然夹杂着一些可能更有必要使用的威胁，此外还由于早就洞察了这个民族的真正特性，安森成功了。”
在炮口下，广州的官员屈服了。他们并不知道，这种屈从或许暂时拯救了这座城市，却玷污了中国人的声誉，使得中国陷入了一种易被威吓的胆小印象，最终大清王朝高高在上的地位，在欧洲人心目中丧失殆尽。
乔治·安森被允许登岸，他将海上劫得的财宝卖掉，获得了40万英镑。他用这些钱采购了大量中国货物，据说装满了32辆马车之多。1744年6月15日，凯旋回到英国的乔治·安森，将战利品放到伦敦的大街展示，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被英国皇室封为爵士，并出任海军大臣，成为英国近代海军改革者。
长时期“不许舢板下海”的国策，几乎让中国人丧失了挑战海洋的能力和勇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远在中国北方的俄国，比康熙小12岁的年轻沙皇彼得一世，力排众议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到波罗的海边的一块沼泽地上。日后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决定，这座被命名为圣彼得堡的新城市，让俄国由一个内陆国家变成了面向大海的新帝国，而彼得也以“大帝”名垂历史。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9月，中俄在尼布楚举行边界谈判，尽管当时清朝占理占势，却“战略性”地放弃了对西伯利亚的控制权，双方签订《尼布楚议界条约》，这是清政府和西方国家签订的近代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为表示庆贺，双方还互赠礼品，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清朝的这次露怯，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并且结局相近的故事被一再重演，这是最让后人倍感沮丧的地方。
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再到英国人、俄国人，他们对华的姿态和贸易情况，竟成为了西方列国验证实力的晴雨表。在许多困难之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仍然在不断发展。这其中的原因是，虽然它向中国贩卖毛纺织品一直亏本，但在茶叶贸易上赚到了不少钱，它每年进口茶叶的利润近50%，在抵消了毛纺织品亏损之后还有26%以上的盈余率。
垄断好办事，这句话一点儿都没错。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又游说英国政府，使其成为英国在北美地区的利益总代理。它垄断了北美地区的茶叶运销，其输入的茶叶价格低廉，使其他贩卖“私茶”的商人无法生存。这件事引发了北美地区民众的愤怒，因此爆发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1789年4月30日，美国宣布成立联邦政府，产自中国的茶叶竟然促发了美国的独立。随即英国取消了美国在英国所有殖民地范围内享有的一切贸易优惠。
为了打破英国的经济封锁，扩大海外贸易，美国人决定到远东碰碰运气。1784年2月，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商船从纽约港鸣锣出发。“中国皇后”号，这是一个多么直白的向中国致敬的名字。商船横渡大西洋，绕道好望角，再经印度洋，远涉113万海里历经半年抵达广州。船上满载了40余吨的棉花、皮货、胡椒等商货，返程时装走了数百吨的茶叶、瓷器、丝织品以及漆器等中国物品。
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到中国做生意则晚了将近一百年。但他们的收益是丰盛的，返航回到美国后，船上货物马上被抢购一空，据称连开国总统华盛顿也忍不住购买了一只绘有龙纹的茶壶。纽约的报纸也详尽报道了这次神奇的航行，据估算，此次远航船主赚了3万美元，获利高达15倍。那些日子里，所有美国人都在谈与中国贸易的话题，广州的英文名称——Canton，几乎成了财富的代名词。
在美国并无东印度公司一类的特权机构，贸易是在平等条件下向所有人敞开的。所有人都希望能去广州捡钱，“只要有能容纳5个人的帆船，就在计划到广州去”。这并不是说笑，不久之后，一艘名叫“实验”号的货船出现在了广州港。对于一艘吨位只有84吨就敢漂大西洋的货船来说，美国人追求财富的冒险精神可见一斑。据统计，从“中国皇后”号开始至鸦片战争前夕，共计1004艘美国商船来华经商，数量仅次于“海上霸王”英国。
发生在近代历史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商贸故事，生动地呈现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全球化的新时代即将来袭，而它的桅杆已经在地平线的远端露出端倪。黎明时刻来临了，拥有巨大消费者市场；巨量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商品；勤恳并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商人集团；至少表面上还获得尊重的政府……无论哪一点，都预示着东方的中国将成为这次全球化时代的最大受益者。
但悲剧的是，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建造起了一个独特的、封闭的自治社会，这一社会以农业而不是商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统治，自满自足的社会拒绝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外贸关系。事实上，他们对外部世界毫无兴趣，笼统地将欧美国家称为“蛮夷”。即使当以千计的帆船载满白花花的银子叩击紧锁的国门时，“广有四海”的皇帝仍然无动于衷，拒绝一切的变化。这个国家只剩下了故步自封的高傲。
显然，美国人的“插足”以及中国政府苛刻的贸易限制，让英国东印度公司既头疼又愤怒。为了扩大利润额，避开“十三行”的价格围墙，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一个精通汉语且能说闽南话的英国人洪仁辉（James Flint）到福建泉州和浙江宁波从事茶叶和丝绸生意，这两个地方一个位于武夷山产茶区范围，一个地处中国纺织业最繁华的江南且是龙井绿茶的主产地。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之外的贸易日增，影响到了广东海关的税收，在两广总督的强烈反对下，清政府把浙江海关的关税提高了一倍，却依然没有有效遏制英商北上的冲动。
1757年，乾隆下诏关闭福建、浙江、江南省（辖江苏、上海、安徽地区）三地海关，距离紫禁城最遥远的广州成为唯一的通商口岸。不甘心的洪仁辉给清廷写了一份请愿书，提出多埠贸易。乾隆皇帝对蛮夷的鲁莽行为十分震怒，认为这是对大清“一口通商”政策的蔑视。他下诏将洪仁辉“在澳门囚禁三年，期满逐回本国，不许逗留生事”。洪仁辉吃牢饭，而替他代写请愿书的中文老师则更加倒霉，被按了个“为夷商谋唆”罪名而处死了。
这种将贸易限于广州一地、行商垄断贸易、中外交往由行商居中转达等对外贸易管理体制被称为广州体制。广州能成为唯一通商口岸，并不是两广总督写给皇帝的“内参”威力大，而是因为“偏远”的广州离京城远而离南洋近，天高皇帝远，即使出点乱子也不会影响到政府稳定。另外，皇帝心里也有本小九九账目，广东海关隶属于清朝的内务府，所谓内务府就是管理皇家大小事务的总机构，是皇帝的生活秘书。换而言之，海关收入的银子全都进了皇室的私家腰包，广州成了“天子银库”。当然，十三行的行商也从广州“一口通商”及垄断贸易的“公行制度”中爆赚，一首当年流传下来的《岭南乐府·十三行》中描述道：“粤东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论斗量。楼阑粉白旗竿长，楼窗悬镜望重洋。”由此可见行商的富裕。
在广州十三行中，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中的怡和行，更因其主人伍秉鉴而扬名天下。通过贸易特权，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不仅在国内拥有房地产和茶园、店铺、钱庄，还越洋到美国投资铁路、股票和保险等业务，怡和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此外，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有时东印度公司资金周转不灵，经常向伍家借贷。全盛时期，伍秉鉴名下资产多达白银1872万两，俨然已是世界超级富豪。2001年，伍秉鉴与比尔·盖茨以及成吉思汗、和珅等人一起，被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为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在入选的6名中国人中，伍秉鉴是唯一一个靠经商发财致富的“平民”商人。
面对如此巨大的一块肥肉，政府官员的“红眼病”又犯了，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种种中央与地方、洋行与外商之间就海关税费、官吏腐败、贸易垄断之间的纷争与博弈，几乎伴随了整个十三行一百多年的外贸兴衰史。
1792年9月，英王乔治三世派他的表兄马嘎尔尼勋爵组成官方访华使团，访华的目的是为了说服清政府放弃或改变广州贸易体制，“取得以往各国未能获得的商贸利益与外交权利”。皇亲国戚的马嘎尔尼并非是泛泛之辈，他曾先后任驻俄国公使、加勒比岛屿总督和印度马德拉斯省督，是个出色的外交官。
为了访华成功，英国政府用了一年的时间，耗巨资采购600箱他们认为最好的礼物准备送给乾隆皇帝。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驶进广州港的103年之后，马嘎尔尼乘坐着英国当时最先进的配备64门巨型火炮的军舰“狮子”号，炫耀着武力驶向中国。随行的使团共计800多人，其中包括外交官员、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军事学家、医师、工程师、画师、技师以及一支卫队的军官和士兵。
浩浩荡荡的使团舰队绕道好望角，经过10个月的航行终于抵达舟山海域。看到一船的礼品，地方官员就认为西洋鬼子是给皇帝祝寿进贡来了。乾隆听说人家这么远赶来为他祝寿，也很高兴，就同意马嘎尔尼去北京见他。
严格意义上说，马嘎尔尼使团的到访是中英两国在官方层面的第一次“非亲密接触”。尽管英国已经和中国做了一百多年的生意，可是没有一个英国人能在这片广袤的国土上自由行走。他们依然沉浸在《马可·波罗游记》所描述的“世上最美、人口最多、最昌盛的王国”而让人产生的遐想之中。然而，马嘎尔尼使团在赴京路上的所见所闻无情地打破了他们的幻想。
当时马嘎尔尼的助手、使团副使斯当东在日记里，详尽记录了他眼中的乾隆盛世境况。清政府官员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他们明显缺衣少食，瘦弱不堪。“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稍有怠工就会被官兵随意鞭打，“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除了逃跑没人反抗。在多次目睹到体罚平民的迫害后，英国人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写道：“中国人的天性在法律和规矩的影响下所受的扭曲几乎是彻头彻尾的……虽然他们生性和平、顺从和胆小，但社会状况以及法律的滥用让他们变得冷漠、麻木甚至残酷。”清代统治者追求的是国民的顺从、软弱，甚至愚昧，其治国方式依然停留在简单而粗暴的各种压制手段上，而对国民的尊严与现代国家的开放毫无兴趣。
1793年9月，在经历一整年的旅行后，马嘎尔尼使团从天津入境抵达承德避暑山庄。在准备拜见乾隆皇帝时，分歧产生了。清朝礼部官员要求马嘎尔尼见中国皇帝时行三跪九叩大礼。马嘎尔尼断然拒绝叩拜，最后和珅出面相劝也没有解决矛盾。多番交涉后，乾隆“大方”地没有要求他们双腿下跪，同意单膝下跪，唱个大诺了事，权当外夷族人没教养不懂礼仪。
乾隆看到了英国送给他的礼物，其中包括标有世界各国位置的地球仪以及精致的钟表、望远镜、气压计、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等各种精密机械和科学仪器……此外，使团还奉送了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和30多支当时技术领先的毛瑟枪、榴弹炮、装备110门大炮的军舰模型。马嘎尔尼希望这些蕴含着即将引发世界沧桑巨变的科学技术、发现成就能“讨好”乾隆皇帝和各级官员。谁知，乾隆对这些礼物几乎是不屑一顾，更没有人意识到这些枪炮的潜在威胁，这让马嘎尔尼像一个街头遭冷落的艺人般尴尬。
最后，这些精心挑选的礼物都被当作好看的摆设陈列到圆明园里，有些甚至放了一百多年都没有拆封，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又原封不动地被抢回欧洲。
除了礼没送好，双方在贸易通商方面也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共识。英方提出开放宁波、舟山群岛、天津为新的贸易港口；申请在舟山附近拥有一个小岛或一小块空地用于存放商品；允许可长年住在广州以及活动自由；希望中国有规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让英国人在华自由传教；等等。这些要求，最终都被乾隆皇帝以“与天朝体制不合”为由回绝了，连贸易要求也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让他们卷铺盖回家。
京杭大运河在西方被称为“帝国运河”，1793年秋天马嘎尔尼使团沿运河南返之时，他们留下了大量关于运河及其沿岸社会情形的文字和图像记录。这些记录一直成为鸦片战争前，欧洲特别是英国人了解大清帝国腹地的重要来源。英国希望直接通过与清王朝最高领导人谈判，打开中国大门，开拓东方贸易市场的想法破灭了。1793年10月7日，和珅向使团交呈了乾隆的回信和回礼，马嘎尔尼只得无奈离开北京。使团没有从天津港上船走海路回去，而是选择了经京杭大运河南下。他们几乎游历了中国沿海东部。过江苏、渡长江、抵杭州，富庶的杭嘉湖给了马嘎尔尼深刻印象：“上帝慷慨地将气候、土壤和产量这些优势毫不吝惜地赐予这个地方。在我们眼里，这个国家的长江两岸像一个连绵不断的大村庄，十分美丽富饶。”
旅途中，在紧靠长江，居苏州府和杭州府两个城市之间的位置，他们得知了一个地名：松江府上海县。一个处于长江入海口的城镇，那里离海不远，盛产棉花与布匹，不但供应国内，而且远销国外，周边的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在商业方面都很有规模，尤其在上海县城，来自福建的船源源不断地驶入，另一些帆船则从那里出发到日本去做生意。这是英国官方人士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上海。此时的马嘎尔尼已经敏锐地注意到江浙沿海地区的通商价值，以及上海地区在中国的重要地位。
1793年11月9日，使团来到了《马可·波罗游记》中誉为“天堂之城”的杭州，在这个“世界最美丽华贵之城”，马嘎尔尼记录到：“城市周围非常美丽，镶嵌着一个巨大的湖泊，依傍着一条大运河，还有大大小小的河道，并不陡峭的山丘一直耕种到山顶。桑葚园、低矮的果树点缀其间，橡树、水榆、樟脑树华盖遮天。”
一个月后，马嘎尔尼使团回到广州，又在澳门停留了3个月。1794年3月17日，带着乾隆回赠英王的礼物，马嘎尔尼心情抑郁地返回伦敦。耗资巨大的外交彻底失败，让英国当局非常尴尬，碰了一鼻子灰的马嘎尔尼，作为使者更是颜面尽失。他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愤愤评论道：“中国自满洲鞑靼占领以来，至少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没有进步，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
马嘎尔尼使团的中国之行成为了中外交往史上的分水岭，此后批评中国成为欧洲中国观的主旋律且延续至今。其实英国使团并非毫无收获，他们在华逗留期间，收集了大量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中国并不富足，穷人很多；国家既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也没有合理的审判制度；官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清兵的装备虽然有火枪和大炮，但海防的炮台与士兵简直是摆设，大炮不但射程近而且还不能瞄准、不能升降……这些见闻、笔记和图画资料被整理出版广泛传播。
在详细而深入了解中国之后，马嘎尔尼留下了一番经典的论述：“中国只是一艘破烂不堪的旧船，它之所以在一百五十年间没有沉没，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它使周围领船害怕的地方，不过是那巨大的躯壳，一旦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和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即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它将永远不能修复。”这种当时看来颇为荒诞的预言，在经历了百年风云变幻后，才不被视作无稽之谈。
这是“两个文明的冲突”，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说过，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做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英格兰人与满洲人，这两个地处世界两端的民族，一个击败了西欧强国主宰着海洋，一个统一了东亚广袤的腹地，自诩为天朝上国主宰大陆。他们在千年大变局时代相遇了，他们都盛气凌人，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霸主，都试图处于领导地位，将自己的观念准则强加给对方，于是，这种接触的失败是必然的。
又过了二十三年，1816年英国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再次派遣由阿美士德伯爵率领的使团出使中国。这次出使的目的，与当年马嘎尔尼的要求如出一辙，要求清政府放松对商贸活动的管制。此时，嘉庆皇帝已经接替了乾隆的皇位，喜怒无常的嘉庆比他父亲做得更绝，不仅礼物全部退还，甚至连面也不见就把英使团“劝”回老家了。其中，有两个很小的细节值得一提，一个是尽管访华失败，但这位阿美士德后来当上了印度总督，光荣隐退，日后，“阿美士德”这个名字将成为造成上海滩“堤坝决口”的第一只蚂蚁；另外一个是访华团的副使，是当年记录游记的斯当东的儿子。前后两辈人的际遇，恍若一个故事的两个翻版。
又过了二十多年，当英国议会以投票决定是否与中国开战的时候，两鬓斑白的小斯当东毫不犹豫投下了赞成票，他认为：中国人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上海，这座新矗立而起的海边城市，被鸦片侵蚀出一个血腥的缺口，那些从海上呼啸而来的舰船，犹如蚂蝗一样从这个撕开的口子，贪婪地吮吸中国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