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撰写《超越身体边界》的初衷，是回应我2015年冬天在加利福尼亚整合研究学院的三次讲座所引发的问题，这些讲座讨论了身体和身体政治在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以及我自己的理论工作中的意义。讲座有多个意图：强调70年代的女性主义对身体理论的贡献——它被新一代的女性主义者大大低估了；同时也承认70年代的女性主义没有能力去构想能显著改变女性生活物质条件的策略；以及，呈现出我在《凯列班与女巫》中形成的理论框架，用于研究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中所遭受的剥削形式之根源。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讲座是对过去经验教训的重新思考。然而，讲座之后的讨论所提出的问题超出了原本的框架，它们说服我，有必要拓宽讲座和这本书的视野。本书的主要问题有四个。首先，考虑到“妇女”（women）(1)这一标签所覆盖的历史与经验的多样性，它对于女性主义政治来说仍是必要的范畴吗？或者，我们是否该像巴特勒和其他后结构主义理论家所建议的那样，抛弃它？更宽泛地说，我们是否该认为所有这样的政治身份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性，因而摒弃它们，并选择建立在纯粹对立基础上的统一体（unities）？我们该如何评判新的生育技术？它们承诺将以更符合我们欲望的方式重塑我们的生理构造，再造我们的身体，但它们是加强了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掌控，还是把我们的身体变成了实验和牟利的对象，服务于资本主义市场和医疗行业？

除了第一部分，全书都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然而第一部分是为后文铺垫，因为我隐含其中的目的是要证明：对7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的评价必须首先基于它所采取的策略，而不是它的性别化的立场。由此，我所辩护的观点与那些“表演”理论家们的大相径庭，后者更倾向于批判的是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所声称的身份政治，而不是它所采取的实际政治策略。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制度性的控制，妇女进入由男性主导的诸行业，由于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更多性别流动（gender-fluid）的劳动力，女性主义经历重大危机——后结构主义理论于是发展起来，这些理论提出身体和性别是话语实践与表演的产物，它们无疑曾经很有吸引力，而且对许多人来说可能仍是如此。但我们应该明白，如果“妇女”不再被视为一个分析或政治范畴，那么“女性主义”亦当如此：因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种遭受不公正和虐待的共同经历，会产生一场反抗运动。事实上，雇主和法庭迅速利用了女性主义对妇女之间不可化约的多样性的强调，比如：拒绝承认公司（如沃尔玛）女职工们在谴责性别歧视时的集体诉讼地位，并迫使她们单独提出控告。(2)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真能设想，像怀孕、抚养子女、在社会中从属于男性这样的经历，可以构成妇女的共同奋斗领域，即使这一领域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策略？其他身份，如同性恋、跨性别者和酷儿，是否没那么容易受到阶层、种族、族源和年龄的分化？

在写下这些文字之前，我观看了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阿根廷其他地区街头令人震惊的画面，几年来，尽管她们之间存在多样性，还常常有分歧，但还是有成千上万名妇女涌向街头——为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反对妇女负债、争取堕胎权而斗争，集体做决定，以求改变作为一名妇女的意义。如果不承认“妇女”是一个政治主体，是一个虽然明显有争议，但也不断被重新定义的身份（这些重新定义的方式对构想我们奋力创造的世界来说很重要），那这样的斗争会是什么？

这是我在本书第二部分提出的论点，我认为：全盘否认社会和政治认同的可能性将导向失败。这是对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之间的团结的否认，并完全是在想象没有历史的人。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是，每个一般性概念的构建中都存在巨大差异。如果我们认为多样性是一个妨碍因素，那我们也无法比谈论女性、男性和跨性别者更自信地去谈论爱情、教育和死亡。例如，我们知道古希腊、罗马的爱情与20世纪欧洲或美国的爱情，或多偶制语境中的爱情，有着天壤之别。这并不妨碍我们使用这个概念和许多其他类似构造的概念，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沉默。

第二部分还探讨了可以被视作新的身体改造运动（new body-remake movement）的现象，其中技术创新和医疗专业发挥了主要作用。对此，我更想强调问题的症结并警告潜在的危险，而不是指责所涉及的实践。从整形手术、代孕到性别重置，身体再造的方式不一而足。但在每个案例中，最为突出的是医学专家因承诺改变生活而获得的权力和声望。如此依赖于一种与资本和国家有着长期合作史的机构，这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在这方面，历史应是我们的向导。

第三部分的文章所讨论的，是医学和心理学在组织和规训产业工人以及作为再生产工作者的妇女时所起到的作用。这一部分还回顾了始于里根时代，关于新技术环境和外星工作所需的劳动力类型的讨论。“太空中的摩门教徒”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梦想——一个苦行工人，能够克服经历数百万年构造的身体的惯性，在诸如太空殖民地一类的场所工作，这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亟须新技能并重塑主体性的今天，具有启发意义。目前，这种梦想的具体表达是在我们的大脑中安装微芯片，使那些买得起芯片的人能提高自己的能力，不用再带护照和钥匙。然而，已经有很多对于未来时代的幻想：被选中的个体会像纯粹智能一样运作，存储大量的记忆，以极快速度思考，如在半小时内读完一本书。同时，拆解和重组我们身体的实验也在加速进行中，它们指向这样一个世界：（已经在动物身上实行的）克隆、基因编辑和基因转移将成为医学或科学工具包的一部分，想必能让未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不仅可以生产无生命的商品，还可以生产人类生命的新形式。

在这一语境中，想要收回我们的身体，收回我们决定自己肉体现实的能力，首先要肯定身体（按照我们所了解的样子）的力量和智慧，鉴于它是在漫长的时间里，在与形成中的地球的不断互动中形成的，如果遭受篡改，将极大地危及我们的福祉。作为本书结论的《赞美舞动的身体》，是我在观看了编舞家达里娅·法因（Daria Fain）创作的关于意识和语言之兴起的舞蹈后写下的，它称颂的正是这种今天资本主义想要摧毁的力量和智慧。我在这里构想的并不是巴赫金所说的庞大固埃式身体（Pantagruelian body）——如拉伯雷在16世纪法国所想象的。那是一个超越了皮肤边界而扩张的身体，但它的扩张是通过占有、吞咽世上所有可吃的东西，通过感官的放纵，通过从所有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的。我构想的身体亦是扩张的，但性质不同。因为它在超越皮肤边界时所发现的，不是一个饕餮天堂，而是与居住在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体的奇妙连续性：人类的身体、非人类的身体、树木、河流、海洋、星星。这是一个将资本主义所分割的东西重新统一起来的身体形象，一个不再像莱布尼茨的单子（没有窗户和门却与宇宙和谐运动）一般构造的身体形象。我所构想的身体栖居在这样的世界：多样性是所有人的财富，是共治（commoning）的基础，而不是分裂和对立的来源。

(1)　费代里奇在本书中主要将“woman”视为一种在反对劳动剥削的集体斗争（特别是和生育权有关的斗争）中形成的身份，与儿童有所区分，因而译者基本上选用“妇女”一词与之对译。在个别强调生物或社会意义上二态性别对立的地方则选用“女性”或“女人”。——译者注

(2)　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沃尔玛女职工们提起的集体诉讼，后者谴责沃尔玛在薪酬和工作条件方面存在歧视。最高法院认为，由于妇女的多样性，她们不构成一个集体（class），沃尔玛员工应该单独提出控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