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聊斋志异》的基本倾向是进步的，但书中也掺杂着大量的封建糟粕。这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中落后的一面。

蒲松龄一方面是社会罪恶的无情揭发者，另一方面又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可厌的说教者。他看到了社会的某些黑暗现象，但是找不到病根，更不知道怎样疗治，当他为社会的弊病开药方的时候，不免落入封建伦理道德的老生常谈。蒲松龄树立了许多恪守封建道德的样板，想用“三纲五常”挽回浇薄的世风。如《邵女》虽然揭露了封建家庭内部的腐败，但小说里的正面形象邵女却是一个逆来顺受、忍辱偷生的妇女。她甘心忍受悍妇金氏的虐待，说：“身为贱婢，摧折亦自分耳。”对于这种安分守己的奴隶哲学，蒲松龄是大为赞赏的。又如《珊瑚》，写安大成妻珊瑚不容于恶婆婆，安认为“娶妻以奉姑嫜，今若此，何以妻为？”将她休掉。而珊瑚自己也认为“为女子不能作妇，归何以见双亲？不如死。”很明显，在这里作者所提出的妇女做人的标准，正是程朱理学的“夫纲”、“妇德”，他所宣扬的恰恰是封建的等级名分。此外，在《孝子》、《青梅》、《陈锡九》、《田子成》等篇中，作者大肆宣传孝道。在《土偶》中，宣扬妇女守节。在《申氏》中宣扬“义”，说：“人不患贫，患无行耳。其行端者，虽饿不死；不为人怜，亦有鬼也。世之贫者，利所在忘义，食所在忘耻，人且不敢以一文相托，而何以见谅于鬼神乎！”《田七郎》写一个猎夫舍身报“恩”，宣扬那种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义气。这些都反映了作者浓厚的封建道德观念。关于这一点，清代的一些评论者已经看到，并交口称赞。冯镇峦说：“聊斋非独文笔之佳，独有千古，第一议论醇正，准理酌情，毫无可驳。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愚顽。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省，更为有关世教之书。”（《读聊斋杂说》）

《聊斋志异》还宣扬了佛道迷信思想、因果报应观念和宿命论思想。作者笔下的花妖狐魅、神鬼仙佛，并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的手段，他确实相信它们的存在。贪官污吏的狂病身亡；孝子贤妇的得福延寿；穷苦士人的发迹升官；阘茸丈夫的受虐于悍妇，蒲松龄一概用因果报应和宿命论来加以解释。所谓“人生业果，饮啄必报”（《江城》），“人生苦乐，皆有定数”（《李八缸》），这类话在《聊斋志异》里屡见不鲜。《毛狐》末尾异史氏曰：“非祖宗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这种说教只能引导人民安于现状，取消斗争，甘心忍受压迫，就像邵女忍受金氏虐待时所说的那样：“自顾命薄，聊以泄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尚有满时；若再触焉，是坎已填而复掘之也。”至于《蹇偿债》写一个长工欠了地主的债，死后变驴偿还，就更为反动了。此外，《画壁》等篇宣扬色空观念；《菱角》等篇鼓吹佛法无边；《成仙》等篇向往求仙得道，都是引导人们逃避现实，放弃斗争，也应加以批判。

即使在那些体现了批判精神和进步理想的作品里，也不同程度地混杂着封建的糟粕，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局限。他对于政治弊端、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揭发和批判是有力的，有时还表现出极强烈的义愤。但这一切只是局限在不触动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范围之内。尽管他比较广泛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吏的种种罪恶，但不可能认识到人民大众受苦受难的根本原因是不合理的封建制度，而贪官污吏正是它的必然产物。蒲松龄认为铲除了狼官虎吏，就可以出现清明的政治，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所以他为社会所开的药方就是“惟翘白首望清官”，把希望寄托在施行“仁政”的清官身上。《席方平》中的二郎神、《考弊司》中的阎罗王、《公孙夏》中的关帝君，便是这种清官的神化。其实，在封建社会根本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正直和仁爱。蒲松龄反对土豪劣绅，但又宣扬那种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好地主，像张不量之类乐善好施的“善人”。似乎只要清官代替了贪官，善良的地主代替了土豪劣绅，社会矛盾就可以解决了。因此，他反对农民起义，反对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斗争，维护封建皇帝的专制统治，而只赞成用告状、行刺的手段，进行局部的斗争。蒲松龄揭露和批判了科举制度的弊病，但还没有对它进行彻底的否定。他常常把中举做官作为一些故事达到大团圆结局的契机，一旦得了功名，各种矛盾都得到了解决。蒲松龄虽然批判了封建礼教，肯定了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行为，但往往又把封建的贞操观念与爱情专一混淆起来加以肯定。他对男人纳妾、狎妓津津乐道，美化一夫多妻制，也是封建地主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那些所谓“情痴”、“情种”的恋爱故事，在当时虽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抽象的爱情，蒲松龄理想中的爱情仍然浸透了封建的门第观念，本来就带有许多落后的成分。今天的读者如果不加批判地欣赏那种“才子佳人”的爱情，相信什么“爱情至上”的力量，是十分错误的。至于其中那些色情的淫秽的描写就更为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