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核心是中国价值观念

关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关于我国的对外传播，文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考虑到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的便利，我们不再就这些方面的具体成果进行概述。本课题的“专题研究”部分，有若干具体的、经验性分析和总结。这里只想就关世杰的研究成果做一介绍，期在从中引出问题，为我们的理论研究设置一个背景与基础。

关世杰研究的成果基础是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研究”、文化部“新时期中国文化海外影响力评估”课题成果的综合。是目前所见关于这一课题最详实、最具系统性的成果。这是一个包括四步曲的完整研究：首先设计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理论框架和评估体系，然后设计出包括50多个针对美国、俄国、德国、印度、日本、韩国、越南、印尼的《中华文化印象调查》问卷，再次是通过国际抽样调查公司运用网络“在线可访问样本库”的调查方法于2011、2013年，对上述八国进行大样本问卷调查。最后，对所获取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中国文化对八国民众影响力的结论。在“中华核心价值观在海外的共享性”项目中，课题组精心遴选出仁、恕、孝、礼、义、和而不同、天人合一、集体主义、以人（民）为本、共同富裕、和谐世界11项核心价值观。根据2011年在美、德、俄、印度和日本的调查，结论是：中华核心价值观在五国有部分共享性，在各文化中的共享层级不同，“仁”“义”在五国文化中是共享的价值观，共同富裕、人以（民）为本、集体主义为不共享价值观，被选频率低于50%。根据2011年的经验，2013年课题组在对日本、韩国、越南和印尼调查前，在中华核心价值观中增加了“社会责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代表“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数据分析结果是：中华核心价值观在四国有不同程度的共享性，在各文化共享层级不同，有十项中华核心价值观在四国具有共享性，“集体主义”和“天人合一”为不共享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次的4项为共享价值观，社会层次的获得全部赞同，公民层次的获得全部赞同。关于中国梦的三个核心理念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四国受访者均有较高赞同度，但在各国层级不同。其中“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为四国共享，但“国家富强”在四国不共享[18]。

关世杰这一研究“涉及中华文化范围之全面和具体，为研究中华文化对受访国的影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19]。从理念到问卷、从分析到评论，均取客观严格的态度，其成果可望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权威性。这一研究的结论，与我们的常识比较接近。比如11项价值观中，美国受访者不足50%赞成的价值观有4项：以人（民）为本、礼、集体主义、共同富裕[20]。这一结论具体显示了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而它们在日本、韩国、越南和印尼中获得的赞同，又反映了这些东方国家在文化价值观上与中国的接近。然而，关世杰的研究也有局限。其一，价值观的主观性很强，不但不同的文化传统、国家制度，就是受访者的个体的价值取向，甚至受访时心态等，都会影响其判断。仅仅若干数字，只能反映部分的真实。其次，关世杰课题组所说的“中华核心价值”，主要是他们挑选的11个关键词，受访者面对的其实是抽象的概念，但实际上，价值观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与中华文明的历史，特别是与当代中国的崛起直接相关。所以这种研究，比较像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调查，而事实上，对价值观的评价，始终离不开价值观所导致的民族文化与国家建设实践。

也就在关世杰这项研究的前后，西方的一些重要学者也对中国价值观进行了分析，其所得结论与关世杰的研究并不符合。在关世杰之前，有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他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就并不友好：“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一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会（朝鲜、韩国、越南）。”“因此，‘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21]亨廷顿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认识有片面性，把满、藏、疆等划在中国之外，更是错误。而更重要的是，他基本上把中国的“天下观念”理解为一种扩张，进而把当代中国援助发展与此一扩张性文化传统联系起来，得出中国是美国或西方的对立面的结论。在关世杰研究之后，提出“修昔底陷阱”的另一个美国国际关系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还在重复亨廷顿的观点：“在中文里，‘中国’一词的意思是‘中央王国’。‘中央王国’不是指在其他的、敌对的王国中间，而是居于天地之间的所有王国的中间。”艾利森认为，中国崛起后，这一传统再次恢复：“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西方思想领袖欢庆‘历史的终结’，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取得了明显的胜利，一些观察家相信中国也走上了民主政府的道路。然而，今天中国很少有人会说政治自由比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豪感更重要。”[22]当然，亨廷顿、艾利森都不是关世杰所调查的美国民众、大学生，而是对美国政策的影响的“策士”，他们更多是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立论的。

但亨廷顿、艾利森的观点提醒我们，对中国价值观的任何研究，都不能就观念谈观念，而是要把这一观念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联系起来。价值观是文明和文化的根本，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价值观。在现代世界，每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国家，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有言：“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23]价值观是一个文化群体的集体信念，是一个国家的精神血脉。我们可以用若干基本概念来表述价值观，但价值观之为价值观，却在于它作为生活的规范、行动的标准和追求的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24]我们当然不能以此来要求外国的普遍民众都能明白这个道理，但作为学术研究，却必须坚持这样做。传播中国价值观念不只是一个文化/学术课题，也是一个国家/政治课题。这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综合国力明显提升后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当然表达，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崭露大国风采、发挥大国作用的内在要求。近十多年来，中国在对外传播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和进一步完善的可能，有必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以卓有成效地传播中国价值观并使之在全球发挥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