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初版自序

“疯牛病”的起因被查得天翻地覆，其原由之一据说竟是因为英国的“牛们”吃了患有“痒病”的“羊的脑髓”。

牛吃羊肉，真是亘古未闻！并不是牛们嘴巴馋闹着开“洋荤”，而是人们为了让牛们多多下奶、快快长肉，别出心裁把羊肉羊脑羊骨头磨碎以后作为添加剂掺进了牛饲料，牛吃下了羊肉，自己是浑然不知的，而羊的“痒病”的病毒便在牛身上变本加厉地酿成了“疯病”，罪魁祸首不是牛，也不是羊，是人。

人也未能免受其害，喜欢吃牛肉喝牛奶的欧洲人率先染上了“疯牛病”，一时间闹得西方世界谈牛色变。慌了神的男女们仍然巴望从现代医疗技术方面寻找救星，岂不知“病因”原本是那些“饲料加工的科学技术”种下的，治本的妙方也许并不全在现代科学技术那里。

牛是食草动物，有一个反刍型的胃，就其自然的天性而言是不吃荤腥的，然而人却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设法让牛吃下高蛋白的羊肉、羊脑。养牛业的效率提高了，牛产品的利润增加了，想不到要命的“疯牛病”也随之降临人间。究竟是“人算不如天算”，违背自然的人们现时便遭到自然的报应，手握万能科学技术的人类，也是不可以为所欲为的。

况且，欧洲的“疯牛病”风波未平，亚洲又闹起“禽流感”。我揣测，这样的“怪病”在新世纪里将会层出不穷。且不要说非洲的“埃博拉”尚在逞凶肆虐，科学尚无法对付的“艾滋病”正迅速波及全球并且已经开始了“更新换代”。

种种怪病的出现，意味着地球人类的生态危机已不仅仅是森林锐减、资源短缺、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危机开始向着人类生存的内部和深处急剧恶化。现代人的病症，远不只是生理方面，更有心理方面、伦理方面、情感方面、精神方面的。

印度的某些教徒，曾对牛悉心供奉，那是出于他们虔诚的信仰。

中国的农夫，曾把牛视作家庭的成员，体贴照料，那是出于他们质朴的感情。

现代工业社会的业主们把牛视为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产品”，视为超级市场货架上的“听装罐头”或“袋装食品”，那是出于他们工于计算的巧智。

当“牛”的境遇与遭际被人类强行改变了的时候。“人类”自己的境遇和遭际能够不被改变吗？

地球上的万物总是整体相关、互动相连的，海德格尔从人文的角度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洞察是深刻的，他曾心情沉重地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改变，在伤害自然的同时也伤害了人心。自然生态的失衡与人类精神的破损同时展开。在吃草的牛被人们强迫吃下羊的脑髓时，人的心肠也早已经变冷、变硬；当牛的生命成了工业流水线上的物件时，人的心灵也开始在商品交换中被渐渐物化。

失去同情、失去信仰、失去心灵、失去精神的人，还不算是病人吗？当人把牛弄疯了的时候，自己也已经失去了健全的神经。

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曾经断定：“在精神上，20世纪比19世纪病得更严重。”那么，21世纪呢？不久前，我看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近先生在第十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开幕式上说：全世界患有某种程度的精神紊乱的人已达到15亿。棘手的是，人们在精神方面的病症更难治愈，而且，精神上患了严重病症的人多半忌讳承认自己有病。

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人类社会已进入所谓“信息时代”，相对于人的生存状态，有人把它叫做“第三次震荡”。生态危机已透过生态的自然层面、社会层面渗入人类的精神领域，人的物化、人的类化、人的单一化、人的表浅化，意义的丧失、深度的丧失、道德感的丧失、历史感的丧失、交往能力的丧失、爱的能力的丧失、审美创造能力的丧失，都在日益加剧。这种精神生态方面的危机，反过来又助长了整个地球生态的颓势，拯救地球，恐怕还必须从改善人类的精神状况开始。

“精神生态”，是我多年前选定的一个研究课题，上述“疯牛病”种种只是顺手捡来的一个例证。由生态破坏而酿成的灾祸正愈演愈烈，几乎成为不治之症，令人悲哀的是，许多人对此仍然无动于衷，灾祸如若不直接降临在谁的头上，谁就依然认为天下太平。这种“精神麻痹”，实则也是一种精神的病症。

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之上存在着一个“精神生态”的层面，地球的生态危机同时也是人类的精神危机。“精神守望”与“自然保护”、“社会治理”应当成为齐头并进的行动纲领。

我所说的“精神生态”，其中包含这样两个命题：一是，“精神”作为人的一种内在的、意向的、自由的、能动的生命活动，在一个更为高蹈的层面上对地球生态系统发挥着潜隐的巨大作用。在地球生态系统的“岩石圈”、“大气圈”、“生物圈”、“技术圈”、“社会圈”之上，存在一个“精神圈”，“精神”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意义重大不容忽略的一环。二是，“精神”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发着、运动着、兴衰着、变化着的生命活动，具有内在的能量吞吐转换机制，具有独立的与其环境交流感应的体系，它本身也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开放系统，一个“生态系统”。只有把“精神因素”引进地球总体的生态系统中来，方才有可能为日趋绝境的生态危机寻求一条出路。

有时我想，人类也许注定要走向终结，只是不知道将选取哪种方式终结自己，或许终结于一场核大战，从目前看这种可能性正在减少；或许终结于某些突如其来的“怪病”，从新近的势头看，这并非骇世之语；或许终结于因极度奢侈享乐而耗尽了地球上的资源；或许在肉体终结之前便已经熄灭了作为人的存在依据的精神之光。

然而，获救的企望从不曾放弃。西方和东方的哲人，古往今来无不把得救的希望寄托给“天、地、神、人”的和解与和谐。海德格尔喜欢荷尔德林的一句诗：“临近本源居住地，艰难地离开此地。”“此地”，是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本源”便是“天”、“地”、“诸神”、“人与其他生命存在物”谐和一致的诗意栖居地。老子说过，“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道”，也是“本源”，是永恒的真理、至高的理念、终极的目的。

这样说已经很有些玄虚，我近来一直在想，能否把玄奥的生存哲学往生态问题上落实一些，使哲学生态化，同时也让生态学获得哲学的品位。现象学已经把传统的形而上学从虚渺的天外牵引进人们的“生活世界”，牵引进个人当下的直观之中，“最本源”的东西已经成了“最具体”的东西，生存哲学为什么就不能成立呢？到目前为止，在宇宙中已知的亿万星球中，地球是独一无二的有生命存在的星体，而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更属偶然中的偶然。每逢想到这些，总是使我产生一种近乎晕眩的惊讶、敬畏、神秘。我们不妨姑且把地球上的生态系统看作宇宙间一个“绝对的”、“至高的”、“终极的”存在，如此，生态问题也就拥有了“本源”的属性，生态观念也就获得了“道”的内涵。

拯救大地，拯救天空，保护自然，守望精神就是“大道之行”。

道在途中，路在脚下。精神在行动中运行，人心与自然谐振，理想在实践中达成，这又是个人乃至人类走向“是其所是”的艰难历程。

历史当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许多人早已经走在途中。那是一些善良美好而又敏感执著的人。比如，“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奥莱里欧·佩切伊就是其中的一位。在“罗马俱乐部”的诞生地、意大利的“林赛学院”，我曾惊异地看到大厅里供奉着一只动物标本：像鹿，比鹿瘦小；像猫，比猫矫健，披一身淡金色的皮毛，竖着尖尖的两只耳朵，炯炯闪烁的目光中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气。院长告诉我，这就是“猞猁”，猞猁是一种富有灵性的动物，它善于敏锐地感觉到周围环境中细微的变异，又能不失时机地作出应变的行动。院长说他们学院的名字“林赛（lincci）”，意大利语的意思就是“猞猁”，林赛学院就是“猞猁学院”，“猞猁”是他们学院的图腾。佩切伊就是地球生态系统中一只杰出的猞猁。

这样的“猞猁”还有很多，不仅是在意大利罗马城这个秀木蓊郁的学院里，也曾闪现在麦加近郊的希拉山的洞穴里、印度恒河平原的田野里、中国泰山之麓的松林里。我总是渴望着自己能够倾听并记录下这些“猞猁”们从远处传来的那些聪颖而又幽微的话语。

这本书是我从事精神生态研究时写下的一些随笔和札记，多半是些印象与情绪的散片。书中谈论了一些已经作古了的人，尤其是一些文化人、艺术人，因为在我看来这些人当中具备了更多的人文精神气息。其中，那个拖着半截小辫子的中国老头儿辜鸿铭把人类文明看作“人类精神的经典”；那个被称作“思想界浮士德”的德国人马克斯·舍勒把“性情”看作“精神生物”的“人的核心”；还有，被爱因斯坦誉为“集善与美于一身”的非洲丛林医生史怀泽，他对于一切生命的敬畏之心，都曾给我以深刻的启迪。那位迟暮之年还要向着苍天出逃的托尔斯泰，那位历尽万劫仍不失赤子之心的凡·高，那位在凶险的官场倾轧中依然守定“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苏东坡，全都以现身说法为人们精神生态的寻觅树下了路标。

科学越来越发达，而人却越来越无力；技术越来越先进，空间却越来越狭窄；商品越来越丰富，生活却越来越单调；世界越来越喧闹，心灵却越来越孤寂，这已经是不需逻辑论证的事实，几乎每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都有切身感受。用不着每个人都去做学问，但“反思”与“怀疑”毕竟是精神的功能之一，我们是否可以想一想，还有无别的出路？

中国有句老话：进一步山高水险，退一步海阔天空。可否从“物欲”的世界退回一步，可否往“精神”的世界探出一步，也许，我们将发现一个多么辽阔、清朗、温馨、优美的天地愿我们同行。

1998年2月·海南岛·邦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