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昭帝：两千年前的一场争论

在汉武帝的丰功伟绩成为历史之后，在汉昭帝刘弗陵和汉宣帝刘询时代，汉朝进入了另一个稳定阶段。历史上把这个时期与“文景之治”并称，史称“昭宣之治”。

汉朝在汉武帝之后没有步入财政旋涡，而是获得了第二次新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汉武帝晚年已经放弃耗资巨大的战争游戏，财政的额外支出得到了控制。战争和养官是政府最大的两项财政支出，战争停止，政府的花费就得到了控制。

第二，汉昭帝和汉宣帝两位皇帝，特别是出身贫苦的汉宣帝，重新提倡节俭，舍弃奢华的宫室和大规模的礼仪活动，节省了皇室支出。[24]

第三，对于民间经济来说，幸运的是一次农业革命正在进行。汉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大力推广代田法。在此之前，由于土地的肥力不足，人们往往需要采取休耕的措施，典型的休耕有三块土地，每年耕种其中的一块，让另外两块抛荒积攒地力，三年轮一遍。而赵过则提出在一亩地里挖三条垄沟，每年在其中一条里种粮食，另两条留着积攒地力。如果土地肥沃，还可以每年种两条留一条。用这种方法种地，每一亩比起以前可以多收一石粮食。

另外，这一时期也是耕牛逐渐普及的时期，许多地方用牛力来代替人力，获得了更高的收成。赵过改进了犁的构造，一头牛可以拉三个犁头，大幅度提高了耕种的效率。[25]

赵过的农业革命进展很慢，最初只局限于关中地区，之后慢慢向外扩散，到东汉时，农业革命仍然在继续。精耕细作提高了产量和效率，从而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改善。

不过，由于汉朝的官僚体系已经膨胀好几倍，对于盐铁工业的垄断也一直持续下来，经济不可能完全恢复到文景时期的繁荣。

在集权王朝内部，有以下两条规律在交替发挥作用。

第一条规律是，一旦政府放松控制、削减财政开支，社会经济会立即出现反弹。

第二条规律是效益递减规律。在制度建立初期，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往往能得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是在朝代中后期，使用同样的政策，效果却要打一个折扣。

在朝代中后期，复杂的利益集团已经成型，特别是官僚人数的膨胀，即便中央选择让利，这一部分利益也不见得能够进入老百姓口袋，而是被中间的利益集团截留了。

昭、宣两位皇帝的改革必须在汉武帝已经设好的框架下进行。这时，政府的养官成本大大增加，由官员带出的利益群体数量则呈几何级数增加。

在汉初，官员不插手经济运营。后来，官员以私人身份涉足商业。而自汉武帝卖官之后，官员和商人就彻底合流了。如果这时候再让官员从商业中退出来，不仅不可能实现，还会引起激烈的反抗。

汉昭帝时期，由于主政的大臣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而霍光又是汉武帝指定的托孤大臣，所以政策还不能与汉武帝时期背道而驰，只能打着汉武帝的旗号来换上一些不同的内容。

正是在汉昭帝时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争论。

随着经济的好转和农业的进步，汉昭帝时期逐渐出现新气象。崇尚自由经济的人们在新气象的鼓舞下，开始憧憬更大的改变，期待皇帝能够做出根本性的变革，彻底回归文景时期，将汉武帝建立的官营经济体系废除掉。

人们的心中仍然认为政府不应该参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应该恢复小政府的状态。

这场国家和民间的大争论发生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一个叫桓宽的人将当时的辩论记录整理成《盐铁论》一书，此书幸运地流传到了今天，我们能够通过它来了解争论的许多细节。《盐铁论》也让现代人意识到，古代和现代的相似性比人们所能够想象到的还要多，而现代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两千年前就有了雏形。

当年，汉昭帝为了了解民间疾苦，让各个郡国推荐了数十位贤良文学，也就是民间的社会贤达，到朝廷来反映民间问题。这些人果然不负众望，一到京城，就将民间的问题和盘托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罢黜盐铁专卖、还利于民的建议。

与此同时，汉武帝时期功劳最大的大臣桑弘羊仍然在朝，当贤良文学们控诉他亲手制定的政策时，桑弘羊自然坚决不同意，跳出来辩白。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辩论场如同战场，讲究刀刀致命。[26]

桑弘羊的基本观点只有一个：财政需要。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政府必须从商业上获得收入，否则就会破产。[27]而与他辩论的贤良文学们都来自民间，对于政府财政问题不甚了了，对于民间发生的事情却更为了解。他们最能感受到汉武帝政策给民间带来的困扰。但这些人在理论功底上比桑弘羊差很多，说不过别人，就搬出“政府要以德服人”[28]，或者“政府要回归儒家传统，不要与民争利”，甚至强调要重本抑末，以为问题出在工商业上面，[29]没有看到工商业并没有罪过，而是政府控制工商业，才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后世的新派人物大都嘲笑这些贤良文学的迂腐。

包括明代最具反叛精神的李贽，在普遍“灭人欲”的背景下，他大胆地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将焦点从空洞的说教转回了民生。但由于他反对儒教过了头，看到贤良文学要回归儒家传统就来气，故而他在《藏书·富国名臣总论》中也认为桑弘羊的做法更加正确。而到了近代，相信“人定胜天”的历史学家更是把贤良文学们贬得一文不值，而把桑弘羊捧到了天上。

可是，人们没有注意到，虽然贤良文学们迂腐，看不到问题的真正原因，但他们揭示了集权社会的一个悖论：从理论上看起来很美好的事情，一到现实中就变了味儿。

比如，桑弘羊谈道，政府把制铁业收归官营，不仅可以扩大财政收入，还可以通过政府的管理来提高铁器的品质，保障人民的需求。因为政府的实力最强，它组织生产，自然能生产出最好的物品，比民间小规模生产的质量要高得多。这听起来很在理。

但来自基层的感受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由于人们需求多元化，各地需要不同品种和规格的铁器。而在以前，这些需求都可以通过遍布市场的手工作坊来满足。但官营制铁之后，铁器的种类反而大大减少，明显不利于生产。另外，一旦政府把某个行业收归国有，那么，这个行业生产的产品就会立刻涨价，让人苦不堪言。[30]

桑弘羊认为，盐铁官营有利于提高商品质量，这是理论上占优势；而贤良文学提出商品质量下降了，则是实际的经验。但后世人看待这个问题时，已经没有办法拥有古人的亲身体会，反被理论迷惑了。于是，官营企业能够提高产品质量就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神话，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被打破。

再比如，政府把铸币权收归官营，在大部分人看来都是好事，认为政府可以防止劣币出现，让货币的品质更高。但从基层的经验来看又是另一回事：铸币官营之后，政府的钱币也在慢慢减重，偷工减料。[31]另外，皇帝也将什么白鹿皮、白金当作货币，让市场更加混乱。

所以，抛开道德上的说教，贤良文学认为，政府的做法，一是抽取民间财富，二是扰乱市场，三是官商勾结，这三点更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

按照桓宽的说法，贤良文学在辩论中占了上风。[32]但这个说法未必正确。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次的辩论本应该成为事情的转折点，但结果却不了了之。汉昭帝只是象征性地废除了酒类专营，其余官营企业都没有被废除，官方垄断也没有解除。

盼望改革的人们都忽视了一点：一旦垄断建立起来，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这些官营企业时，就不可能放弃盐铁官营了。当非农收入占汉代总财政（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收入）的2/3时，政府可能放弃收益最大的盐铁收入吗？

西汉后期的皇帝也尝试过一次废除盐铁专卖。

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元帝继位，当年全国出现了大水灾。第二年，在曾经富裕的齐地出现了大饥荒。于是中央政府下决心不再与民争利，削减一系列政府开支，同时取消盐铁官营，准许地方撤销常平仓。这次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三年后，皇帝又悄然恢复了盐铁官营。[33]

这是西汉皇帝最后一次试图恢复到以前的黄金时期，但随后他们知道一切都已经不可能了。官僚集团只会膨胀，不会收缩，它已经绑架了政府财政，而财政收入不足，又必须建立官营体系来绑架民间经济。

官营制度之所以继续存在，是因为它给了政府足够的控制权，可以防止下层的反抗。而当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之时，官营产业的作用就更明显，那时，政府财政将依靠官营产业渡过难关。

一切都是在理顺关系，但在结构上，不会有太大的调整。这就是“昭宣之治”的思路。汉昭帝时期采取了很多补救式的措施，包括尽量避免新的战争，不主动找麻烦，重新强调休养生息的政策等。

汉宣帝时期继承了这些基本政策。汉宣帝还特别注意吏治问题，采取严厉的手段整顿吏治。虽然两位皇帝都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但最终，中央政府放出的权力都被下层的官僚捞去了，虽然也惠及民间，但由于官僚阶层的阻碍，效果大打折扣。自汉武帝以来，随着朝廷介入经济的程度加深，出现了不少官商勾结现象。如果要向民间放权，则必须击破这些中间层。

汉宣帝经过分析，认为是吏治出了问题，如果要进一步发展民间经济，必须整顿官场。汉宣帝的吏治整顿也并非汉代独有，一般到了王朝中期都会出现一个设法使吏治清明的皇帝，试图将王朝重新拉回正常的轨道。

但所有试图这么做的措施都只能暂时奏效。一旦放松了警惕，情况就会立即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