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医疗合作与外交博弈

美国驻哈尔滨领事顾临(Roger Sherman Greene Ⅱ，1881—1947)和他在沈阳、大连、丹东及北京的同事们及时把日本趁鼠疫之机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动向报告给华盛顿，引起了美国的重视和警觉。就中国东北局势做一个公正判断，得出日本“失道寡助”的结论，对一个普通美国外交官来说，并不是件多么困难的事。可接到报告的美国国务卿诺克斯深知，对日本做出如此负面的评价，顾临的内心一定承受了巨大痛苦，而这也恰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顾临是名副其实的“名门之后”。他的曾曾祖父罗杰·谢尔曼（Roger Sherman）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是唯一一位在《大陆盟约》《联邦条例》《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四份重要历史文献上都签过字的“国父”。顾临的名字也取自这位荣耀门庭的祖上。越是出生在官宦世家，越是对金钱和权力看得很淡。顾临的父亲放弃了各种从政和经商机会，在明治维新后来到日本，当起了传教士和英文教师，把《圣经》翻译成日语，在日本一干就是43年，直到去世。顾临在横滨完成了小学和中学的学业，和父亲一样，他精通日语，有着众多日本朋友，对这个第二故乡感情深厚。进入国务院后，顾临被派出工作的第一站是美国驻大连领事馆。虽然没能去日本，但由于大连已经在日本控制之下，顾临也就欣然接受。日本人知道顾临一家的来头以及父子二人和日本的渊源，对这位年轻的领事官敬重有加。1910年，当顾临提醒美国政府注意日本的侵略动向时，他的父亲尚在日本工作。尽管内心很矛盾，但顾临本人已经开始和日本渐行渐远。一场大鼠疫改变了他对中国和日本的看法，也改变了他对医疗卫生和外交工作的认识，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向。

自西奥多·罗斯福当政之日起，美国就力求平衡日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这也是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在东北的具体体现。及时插手两国争端，调停日俄战争就是罗斯福当年制衡双方的关键举措。如今日本势力渐强，不断侵夺东北地方的政治权力，清政府心急如焚，美国也不甘坐视，而力不从心的俄国人更是希望把水搅浑，借他人之手限制死对头日本的发展。中美俄三方很快达成某种共识，国际社会坐下来讨论鼠疫防治是当务之急，清政府加强公共卫生权力以遏制日本的蚕食更是迫在眉睫。

对于召开国际会议的想法，日本一边抵制，一边放出话来为其浑水摸鱼的防疫措施辩护：中国医疗水平低下，公共卫生事业落后，医疗人才匮乏，何德何能来组织防疫？又如何能领导列强召开学术和外交会议？这些借口看似强词夺理，却句句戳中了清政府的软肋。不过，日本也害怕会议真的开起来，自己反被孤立，忽然又改变态度，对召开国际鼠疫防治大会表示欢迎，并宣布派出医学权威北里柴三郎率团参会。中美双方都意识到，短时间内解决日本提出的这些宏观问题不切实际。只有就事论事，针对鼠疫防治展开讨论，清政府或许还可以临时抱佛脚，与日本在医学交锋时打个平手，保住东道主的面子。但北里柴三郎的出现，又令形势急转直下，中美都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

北里柴三郎曾与后藤新平一同留学德国，与后藤“携医从政”不同，北里则专攻医术，在细菌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早在1901年，他就以诺贝尔奖候选人的身份在世界医学界确立了威望。其最大的贡献在于与德国医生贝林共同研发了破伤风疫苗。北里头上的另一个光环，是首次发现了鼠疫杆菌，与法国医生耶尔森几乎同时找到了鼠疫病原体。尽管这一殊荣最终被记在法国人名下，但这并未削弱北里在医学领域的影响力。鼠疫在东北暴发后，北里柴三郎也来到中国，实地调查研究，参与了“满铁”在东北南部的防疫工作。日本人盘算，有了北里这样的“大人物”坐镇，日方将占领会议上的学术制高点，还有谁比北里更加了解鼠疫呢？掌握了医学话语权，就不会被中美牵着鼻子走，也不用担心外交上陷入被动。清政府主导防疫工作的中流砥柱是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院的青年华裔医生伍连德及其助手全绍清，发挥配合作用的是英国传教士司督阁(Dugald Christe，1855—1936)，他领导一批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组建了盛京施医院，已经在沈阳行医近20年。除此以外，便是北京“协和医学堂”派来的几个英美传教士。但即使他们全加在一起，恐怕也比不上北里柴三郎的声望和水平。“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日益临近，美国认为，派鼠疫专家从纽约启程到沈阳要好几个月，远水解不了近渴。还不如就近差遣一个细菌学家提早赶往中国，以争取大量时间与中方开展医疗合作，临阵磨枪再加上中国方面的地利人和，说不定可以与北里抗衡一阵。

斯特朗是美国能找到的离中国最近的微生物专家，自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一直在菲律宾研究热带传染病。抵达沈阳后，斯特朗立即重建细菌实验室，他到医院查看了若干病例，并提出了解剖患者尸体的要求。1911年的中国，无论《大清律例》还是文化传统都无法接受这个西方医学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的做法。但在伍连德的支持配合下，斯特朗很快拿到了特许证。对25具无主尸体的解剖研究使斯特朗初步了解了鼠疫的病理机制，也印证了伍连德关于本次疫情是肺鼠疫的看法。鼠疫杆菌通常攻击的器官为淋巴腺和肺。在此前的鼠疫暴发事件中，患者大多表现出淋巴结肿大和出血等腺鼠疫症状，这包括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和1895年香港的大鼠疫，而北里当年就是在香港发现了鼠疫杆菌。但这次东北大鼠疫却是以呼吸道症状为主的肺鼠疫，患者肺部感染引发咳嗽和呼吸困难，传染途径也由最初人鼠共患的跳蚤改为飞沫。即使像北里这样的权威专家，也没有见过如此大规模的肺鼠疫病例，这一发现让伍连德和斯特朗十分兴奋，信心倍增。

1911年4月，东三省总督锡良、外务部右丞施肇基、伍连德、全绍清和各国与会代表悉数进驻沈阳小河沿“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会场，唯有日本人例外。他们选择了“满铁株式会社”单独安排的宾馆，即使每日在会场和驻地之间通勤往返，也不嫌麻烦，有意避开众人，似乎有所谋划。不是冤家不聚头，两年前，施肇基在伊藤博文哈尔滨遇刺案中成功阻止了日方借机要挟的企图，如今他和日本人又一次在东北狭路相逢。作为康奈尔大学的第一位华人毕业生，施肇基的出现也为会议上的中美联手奠定了基调。

由于中美之间的医疗合作以及清政府所占据的天然地利，日本并未如预料的那样掌控会议的学术和外交话语权。伍连德和斯特朗基于尸体解剖而对肺鼠疫病理的判断和研究已经遥遥领先于欧洲等国的与会代表，但北里柴三郎不是等闲之辈，他也解剖了20多具患者尸体，同样拿到了肺鼠疫的第一手数据，在这一回合的交锋中，中日打成了平手。但接下来，在有关鼠疫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中，清政府尽显地利优势，日本则渐落下风。全绍清在大会发言中介绍了他在满洲里对鼠疫起源的调查，由于日本人控制的区域在南满铁路沿线，他们尚不清楚蒙古草原的早獭才是这次瘟疫的真凶。伍连德有关鼠疫的流行病学研究覆盖了东北全境各地的大量病例，病患的职业、年龄、性别、地域分布、病程长短、症状缓急都有详细的统计。而日本方面仅仅掌握辽东半岛南端的少量数据，信息量不能同日而语，结论自然也缺乏代表性。司督阁则在发言中指出，法国鼠疫专家耶尔森依据当年香港腺鼠疫而研制的疫苗和药物在本次临床防疫过程中被证明是无效的。新疫情对医学大家的传统认识提出了挑战。“大人物”也不能吃老本，要与时俱进。这无疑也动摇了北里的权威。

在医学交锋上占据了主动，清政府要加强公共卫生权力，就不但有国际法上的合理性，也有了技术上的可能性，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合作。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呼吁清政府尽快建立公共卫生管理机构以加强对防疫工作的领导，组建现代化医院和医科学校以提高医疗水平。在以上两个方面，国际社会承认清政府即将建立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具有相应的政治权力，并在医疗和教育层面给予必要的支持。会议结束后，清政府立即组建了“北满防疫事务管理处”（后一度改名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共卫生管理机构。经东三省总督锡良批准，司督阁领导的盛京施医院扩建为“奉天医科大学”，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为学术后盾，招收中国学生，开展医疗教育和研究，这是中国东北的第一所现代化医科大学。

会议结束时，施肇基拉住斯特朗，向他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由他领衔在北京组建“中国科学研究所”。这个问题斯特朗无法马上回答，它显然已经超出了“鼠疫研究会”的议题。但斯特朗答应向美国国务院转达清政府的提议，并和施肇基约定，秋季再来北京进一步商谈。此时的清政府在积极推动社会各个领域的制度改革，从“立宪”到公共卫生管理，从高等教育到科学研究。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给垂死的清王朝更多时间和机会。斯特朗没能再回到北京，当金秋十月来临时，大清王朝却已经走到了最后一刻。

鼠疫虽然消退，清王朝虽然覆灭，但中国与列强在东北的斗争还在继续。日本人不甘就此停止在公共卫生领域与中国的争夺，在会议结束后成立了“满洲医科大学”，作为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院在东北的合作院校。作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的负责人，伍连德长期关注鼠疫研究。多年后，他成为国际知名的医学专家，其编撰的《鼠疫防治手册》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定的标准防治方案，一直使用到20世纪40年代。1931年东北沦陷后，他辗转到上海，继续领导国民政府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鼠疫之后，顾临从哈尔滨调任汉口，任美国驻汉口领事，他目睹了武昌起义和清政府的灭亡。随后，他放弃了外交官的工作，加入洛克菲勒基金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医疗教育事业中。也许正是当年那几位来自北京“协和医学堂”的传教士让他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在顾临的支持下，这个不起眼的医疗机构发展为远近闻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而顾临本人则担任协和医学院的校长达七年之久。从政治外交到医疗教育，职业和事业的重新选择或许是这场大鼠疫带给顾临最大的人生改变。回到美国后，他积极奔走，为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筹钱筹物。此时的顾临已经完全转变了立场，也不再为情感而纠结，即使面对九泉下的父亲，他也毫无愧疚。毕竟，他选择的是正义。司督阁一心一意地管理着奉天医科大学，一直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工作到1923年，距他初次踏上东北这片土地整整30年。

本文原发表于《读书》2020年第7期，作者程龙，加拿大兰加拉学院亚洲研究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