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随着工业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服务型经济在此基础上兴起。同时,价值链分工深化促使服务业从传统制造业中剥离出来,依靠模块化、专业化与外包化生产取得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与生产率增长。服务经济的兴起与繁荣促使当前全球化进程从“实物贸易全球化”转向“非物质贸易全球化”,以服务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正逐步形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后,世界经济虽有过短暂反弹,但整体上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且短期内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的状态,全球商品经济增速持续疲弱,进一步促使“服务经济”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方向,而主要工业化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和势头也证实了服务业和服务经济有潜力成为支撑全球经济平稳增长的新力量。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飞速发展,无论从就业吸纳能力还是增值能力来看,服务业当之无愧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国民经济的重心。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呈现迅猛上升趋势,而劳动力向服务部门大量转移是工业化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之一。图1-1是GDP排名前十国家的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份额。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就业人口份额一路上涨。截至2017年,以上国家服务部门吸纳了超过75%的就业人口,美、英两国更是超过80%,且已经进入稳定期。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服务业就业人口份额接近70%。从变化趋势上看,这些国家仍有提升空间。相比之下,巴西、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服务业就业人口份额相对较低,2017年中国的服务业就业人口份额依旧不足50%,印度仅为31.20%。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就业人口份额上涨幅度最大,尤其是2000年以后中国和印度的服务业就业人口份额分别提高了1.59倍和1.30倍,且具有大幅上升的巨大潜力。另外,尽管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各国普遍遭遇失业率急剧上升的困境,但服务业就业人口份额在此期间维持了继续上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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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GDP排名前十国家的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份额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整理。
除了服务业就业人口份额不断上涨,服务业的价值增值能力也保持了持续上升趋势。从图1-2 GDP排名前十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份额可以发现,当前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值份额普遍超过了65%。2015年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服务业增值份额分别高达75.65%、74.32%和73.99%,具有典型的后工业化时期经济结构从商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经济且第三产业得到充分发展的特征。2015年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份额超过了50%,具备了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的工业化进程中后期的典型产业格局。同样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巴西,服务业增加值份额与日本、德国、意大利较为接近,2015年达到了72.68%的较高水平。从变化趋势上看,主要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份额普遍呈现上升趋势。作为第一大发展中经济体,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份额由2000年的39.79%快速扩张至2015年的50.24%。第二大发展中经济体印度服务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份额经历了与中国高度相似的变化趋势,由2000年的45.08%一路高涨至2015年的52.93%。不同于中国、印度及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份额大幅上升的趋势,近几年主要发达国家基本进入稳定期,服务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份额只有较细微的波动,与这些国家服务业就业人口份额的变化高度一致。值得注意的是,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服务业增加值份额不降反升,在制造业遭遇重挫的情况下,服务业呈现蓬勃的发展态势,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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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GDP排名前十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份额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整理。加拿大因数据缺失较多,未呈现在图1-2中。
与此同时,服务贸易也呈现繁荣发展态势。21世纪之初,各国服务贸易额占GDP的比重非常低。2000年巴西、日本、美国服务贸易份额皆不足5%,即使服务贸易占GDP比重最高的英国、法国也不足15%。但是,近几年在全球经济形势较为严峻的态势下,多数国家服务贸易出现了逆势增长。2016年英国服务贸易占GDP之比超过20%,法国和德国分别达到了19.10%和16.85%,印度、意大利和加拿大也超过了11%。从变化趋势上可以明显看出,多数国家的服务贸易比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幅,全球贸易结构持续向好。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服务贸易与GDP之比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由2000年的9.49%降至2016年的5.90%。尽管服务经济距离“走出去”并成为推进全球贸易发展的强大动力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服务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强大的增值能力与就业吸纳能力将持续不断为产业创新与经济变革提供动力。图1-3呈现了2016年GDP排名前十国家的服务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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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2016年GDP排名前十国家的服务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整理。
价值链分工深化条件下,制造业将非生产性活动外包给专业服务型公司,促进服务业实现专业化模块式发展,服务业比重开始上升。在制造业生产模式转型背景下,制造业与服务业在产业关联上形成互动,市场对生产性服务需求的持续增加,进一步拉动服务经济发展。服务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服务业在增值能力与就业吸纳能力上的突出表现不仅促使服务业成为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区域经济繁荣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且越发深刻地改变着各国的产业和技术发展模式。服务业繁荣发展对制造业发展模式造成的最重要影响之一便是促进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和发展。早在20世纪60年代垂直专业化分工兴起之时,发达国家大型制造商为强化竞争优势开始了小范围的服务化变革。彼时新兴经济体利用垂直专业化分工契机实现迅速崛起时,发达国家逐步在传统制造领域失去竞争优势。于是,发达国家采取了“归核化”产业调整策略,将不再具备竞争优势的生产环节转移出去,只保留核心环节,从而实现了产品不同生产环节或工序在空间上的分离。研发、设计、品控、组织、营销、售后等服务性生产环节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通过模块化和专业化生产形成现代服务业,同时获得了规模效益和生产率提升,增值能力也大幅提升。发达国家大型制造商迅速察觉到服务化转型是制造业重获竞争优势的重要出路之一。这类高度专业化和外包化的现代服务业因具备智力要素密集度高、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轻等特点并迅速成为制造业至关重要的中间投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产自动化与智能化程度一再提高,制造业技术复杂度不断加深,促使生产过程对研发、设计、交付、安装、维护、升级等服务环节的需求日益提升,制造环节在整个价值链中所占比重和重要性日趋下降。融入制造业后,现代服务业又凭借在其提升产品性能、产品差异化程度、增值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促使制造业进一步加大服务的中间投入,导致各国制造业中服务投入和服务产出的比重不断提高,逐渐引发全球范围内“制造业服务化”调整与变革现象。尤其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日益融合,制造业服务化生产模式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
二、问题提出
早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制造业便呈现出服务化变革特征,在服务业和服务型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服务生产网络兴起,大量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出现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大幅提升的现象。随着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实施服务化发展战略,制造业服务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和制造业服务化范围不断扩大,那么,这种以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的产业现象究竟对各国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评判制造业服务化生产模式的“得”与“失”,为制造业企业微观战略调整及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制定提供现实依据。而当前围绕制造业服务化现象的研究多集中于制造商如何实现生产转型、企业创新产品设计、客户关系管理、服务化生产模式对企业竞争力、企业绩效和利润的影响等方面。作为制造业服务化的探索性分析,以上研究多基于具体案例,分析该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变革对特定制造业企业某些方面的影响,而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显然存在不足。
尽管如此,各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对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多有强调。通过政策支持和机制设计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政策规划内容。例如,中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深化专业化分工,加快服务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上述表达中“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便属于制造业服务化的范畴。中国“十三五”规划中进一步强调“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强调了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性。在此之前,发达国家早已推出旨在促进制造业向服务价值链延伸的一系列法案与政策。例如,美国于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等法律法规,目的在于规范现代服务业发展;后来,美国又出台了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旨在促进制造业向着体现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服务化方向发展。日本于2009年通过长期信息技术发展战略,试图应用数字化技术强化现有产业竞争力且培育新兴产业。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试图建立信息物理系统以实现智能化生产,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芬兰将“服务业与服务创新”作为政府政策制定的重点,旨在利用服务业构建新型竞争力,通过部署创新制造、创新服务、创新运营模式引导和支持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以上宏观政策和战略体现了各国通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试图抢占新一轮产业发展制高点,以此打造新形势下制造业竞争的新优势。
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的嵌入能够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且通过产业关联互动效应提高制造业生产率,而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不仅是制造业在商业模式上的创新,更是制造业在生产模式上的重大革新,有助于重塑竞争优势,实现价值链重构。尽管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但是关于制造业服务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新一轮产业变革与科技革命开始孕育,产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稳增长”和“调结构”成为主要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两大议题。相比之下,工业深化发展造成的社会需求结构、产业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和资源配置模式等多方面的变化导致各国更加重视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事实上,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以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为特征的产业发展浪潮,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精细化的需求结构变革,以传统产业为主到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相结合的产业模式变更,从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可持续性增长的经济模式转变,以及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全球资源配置模式的改变,无一例外对经济结构和产业优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无论是美国、德国等发达经济体推出“再工业化战略”等致力于促进高端制造业回流、完善创新体系、提升工业竞争力的计划,还是东亚等劳动力资源丰裕型国家凭借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市场的举措,亦或是中东、拉美、非洲等能源原材料生产国在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下着力于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的努力,无不体现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力求通过新一轮产业升级换代浪潮提升全球分工位势,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紧迫要求。此时,若一个国家不积极寻求产业结构改革升级,而是长期徘徊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其结果必定是被边缘化,最终失去全球竞争话语权而惨遭淘汰出局的命运。
然而,产业结构升级作为各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政策重点,不仅内涵丰富且具备周期长、过程曲折、经济影响深远巨大等特征,更有可能在升级过程中出现“断档”风险,在其他国家冲击下失去原有优势产业而又未能迅速形成新型优势产业,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升级中断并引发经济衰退。那么,利用当前服务经济繁荣发展、服务生产网络逐步形成的契机,推进服务业与制造业互补性融合,促进制造业服务化生产模式变革能否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向?服务化作为一种新型制造业生产模式,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机制或路径又有哪些?为回答以上问题,本书在系统性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全面细致地考察制造业服务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以此揭示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体而言,本书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1)系统地回顾和梳理制造业服务化相关文献和理论成果,理清制造业服务化的内涵,明确服务化模式的主要特征,认为制造业服务化推进过程既是制造业实现高端化、复杂化、多利化发展的过程,也是制造与服务互补性融合、实现“产业软化”的过程。随着制造业服务化范围的不断扩大与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这种以产业互补性融合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变革,极有可能对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经济结构优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服务化生产模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既为后续研究提供经验借鉴,也是对制造业服务化相关研究的一点补充。
(2)基于三次产业之间结构优化视角,对主要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和关键特征进行分析,总结经济发展各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的不同特征。利用优化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测算并分析主要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特征和现象,期待对主要国家产业结构发展现状取得全面认识和把握,且通过比较国际对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现状进行清晰的识别和定位。
(3)构建计量模型,利用世界主要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就制造业服务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实证检验,量化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同时,利用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对影响机制进行有效验证。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利用时间序列数据与协整分析法,就制造业服务化与中国整体层面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分析。利用中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层面面板数据,就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进行实证考察。
(4)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本书针对如何利用制造业服务化变革契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尤其对与中国处于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相似阶段的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三、研究意义
制造业服务化已经成为一种全球趋势。然而,以往针对制造业服务化的研究多集中于服务化生产模式下制造业企业的战略选择、创新产品设计、转型路径面临的挑战等方面,针对服务化经济效应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部分文献探讨了制造业服务化对特定制造业某些方面的影响,针对服务化生产模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还非常缺乏。随着服务化程度不断提高和服务化范围不断扩大,其经济影响可能会突破实施服务化变革的制造业企业本身或制造业产业范围,进而对宏观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与此同时,“调结构”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实现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政策议题和宏观规划内容。而制造业服务化本质上是一种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的产业融合现象,这种融合造成了“制造业软化”[1]。在此背景下,本书从制造业要素投入结构服务化转变视角,探讨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统性分析服务化模式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试图从当前制造业领域最重要的生产方式变革中寻找一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新思路。因此,本书研究具有以下几点重要意义。
(1)理论意义在于:①虽然目前在产业结构升级领域已有较多的研究,且制造业服务化现象近年来也获得了学界一定的关注,然而关于制造业生产端服务化变革现象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本书从制造业服务化的理论内涵出发,以制造业要素投入结构服务化转变为视角,分析制造与服务融合的新型生产模式对宏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这是对以往主流产业结构升级理论文献的拓展。②在总结基于结构优化视角的产业结构升级内涵基础上,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角度分析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且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核算指标。通过现状分析与国际比较,对世界主要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进行详细分析,重点分析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特征。③在制造业服务化理论框架内,从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技术创新效应、服务消费需求效应等角度分析服务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本书通过影响机制的探讨,揭示制造业服务化生产模式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深层原因,为各国产业结构发展现状提供新的解释。
(2)现实意义在于:①在信息化和大数据高度发展的21世纪,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促使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变得愈发重要,传统生产模式的服务化变革成为制造业保持产品差异性、稳定客户群、应对环境管制及获得持续竞争力的重要选择。然而,当制造业服务化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全球现象时,深度分析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从宏观上能够为一个国家制定产业优化政策提供有益参考,有助于各国分析和总结过去服务化模式建设中的优点与不足,为今后宏观规划、政策制定和战略调整提供依据,对后发国家和企业把握契机获得更好的发展具有参考意义。②本书摒弃以往研究中采用特定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案例分析法,采用标准实证分析技术,结合全球和中国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此获得更具现实意义的研究结论。③在跨国分析基础上,进一步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对中国整体和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服务化发展现状与产业结构升级现状进行准确判定,且结合中国各地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因而既能把握主要国家的宏观差异,又能对中国各地差异进行控制和识别。从国际分析与比较出发,最终落脚于中国,为中国借鉴发达国家相关经验解决服务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更加具体和更加具有操作性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