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柏克莱(上)

加州有一个三级高等教育系统。大学是培育学术等级的人才，像医师、律师、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发明家；州立大学训练专业人员，像工程师、会计师和教师；小型学院针对所有准备就业的高中毕业生提供职业培训，以及在被大学或学院录取之前，为其补足所欠缺的条件。

我无法分辨academic， professional， vocational， occupational这些字眼的差异，它们的意义都跟职业有关。对于在海上生活了九年、刚上岸讨生活的我来说，旧金山城市学院就是个炼狱。在那里，我学习在言谈中去除粗鲁的表达方式；学习岸上的生活，并重新学习如何研读书籍。至于所修习的课程，我也不明白除了两件事之外，它们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一件是科学术语中的希腊和拉丁字根，它们帮助我理解化学和物理学术语；另一件是工程绘图，居然成为我未来四年赚取生活费的工具。

在城市学院修完所有工程学初阶课程后，为了要毕业，我不得不转到四年制大学去完成后两年的进阶课程。

我的朋友大多申请进柏克莱大学，我还申请了史丹佛大学。

「史丹佛？你疯了不成？」朋友们问我：「你上哪儿找钱去付学费？那是一所私立大学。柏克莱是公立学校，免缴学费的。」

「对你们是免费，对像我这样的外国学生，」我向他们指出：「帕罗奥图有很多有钱人，我找个园丁、仆役或私家司机之类的工作应该不成问题。在柏克莱，我上哪儿去找工作？」

我最后还是选择了柏克莱，因为它靠近城市的周边地带，只要从旧金山跨过一条桥就能到达，这样我能继续在麦高文家工作，他们会付我生活费；我还可以保有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的绘图工作。我估计一年的薪资可能足以支付一年的学费。

次年，维拉也完成了城市学院的学业，她跟我一起进了柏克莱。现在我们必须设法应付两人的学费，她在中国城法律事务所的收入不够开支。

在此时期，雷诺也同一年完成电子学职业课程。电子是个新学门，半导体几年前才被发明出来，它是电子革命的先驱。雷诺轻而易举地在生产录音带装置的先锋--安培公司找到一份工作。

「不用担心你们的学费，」雷诺对我们说：「我的薪水付你们的学费绰绰有余。你们不会相信：他们付我的薪水，即使我努力花都花不完。」

有了雷诺的帮助，我们现在只要专心在课业上，所以能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学业。我们决定住在校园附近。

「你怎么付得起一间公寓的房租？」新管家阿诺问我。此时，麦高文家的全部员工都已换人。芬兰厨子和法国管家已被一对年长的夫妇取代。阿诺曾在印度，后来又在尼泊尔的英国殖民政府作过高官直到退休。他们习惯了被服侍，也有过自己的佣人、厨子和司机，他的车子是由尼泊尔挑夫用肩膀扛进尼泊尔的。如今，他俩毫无抱怨地为麦高文家服务。「伟大的人，不论际遇的穷通，都不改他高尚的品格。」阿诺对我说。噢，这正是我妈对我说过的话。然而，说是一回事，要付诸实践是另一回事。不像我正在人生的阶梯上逐步爬升，他们却是反转向下地收缩原有的生活方式。这需要勇气。所以我一直寻求他们的建议，多过于麦高文家的人。

「我在距离学校一个街区的海斯特街电报局转角找到一间房的公寓，和我以前就读城市学院时的朋友曹亨利和珍分租，他们是兄妹。」

「我的天！四个人共享一间卧房的公寓？两男两女？全挤在一个房间里？」这位英国老绅士震惊地问我。

「卧室让给珍，维拉会用大到够摆进一张床的衣橱。亨利和我在客厅共享折迭床。我们在厨房用餐，那里有一张桌子，四把椅子。刚刚好！」

「你们在哪里做功课？」

「即使我们有较大的公寓，这地方也不适合读书。因为我们正好住在墨西哥餐厅和电影院的楼上，如果不是墨西哥流动乐队，也会是战争电影里的枪战，我们会感觉到来自地板下面的震动。至于做功课嘛，学校图书馆里有一个大型自修室，里面有大桌子和舒服的椅子，而且灯光明亮，又很安静。」

看来阿诺并未被我说服。「在这么拥挤的空间里，你们四个人之间免不了会有摩擦。让我给你一点忠告：在搬进去之前，先制订一些规则，包括你所能想到的所有细节。怎么分配家务，诸如做饭、洗衣和打扫。如何处理共同开支、怎么招待访客。全部写下来，就如同进行商业交易。你可能会嘲笑我的建议，但我保证，这会为你省下许多麻烦和日后可能的不愉快。」

现在到了该向麦高文家报告的时候了。这很困难，简直像要向我妈道别。以后，麦高文太太怎么把开出去的车子，从弯曲倾斜的所谓车道倒回车库呢？或许我应该在墙上安装一面宽视角的镜子。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她对我极度地支持。

「任何时候，只要你有任何需要，都要让我知道。不止是财务，我们在商业、政治和学术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力。麦高文先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越南密使，也是哈佛和牛津的董事会成员。」

多年来，我和麦高文家一直保持联系。多年后，我在报上看到彼得．麦高文被指定为西弗韦连锁店的总裁。麦高文先生退休后，彼得成为董事会主席。他在学生时代，老头子吝于给他零用金，但终究确实地照顾他们兄弟。彼得的大哥梅瑞尔．麦高文成为西弗韦连锁店的休斯敦区经理。当我写信向彼得道贺他被指派新职务时，在信末加上一句：「你需要理发吗？」

「说真的，我需要。」他回信说：「只是这次的理由是没有时间。」

柏克莱和城市学院完全不同。在城市学院，我们一下课就赶去打工，没人会随身带着沉重的书本；自助餐厅里除了食之无味的餐点，也不贩卖其他饮食。柏克莱校园里的学生则用携带厚书来为自己造型，男生直接把拿书的手垂放在身侧，女生则放在由腰部支撑的臂弯里；工程系的学生把计算尺佩带在臀部上，就像牛仔佩带六连发手枪。然而，我却没见过任何人正在读书，倒是看到他们在大楼周边闲逛、在草地上睡午觉、坐在咖啡店里，或站在肥皂箱上演说，批评学校和政府。在图书馆里，你会看见一些黑发的头颅一言不发对着长桌发呆。如果学生不研究、不阅读，那没课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大学校园生活肯定和城市学院不一样。出于好奇，我开始探索校园。

第一件事是去找一个免费用餐的场所。这里有不少兄弟会和联谊会会所，这是城市学院所没有的。亨利和我递补了一个女子寄宿公寓的洗碗三人组空缺，另外一个成员吉姆．穆迪主修中文，所以，从文化角度来说，我们是个中国团队。吉姆听力很好，韩战时，他在空军担任通译，负责监听中国飞行员和指挥部之间的通讯。

有了雷诺的帮助和用餐安排，我不必去打工。女生食量很小，所以我们存的钱足够支付两年的开销。其实，我发现柏克莱的学生很少在外面打工，研究生都有教学和研究助理奖学金，本科生也都有某种财务上的支持，比如父母、退伍军人法案或助学贷款。曹家兄妹是由父母资助的，他们的父亲在纽约经营订制服邮购，母亲作商品出口生意。

亨利和珍是上海人。珍有一张中国香烟盒里宣传画片上的美女面孔，所以当校园的中国男生开始来按门铃时，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有一天，其中一名男生想约珍出去，我们仔细核查了他的背景资料。

李念之是化学系的毕业生，他父亲是回归中国的文学教授，中国大多数文化人都读过他翻译的北欧小说《冰岛渔夫》。

李念之承诺在下午五点以前送珍回来。到了五点，他们没回来；六点钟了，还是不见人影；到了七点，我们开始担心。不到八点，我们争辩着是否该向警方报案。谢天谢地，终于在九点时，他们出现了。

珍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李念之带她去旧金山北边的休闲胜地俄罗斯河。他们租了一条橡皮艇，却又不太懂得怎么操作，只任由它在沙洲上打转。他们努力地又划又拉又推了将近一小时，还是无法让小艇脱困。眼看着天色渐暗，珍跪下来祷告。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船开始摇晃。她更用力祷告，短短几分钟，小艇就脱离了沙洲。

第二天在校园里遇见李念之，我为奇迹向他道贺。「奇迹？」他对我所说的话一脸茫然。接着告诉我他所经历的版本：他用尽力气划动、推拉了近一小时后，还是无法使小艇脱困。「我想起乔舒亚率兵绕行杰利科城的故事。心电感应发生了！好在珍开始祷告，我趁她闭上眼睛时，迅速脱下长裤跳进冰冷的水里，脚抵住河底一块坚固的岩石，然后背靠着小艇向着上游的一侧开始摇晃它。就在摇晃的时候，我心想：万一小艇翻覆了，那好，我就趁机来个英雄救美。你猜怎么着？摇了几下后，小艇自动从沙洲滑开了。你要说这是奇迹，那就算是吧。」

你当然可以说，在美国受教育是免费的，前提是人们追求的是知识，而不是那张所谓的文凭或学位。校园不以围墙或标志来定义，同时对学生和公众开放，并提供很多研讨会，你可以直接参与；甚至任何人都可以走进课堂，安静地坐在教室后面「旁听」教师授课。在中国，只有正式注册的学生才被允许进入教室。我就常常到维拉的课堂旁听。等胆子更大些时，我会旁听一些艺术课程。

还有一些亲近公众的领域，像兄弟会、女生联谊会、教师俱乐部，以及一些向持票者开放的区域，如剧场和露天足球场。由于现在有了一些时间和余钱，有一天，我买了一张足球赛门票，结果发现场上玩的根本不是足球。他们不是在地上踢球，而是从空中传球。接到球的人会直接向球门跑去，同时，球场上其他所有的球员会疯狂地全场奔跑、彼此互相阻挡。球场上也没有球门，整个球场的终端就是球门，甚至大多数时间都看不到球；球是隐藏在跑者的臂弯里。总结这场球赛，可从两方面来看：这是一群不遵守规则的孩子为某件事而打群架，或是一群罗马竞技场上的角斗士互相格斗。看球赛的观众好像对得分比球赛本身更感兴趣。我想，在爱国心的驱使下，美国人对主场球队的热爱超过了国旗。

在教室里，每堂课都是一次发现；每一本书都是传奇。

在英文课上，我们必须阅读很多书和写读书报告。我阅读的速度很慢，因而讨厌读书，却喜欢书写。雷诺刚好相反，他不喜欢写，阅读的速度却很快。所以我要雷诺来帮我读书，并向我作口头摘要，然后由我撰写读书报告。就这样合作了一学期。

第二学期的英文课完全不同，我们只研究一位作家--莎士比亚。刚读过阿瑟．米勒剧本《推销员之死》的我，被莎士比亚风格的台词震撼了。

「呵！这根本是一大堆废话，」雷诺快速地翻阅了一本说：「这既不是想象的作品，也跟日常生活无关。我完全无法理解，你最好自己读吧。」

这一来，我只好勉强自己去阅读。就在奋力把它读完时，我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它的写作风格和中国的平剧，或者说京戏的脚本相似，甚至在我看来，连对白都像是中国人说出来的。那些thou、thee，让我想起中文的你、您、汝、君…都只在指涉一个涵义--YOU。

当看到旁白时，我不自觉地笑了出来。「我打赌，这些一定是莎士比亚从京剧的舞台演出中挑拣出来的。」回想起战时在我就学的曾家堡看到的戏台，那种伸入庭院的建筑方式，就像伸入湖中的码头。当大多数观众闭眼聆听唱工时，有些地痞流氓和年轻地方官喜欢坐在舞台边缘，去调戏演员或跟他们说话。这些年轻的特权份子主要是对「女演员」感兴趣。在那个时代，表演属于社会最底层，不准女人从事这个行业，女性角色都由男性来扮演，也就是所谓「干旦」，而且成为传统延续到现代。

好奇心引导我超越指定的阅读作业，进一步去探究莎翁时代的历史、舞台设置和演出实践。

第一件令我感到有趣的是，我发现莎翁戏剧和京剧是属于同时代的作品，都是给一般民众观赏，而不是为宫廷演出的。京剧起源于长江流域中游地区，目的在发扬忠孝节义，因此，剧中所用的语言是当地方言，而不是官话。我无法理解它为什么会被叫作京剧。

后来，我考察剧场本身，很惊讶地发现：伦敦的环球剧场看起来像极了曾家堡庭院里的戏台，一样有着突出的舞台和环绕的包厢。两个剧场在地理上间隔着半个地球；在文化上，因东、西方截然不同的哲学思想而形成对立；在道德上，一个是教忠教孝，另一个是悲剧和罗曼史。它们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相像？

我更进一步探究，且惊讶地注意到：莎士比亚费了许多力气，让死亡的角色从舞台上移走；京剧舞台上的死者，却是自己站起来走下舞台的。演出莎翁戏剧的舞台会呈现故事的时代背景，京剧舞台上却是空空如也，取而代之的是在演员的戏服和扮相上下了很大的工夫。至于京剧中的动作，如上马或战斗，则是用台步和手势作象征性的表达。

我决定把我的发现写成期末报告「莎士比亚戏剧和京剧舞台的比较研究」。这篇报告引起了教授的好奇心，她不但把我的课程评等从C调高到A，还特别挑中我在课堂上向全班报告。

我到柏克莱时，已在城市学院修过一年法文，但对自己的听力还不满意，经常被连音搞得一头雾水，所以我选修第二年法文。我能读、能写，也说得很顺畅，读沙特的《Les Jeux sont Faits》(中译：游戏结束了)也不成问题。但一学期下来，我还是很难听清楚会话中的所有词汇。到了期末考时，教授以口授试题取代分发纸本，这给了我致命一击，所以我决定尝试其他语文。

我在中国时接触过不少俄国人：我的马术教练是哥萨克人；我的舞蹈老师是一位来自莫斯科的俄国女士；我最要好的打鱼伙伴之一，是来自哈尔滨的俄国人，还先后有过两位俄籍轮机长，而且曾经跟一个蒙古人学过俄文，所以我决定选修俄文。俄语没有连音，每个音节的发音都清清楚楚。

史普尼克号进入太空已经一年多了，俄国人仍被又妬又羡又竞争地仰视着。学期末，有三名俄国交换学生从苏联来到柏克莱校园，我立刻跑去找他们测试一下我的俄语。

“Zdravstswitché!(你好)”我问候他们。

他们用连珠炮式的俄语回应我，快得使我听不清原本熟悉的每一个字。我只好试着用小时候在中国跟俄国小孩一起玩时的措词：

“Ya，”我指着自己说：“Mala kutché， da va nuetché”

他们个个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Nisinki”我又一次指着自己。

他们都放声大笑起来。

接下来，我感觉肩膀被许多直立起来的西伯利亚熊抓来抓去。

「好小子，你从哪儿学来这么糟的用语？」

我想，就像我想说俄语，他们也渴望练习英语。我耸了耸肩。

“Niye snaayu.”

“Harasho!”我终于得到一句俄语的响应。

“Droog-a-droog?”我说。

“Da， da， 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