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话语及话语体系

“话语”（discourse）首先是一个语言学概念，它是指被使用的语言，即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包括说什么，如何说以及所说的话所具有的社会后果。在这个意义上，话语说是“言说”，就是被使用的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包括特定的说话者、对话者、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

话语及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有关。语言不只是人类使用的一种表达工具和交流媒介，而是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先验性存在”：人类对世界、自我与他者的所有理解都是在语言中进行的，人类社会是依靠语言而沟通整合的。一旦人们意识到概念、思想和知识不能离开语言而独立时，“语言”便开始排挤原来的议题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主题和基础。比如在哲学中，分析哲学的一个共识是，哲学不应再致力于描述世界，而是描述我们用来对世界加以分门别类时使用的概念。因此“哲学可以视为某种高层次的谈论或谈论的谈论。简言之，哲学思考的是思考方式，哲学谈论的是谈论的方式。”“对我们使用的种种概念进行分析，归根结底又是对我们所在的世界的分析。只要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对其意义的分析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分析。”[2]所谓“语言学转向”，一方面意味着语言独立于它所指称的对象而自有其意义结构，意味着语言学是人文科学的“元科学”，意味着此前的文化论说必须经过语言学的转向才能获得当代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语言独立并不意味着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脱节，相反，语言不是透明的、中立的、无立场的中介物，而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文化观念、一种自我建构，它制约着世界如何理解、社会如何建构、文本如何生产、权力如何实施的过程。所以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说：“如果我们企图涉及一切表明过去五六十年间哲学家对语言发生兴趣的研究，就不得不涉及我们时代的几乎全部哲学成果。因为这种对语言的兴趣，是今日哲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3]

20世纪与语言学有关的所有理论，几乎都需要从费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开始。这位结构语言学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区分了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前者是本质的、自律的、第一性的形式系统，后者是偶然的、从属的、第二性的语言使用；前者作为客观的规则体系和符号结构，一个是语言科学的研究对象，而后者则因其个体性、具体性而只能使语言学陷于混乱。索绪尔指出：“语言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一机能所采取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语言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不能独自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4]“言语”作为遵循规则体系的语言使用，具有个体性、具体性和现象性。“整个看来，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无论言语如何变化多样，它都必须纳入一定的语言规则系统中才能获得意义。要言之，语言是潜伏在言语下面的规则系统，言语是语言的表现形态。语言/言语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形式/内容、稳定/变化、社会/个体、本质/现象等。显然，语言之于言语具有优先性，而揭示言语活动背后的规则体系，就是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利科就此评论说：索绪尔“从语言中删除了声学和心理学的‘内容实体’，使其只限于是‘形式’，即在诸单元间的纯区分性的、对比性的关系，不论这些单元是因素还是词汇的意义。为了理解这些单元的系统的相互依赖性和统一性（它们构成了语言），他把同时性语言学（这种语言学研究在任何时间进入系统的诸单元）从历史性语言学（它研究从系统的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变化）中分离出来。”[5]索绪尔的语言是一个无主体、无历史、无内容的形式体系，是一个稳定的、封闭的、自律的结构系统。这种“语言”只受制于自身系统中相关因素的变化与调整的影响，而与外部世界包括使用它的人没有关系，但它又决定着“言语”活动的成败。

把索绪尔语言学全面引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法国结构主义，也强调语言之于言语的优先性，把言语从属于语言，试图从语言中发现支撑人类一切社会与文化实践并成为其基础的符码、规则和体系。结构主义的科学化，付出的是无视语言运用中互动与对话的特征、抛弃说话“主体”的代价。由此形成的“语言转向”是一种脱离言语主体、无视言语情境，仅对对象的语言模式进行抽象的、静止的结构分析，具有自觉的形式主义、文本主义、逻辑主义的特征。如果说索绪尔在语言学领域推动了关于语言系统的研究，却又引导语言学家脱离了对语言运用的研究，那么，当结构主义以此来广泛研究人类文化现象时，这种形式—逻辑的理念与方法就更显得无能为力了。正因此，索绪尔语言问世不久，语言学界就开始了“话语转向”（Discursive Turn），它们强调，语言只有在情境中才有意义，因而开展了对语境、主体、功能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法国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被认为是“话语语言学”的奠基者。

在结构主义盛行的时代，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始终关注主体与语言的关系，注重语言与历史、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他认为，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仅仅适用于语言的音素、形素、词素等基本单位，一旦上升到比词素更高的层次，即句子层次，结构语言学的严密性和普适性就受到质疑。在他看来，句子是一个分界线，是从索绪尔的符号—语言系统进入话语世界的分界线。“句子，一个无限变化不能确定的创造物，恰恰是人类活生生的使用中的语言。我们以此为依据得出结论，通过句子我们离开了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领域进入另外一个领域。在这里，语言是作为交流的工具，其表达方式就是话语。即使他们存在于同样的现实空间，这儿确实有两个不同的领域，即便它们的道路始终交叉，但它们却引发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学。一方面，存在着的是语言，它是一种形式符号的集合，通过严格的秩序来确定，以类别来排序，用结构和系统来组织。另一方面，存在着的却是一种活生生的交流中的语言。”[6]关于语言的语言学以形式符号为基本单位，关于话语的语言学以句子为基本单位。句子是一个完整的语言单位，有意义与指涉两个属性，只有在指涉某一特定情境时，交流才能进行。语言的实际运用就是陈述（enonciation），在陈述之前，语言只是潜在的可能性，一旦说话者进入陈述之中，“语言就在话语时位被实现了，它来自一个说话才，以声响的形式到达受话者，并引发了另一个陈述作为回应。”[7]所以陈述意味着从语言到话语的个体转化，每一次陈述都是一次或显或隐的交谈，交谈者可以是真实的、个体的，也可以是想象的、集体的，无论如何，它都预设着说话者即“陈述的来源”与受话者即“陈述的目标”在场，它们可以轮流充当陈述的主角，共同构成“对话结构”。

本维尼斯特进而区分了“历史陈述”与话语。历史陈述（histoire）就是故事，它仅限于书面语，而话语却包括各类口头语，如交谈、演讲，也可以是借鉴口头话语的表达方式与意图的书面作品，如书信、回忆录、戏剧等。由于历史陈述是关于过去发生的事件的讲述，所以通常使用过去时，而话语对动词时态的使用却更为自由，所有时态都加以使用。第三个差异在于人称使用。在历史陈述中，说话者在叙述过程中并不介入，仿佛是事件在自我讲述，只有第三人称贯穿始终。而话语则可以自由使用所有人称。同样使用第三人称，历史陈述中的第三人称没有任何其他人物与其对应，但话语中的人称“我/你”与非人称“他”对立。把话语与历史陈述相比较，目的是为了更好把握话语的意义：它“预设一个说话人和一个受话人，而前者有意以某种方式影响后”[8]。具体地说，说话人以第一人称“我”指涉正在说话的自己，又在自己对面树立了一个他者，即受话人“你”。因为“你”只能在由“我”设置的情境内被构想，所以“我”相对于“你”有超越性，而“你”也总是以某种方式回应着“我”。

本维尼斯特在话语理论上的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明确地提出了话语的主体性问题，把“人”带进语言学中，把语言带入使用过程之中。他不同意“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这种抽象的说法，认为此论割裂了人与语言特性的关系。实际上，人只有在语言中并凭借语言才能确立其主体身份，语言的使用构成主体性的基础。所谓“主体性”，是指说话人将自己视为言说者“我”的独一个体的情况下把语言占为己有，自立为主体的能力，是“语言的一个基本特性在人身上的体现”[9]。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主体只有通过言语活动并在言语活动中存在，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二是每个说话者在自立为主体的同时都把自身称为“我”，且预设着另一人称“你”的存在，人称这种“极性”（polarite）构成言语活动的基本条件。在此意义上，言语活动只有在把言说的“自我”确认为主体时才能存在。“语言使主体性成为可能，因为它总含有适合主体性表达的语言形式，而话语则引发主体性的显现，在为它由离散的时位构成。”[10]正如索绪尔所说的，语言是一整套形式，这些空洞的形式与“现实”无关。比如人称代词“我”在语言形式中只是一个词汇材料，而不指称任何实体。只有在说话人通过语言行为运用语言时，即只有在话语中，它才能在某个特定的话语时位上自立为“主体”。换言之，说话人只有在与某个他者交谈时，才会自称为“我”并预设着外在于“我自己”的“你”的存在。“我”“你”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但“我”“你”可以互换，当受话人“你”自认为“我”的时候，原来的说话人“我”也就转化为受话人“你”。这样，所谓“话语”就可以因“我”“你”的辩证关系而重新定义：话语就是“由言说的人在主体间性的条件下承担着的语言，也只有在这一条件下，语言交流才成为可能。”[11]

这就是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评论的：“这个纯粹的语言学家，其研究对象表面上属于超验的普通语言学，实际上在把握语言的时候从来没有脱离开与语言相伴相生的那些东西：劳动，历史，文化，制度，总之所有构成人的现实之物。《印欧语体制机构词汇》，对施动名词的研究，以及对动词前缀prae和vor的研究等等，这些著述改变了语言学这一学科的面貌，完成了打破学科分界的颠覆运动，使得一门尚无定名的新科学出现在地平线上。在这样的时刻，语言学不再占据着戏剧性的领导地位，而是真正地成为普遍的‘社会学’，一门关于言说的社会的科学，而该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正在于它是言说的。”[12]语言学中的“话语转向”，就是从语言的结构、系统向语言的交际、运用方面的转向，因此也可称为“语用学转向”（Pragmatic Turn）。通过这个转向，语言学与广泛的社会生活、与具体的生活实践联系起来。

话语转向说到底，就是转向语言的运用性。哲学家利科一语中的：“结构语言学只是将谈话和用法放在括号里面，而话语理论去掉了括号，宣称是建立在不同原则上的两种语言学的存在。”[13]那么，谁在运用语言？语言的主体性因此显示出来。此即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概括的：“‘语言’是从客观角度来观察的言语（speech）或书写（writing），它被看作一条没有主体的符号链。‘话语’意味着那被把握为发言（utterance）的语言，即包括各个说话主体与写作主体，因而至少也潜在地包括各个读者和听者的语言。”[14]话语理论没有完全否定索绪尔，它也认为语言与话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已构成的体系，后者是被运用的语言。但话语理论把话语而不是“语言”作为研究的中心。“话语”所指称的是语言现象或语言运用，它与语言学关注的语言系统或语言规范相对应。利科认为，话语与语言有4个方面的不同：语言系统在时间之外，话语则是在瞬间或当下完成的；在语言系统中，主体是缺席的，话语则是说话者通过一套复杂的指称系统展开；语言系统没有语境，作为事件的话语却总是涉及它所描述或表达的语境；语言只为交流提供符号条件，只有在话语中才能实现信息互换，它不但要有语境，还要有另一方，一个与说话者面对面的对话者。[15]话语的对话性，是话语转向的第三个特征。苏联学者巴赫金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对此有充分阐释。巴赫金首先提出了他的“超语言学”的构思：“这一章我们题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指的是具体的整体的语言，而不是作为语言学专门研究对象的语言。这后者是把活生生具体语言的某些方面排除之后所得的结果；这种抽象是完全正当和必要的。但是，语言学从活的语言中排除掉的这些方面，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恰好具有头等意义。因此，我们在下面所作的分析，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分析。我们的分析可归之于超语言学；这里的超语言，研究的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说超出语言学是完全恰当的），而这种研究尚未形成特定的学科。当然，超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忽视语言学，而应该运用语言学的成果。”[16]巴赫金所说的“语言学”，就是索绪尔式的把语言作为抽象的形式系统来研究的学科；他所说的“超语言学”，则以活生生的语言运用为对象，也就是以“话语”为对象。而活生生的语言，就是对话：“对话关系（其中包括说话人对自己的语言所采取的对话态度），是超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活的语言，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就是交流中的语言，它始终处在与他人话语的交往之中。巴赫金认为，只要语言进入交往过程中成为话语，就具有对话性。因为“话语总是要有人聆听、有所反响，并不停留于直接的理解，而是在开拓一条愈来愈远、没有止境的道路。”[17]

“话语体系”（discourse system）是指作为人际交往沟通手段的言语活动在一定社会境遇中运用的范式，即承载说话群体的主观意志和思想的完整有序的话语建制。体系建设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里的标识性就是简洁明快、浅显易懂、印象深刻、利传好记。其二是加强各概念之间的关联性、理论性、逻辑性，使它们彼此架构、互为佐证。这一点尤为重要，如果说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准备阶段，那么解析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主体工程构筑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