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在中国

自1644年明朝覆灭后统治中国的清朝，逐渐遭遇了小规模、日渐坚决的改良派和现代化改革派群体，后者看到中国过去奉行的天朝上国和闭关锁国政策在应对外来挑战时正迅速失去效力。在所有的领域，中国都在被迫改革，但是统治阶层的自身属性却是维护传统、稳定和传承。对外贸易被限制在“通商口岸”，绝大多数的进出口贸易是由政府指定的代理人进行，即所谓的行商［有时也被称为源自葡萄牙语的买办（Comprador），显示出葡萄牙人在澳门的重要影响］。在中国城市居住的外国人被限制于各个“租界”，指的是已经被“租借”给欧洲列强的小块土地。在这些外国租界内，司法、海关，以及生活方式都是属于列强管辖的。在这里被容许的“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观念，是中国改良者们感到深受其辱的源泉，他们正确地将其视为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在治外法权的管理下，西方模式的教育、医疗和公共卫生机构通常发展迅速，例如，设立了很多西式医院。为维护外国人群体的利益，同样创办了学校、俱乐部、报纸，甚至警察队伍。对像瘟疫这样的大范围问题的任何应对措施，都是零碎化、带有政治色彩的，且经常矛盾和混合各种手段，这不足为奇。对待鼠疫的方式也是这样。

当然，鼠疫在中国，甚至在东北腹地及其边境地区并不陌生。最早于公元前243年开始编纂的历朝史书、方志和其他历史资料，已经记载了为数不少的瘟疫和被认定为广为传播的疾病。28卡罗尔·本尼迪克特援引18世纪70年代在云南发生的鼠疫，认为这极有可能是至今为止对鼠疫最早的文字记载。2919世纪中期发源于中国西南地区的鼠疫，缓慢扩散到珠江三角洲的香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暴发。30传染细胞巢被带出香港，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往东北方向蔓延，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最终到达东北地区一个叫作牛庄的贫穷城市。

正如伍连德、马廷奈夫斯基、莫拉瑞提和加姆萨的详细记录，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在俄国外贝加尔地区，以及疑似在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发生的鼠疫是地区性的。31医生、旅行家和铁路官员在他们的各种记载中，描述了从莫斯科到太平洋港口城市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新建铁路沿线、黑龙江沿岸城镇发生的数次小规模鼠疫。这些鼠疫的发生都是小范围的，涉及为数不多的当地居民，最后也能够自我控制，或多或少被当地人理解为是在相对原始的村落发生的周期性灾难。因此，1910年秋季鼠疫早期病症出现时，没有引起任何警惕。

对中国东北鼠疫的首次报告，出现在1910年10月27日的电报。据《柳叶刀》报道，在满洲里火车站附近的某个村庄，10月26日和10月27日各发生了8例和15例死亡病例。32一个月以后，位于东北腹地的吉林市向上海《北华捷报》发送一份新闻报道称：“鼠疫已经传到哈尔滨。现已报出13例，均为致死病例。受感染的一座房屋被焚毁，俄国卫生部门正在采取预防措施。截至目前，只有中国人被感染。吉林省长已颁布法令，在宽城（长春地界）和哈尔滨通往吉林的公路设立多个防疫站。然而，在最为重要的铁路节点宽城和周村（Chou t’sun）两地，似乎并没有任何举措。”33在接下来的几周之内，更多关于东北地区鼠疫死亡病例的简报出现在上海的各大报纸。1910年秋，上海本地已经零散暴发腺鼠疫，吸引了更多当地人的关注，导致附近的数次骚乱和大规模游行。此时的上海更多关注本地政府未能采取强硬措施，如此可能使得来自东北地区的各种报道没有受到重视。只有通过回溯历史，我们才能清晰地追溯鼠疫的形成，以及它沿着铁路线和公路向南传播到数个重要港口城市以及北京（京师）的持续过程。

1911年1月中旬，几乎所有英文报纸的每日新闻都在报道正在中国东北部扩散的鼠疫。1911年1月18日，距离北京不到20公里的通州发现了“数起病例”，34引发一位本来表示怀疑的记者评论道：“疾病已经渗透过了长城。”35这次鼠疫被认定为肺鼠疫，直接通过人传人传播，不需要任何以受感染啮齿目动物为营养的蚤虫之类的间接带菌者。对病体个体的隔离检疫与限制接触是控制这种疾病的主要方式，这些措施在东北各地使用，效果各不相同。

1910年的中国东北处于政治混乱之中，名义上仍然是在中国的主权控制之下。但是，在这片土地上，存在代表俄国、日本和中国的不同权力机构。简单来说，这种局势表现为每个国家控制着东北新建铁路系统的不同路段。1905年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规定日俄两国可以每公里铁路驻守一定数量的军队，防范山匪和提供铁路管理。因此，当采取组织防疫、管理潜在感染人群，以及其他鼠疫防控和公共卫生措施的时候，医护人员随即碰到的是在国家利益矛盾、协定权力和迥异行政体系之间交织的复杂网络。鼠疫防控措施显得混乱也在情理之中。

根据《朴茨茅斯条约》，中国东北的铁路已经被划分为三部分（见图1.2）：从西向东直接横跨东北的中东铁路，是从莫斯科到太平洋港口城市海参崴的跨西伯利亚铁路的一部分，处于俄国控制之下。俄国同样控制着这段铁路线从哈尔滨到长春的南部支线部分。从奉天到北京的铁路段（被称为中华帝国铁路）由中国政府控制。日本则控制着从长春到奉天再到大连的南部支线和南满铁路。南满铁路还包括一条从奉天到边境安东的线路。日本和俄国通过铁路从中国获得治外法权，有权在铁路沿线运营铁路、开采矿业和发展贸易。除了这些铁路警卫，俄国和日本还沿铁路线在各自控制范围内进行了大量的城镇建设。

俄国的主要势力据点是位于中东铁路沿线的哈尔滨。日本在位于渤海湾出海口、南满铁路终点的大连建设了重要的港口。中国方面在傅家甸（被称为哈尔滨“唐人街”）和奉天维持着平行的势力影响。为了管理利益和保护地位，每一个国家均拥有民事和军事的权力。铁路管理的复杂关系、极为重要的政治考量，以及对鼠疫感染人群流动的关键作用，使得东北铁路成为鼠疫防控工作的焦点和相关争议的主要问题。

不仅是日本和俄国瞄上了中国东北，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均将该地区视为经济扩张（如果不是为了事实上的殖民）的新兴丰厚机遇。富饶的农业开垦空间、煤炭（某些是亚洲最好的煤田）和其他矿产，以及广袤的原始森林，使得东北成为西方列强斗争的新前线。即使是在东北的中等规模城市，均设有外国领事馆，在当地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中代表各自国家。形形色色的领事们，有时扮演政府代表和当地企业家双重角色的外国商人，进行社交聚会，相互合作和竞争当地经济利益，通常又集体行动对当地中国官员施压。这些外国领事推举产生出一位“元老”（dean）或“首席”（doyen），通常是在当地任期最长的官员，代表他们的群体利益与当地中国人交涉。这位元老的任务通常涉及与治外法权复杂问题相关的各种谈判。与日俱增、重复出现的是涉及中国公民在外国租界犯罪被捕后的司法审判权问题。多数情况下，中国人似乎受制于外国司法，但是无论在何处被捕的外国人均可以规避中国司法管辖。

向国内政府汇报当地情况是领事馆的一项主要任务。他们通常每周提交一次报告，提供对当地局势丰富而细致的描述，包括贸易、来访人员和政治态势，以及对本书研究具有特殊意义的、有关卫生和疾病的记录和数据。总体来看，来自不同市镇、不同国家视角的报告，能够以细致的方式重现早期鼠疫的预兆及其往南在中国人口大城市不断扩散的历史。

回顾历史，似乎可以清楚地发现，东北鼠疫第1例病例发生在被称为满洲里的居民点，非常靠近中国东北与当时被称为外贝加尔的西伯利亚地区的边界地带。1910年10月28日报道了鼠疫的死亡病例，被认为是零号病人［亦称为索引病例（the index case）］。随后，满洲里共出现582例死亡病例记录。3611月8日，俄国势力范围内的铁路枢纽哈尔滨出现了死亡病例，在那里造成巨大损失：在哈尔滨和傅家甸区域共有5272例死亡。鼠疫从哈尔滨沿铁路线扩散开来。1911年1月2日，鼠疫传播至奉天，造成2571例死亡，1月3日在长春造成3104例死亡。鼠疫暴发既迅猛又致命。官方的医疗记录报告称43972例病症中只有一位生还者。这次的总体暴发率，据测算是整个东三省人口的2.25‰。但是，这些病例几乎全部发生在铁路沿线，因此局部的暴发率是惊人的。37

虽然俄国和日本在当地的机构采取了措施，但只有中国中央政府可以官方地采取规模广泛的行动。为了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压力，清政府通过外务部（负责公共卫生活动的中枢）委派一位年轻的中国医生作为正式代表来到哈尔滨调查。各种情况在这一历史性时刻的非常规组合，造就了西方医学在中国以科学和官方面貌呈现的暴发式发展。上述这位年轻的医生就是伍连德博士，既具有才能、政治手腕与技巧，又具备这次任务所必需的教育和培训经历。

作为一名接受最新教育的精英外科医生，伍连德将这次鼠疫诊断为肺鼠疫。哈尔滨的俄国医生们认为是疑似腺鼠疫，继续医治病人，没有采取呼吸道系统预防措施。俄国专家们固守这种诊断结果，开始捕鼠和解剖的工作。甚至后来从俄国公使馆发出的外交电文也坚持将这次鼠疫视为腺鼠疫。随后，著名的法国医生、北洋医学院的首席教授吉拉尔·梅聂（Girard Mesny）被派往哈尔滨，却拒绝接受伍连德的评估结论，也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六天后，梅聂因感染病毒去世。他的死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转折点，因为清政府于1911年1月向东北派出军队和警察，试图控制人口流动和强制隔离检疫。毕竟，如果连这位具有丰富经验的西方医生都能被这次鼠疫夺去生命，那么没有人是安全的。旧有的医院被焚毁，新的鼠疫防治医院仓促建成。当时地面已经冰冻，无法埋葬死者。在这一时刻，伍连德报告称目睹成排的棺材，数量近两千副，因为缺少棺木，还有更多的尸体就地排放在路边。只是因为人们担心老鼠啃食这些尸体并被感染，伍连德才获得部分当地官员的支持；随后他按照传统的中式做法，上书朝廷。三天之后，伍连德接到了同意大规模焚烧尸体的圣谕。1911年1月31日，焚尸完成。

伍连德甫一抵达哈尔滨，就着手调查这次鼠疫的性质、病体及其传播模式。在欧洲接受的现代培训，让伍连德可以运用在当时被欧洲、美国、日本医学权威所仰慕和接受的各种方法。西方医学界向这位中国医生学习传染疾病的现代理论，可能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1911年1月中旬，清政府邀请各国委派专家帮助调查和处置这次鼠疫。美国随即派出已在菲律宾常驻的理查德·P.斯特朗和奥斯卡·蒂格（Oscar Teague）两位医生。斯特朗和蒂格以为只是一项研究任务，但是当他们来到中国，清政府邀请这些外国专家的意图变得含糊。清政府正在计划举办一次国际会议，准备邀请这些科学家参加。与此同时，斯特朗和蒂格决定向中国同事和当地官员求助，无论以何种方式都要开始他们自己的研究。两人在驻留的奉天进行了25次尸检。他们对鼠疫死者的尸检数量远远超过之前，因此斯特朗本人迅速地成为肺鼠疫病理学的世界级专家。

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国外的鼠疫调查员，均专注于寻找鼠疫源，很快就集中到西伯利亚旱獭或蒙古旱獭上。这种哺乳动物被广泛捕猎，因为它们的皮毛可以被印染成为紫貂的仿制品，当时欧洲和美国时尚产业对此需求量很大。38东北旱獭当时正在冬眠期，为数不多的旱獭几乎全部被美国研究者获取。接种试验表明旱獭容易感染鼠疫。但是，旱獭的作用尚不清楚。传播途径是什么？旱獭能否传播肺鼠疫？最后表明，这些问题没有得到确切答案，但是现有的所有证据均支持旱獭是鼠疫源的结论。

1911年年初数月，中国人与美国人大量地积累肺鼠疫数据，在即将召开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处于主导地位。这次大会是首次在中国召开的世界科学会议，是清政府在俄国和日本之间政治平衡的结果。鼠疫期间，俄日两国均建议派出“观察员”和“调查员”。毫无意外的是，日本派出的大多数是军事人员。清政府在此事上表现得足够理智，将这些举动视为日本企图在《朴茨茅斯条约》规定的铁路保护权利之上进一步加强在东北军事力量的借口。这种担忧促使清政府邀请美国和其他国家同时派出专家。清政府娴熟地利用美国专家制衡俄国人和日本人，随后这些外国“顾问”摇身又成为参加国际科学大会的“代表”。这样的举动，将鼠疫治理转变为一种纯粹的科学活动，使得任何军事人员和警察的介入变得更加困难。

清政府建议举办这次世界大会，邀请那些与日本人相处并不融洽的他国著名科学家和医生参加。日本人赢得了甲午战争的胜利，对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自视甚高，自认为是泛亚运动的新领导者。这里自然有些种族优生学的信仰成分在作怪。许多日本人被种族改良理论武装，希望通过日本的“白化”实现与西方的平等。39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不能接受在现代医学科学这样被日本视为国家荣誉的领域抬高日本。毕竟，北里柴三郎作为世界闻名的罗伯特·科赫的嫡系弟子，因1894年香港鼠疫期间成功发现鼠疫菌而广获赞誉。40日本报界和科学界的最初反应是抵制这次大会。但是，他们的虚张声势不足以阻碍大会计划，因此他们随后显然是极不情愿地同意参加。

年轻的伍连德博士是这次大会的“官方”主席，这也是日本人认为被冒犯的另一个地方。这样年轻的中国人获得如此地位的国际殊荣，让他们感到特别不安。不过在会议结束之前，伍连德的政治技巧和科学知识已经赢得大多数会议代表的尊敬和认可。

大会持续三周时间，包括成果展示和继续进行的试验。作为会议的吉祥物，一只异常温顺的东北旱獭甚至被带到了会议现场。41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共通过45项决议，以此作为对清政府的建议。这些建议没有过度的政治倾向，但对中国立场而言是敏感的。难得之处在于，这些与会代表受各国（奥匈帝国、中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荷兰、俄国和美国）委派是出于明显的政治原因，但是能够专注并处理好医学与科学事务。许多代表或是具有私交，或是在欧洲师出同门，因此提供了超越国界的友谊和忠诚。

会议论文集由斯特朗编辑后在马尼拉出版，成为肺鼠疫的权威著作。42清政府为响应大会的建议，颁令设立“北满防疫事务管理处”（North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并正式在国家层面认可西医，这也是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前颁布的最后一道政令。伍连德没有回到北洋医学堂，而是留在哈尔滨继续研究鼠疫。1912年，“北满防疫事务管理处”成为民国新政府的实体单位。伍连德通过瘟疫研究培训中国医生。防疫处后来演变为“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2)1934年之前仍然是中国的首要医疗机构。伍连德被世界公认为该领域的权威专家，他1926年出版的肺鼠疫研究专著至今仍然是关于这一疾病的标准参考书。43

注释

1　Correspondent in China, “Notes from China,” Lancet 1 (1911): 775.

2　满洲这一矛盾称谓指的是当今中国的东北地区。本书中对满洲地名的使用并不代表认可由日本帝国政府于1920年至1930年期间提出的“伪满洲国”或以其他形式出现的傀儡政权。本书是在历史意义上使用“满洲”，因为这是书中研究对象所处时代最为通常使用的称谓。正如欧文·拉铁摩尔指出，“它［满洲地名］缘起于这样的事实，19世纪末外国势力争相控制中国，首次使得东北成为被整体处置的地区。”在此之前，满洲南部的农业地区汉族化程度高，北部的森林和高原草地区则迥然不同。参阅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Beacon, 1962), 103—109。

3　Joseph P. Byrne, ed., Encyclopedia of Pestilence, Pandemics, and Plague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2008), s.v. “Plague of Justinian.”

4　Robert Pollitzer, Plagu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54); Joseph P. Byrne, Daily Life During the Black Death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2006).

5　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66.

6　Guy de Chauliac, Inventarium sive chirurgia magna (1363), ed.Michael R. McVaugh (Leiden: E. J. Brill, 1997).

7　Ann G. Carmichael, Plague and the Poor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

8　“Human Plague-India,”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43 (1994): 689—691.

9　师道南：《鼠死行》。

10　Alexandre Emile Jean Yersin, “La peste bubonique a Hong Kong,” Ann. Inst. Pasteur 8 (1894): 662—667，同时参见Yersin, “La peste bubonique a Hong Kong,” Comptes rendus 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 119 (1894): 356，以及Shibasaburo Kitasato, “The Bacillus of Bubonic Plague,” Lancet 2 (1894): 428。

11　David J. Bibel and T. H. Chen, “Diagnosis of Plaque: An Analysis of the Yersin-Kitasato Controversy,” Bacteriological Reviews 40 (1976): 633—651.

12　Tohiu Ishigami (rev. by Shibasaburo Kitasato), Japanese Text-Book on Plague (Adelaide: Vardon and Pritchard, 1905), 6—8.

13　参阅书目例如Mark Harrison, Disease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Polity, 2004), 129—130；布尼特和怀特两位资深专家仅认可北里柴三郎，而同样权威的两位专家杜伯斯与赫希只认可耶尔森。参阅MacFarland Burnet and David O. White, Natural History of Infectious Disease, 4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228; Rene J. Dubos and James G. Hirsch, Bacterial and Mycotic Infections of Man, 4th ed.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965), 664。

14　Paul-Louis Simond, “La propagation de la peste,” Ann. Inst.Pasteur 12 (1898): 625—687.

15　传染病的概念至少可以被追溯到14世纪，以患病可以通过传染体或病源的接触或暴露的理念为基础。它指的是外部“病原”。在传染病概论中，具体的传染体或病源不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传染是更为近期（19世纪产生的）、基于这种或那种细菌病毒理论的优化概念。

16　Masanori Ogata, “Ueber die Pestepidemie in Formosa,”Zentralblatt Bakt. Abt. 1, 21 (1897): 769—777.

17　“A Case of Plague,”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28 October 1910, 231.

18　Ivan L. Martinevskii and Henri H. Mollaret, Epidemiia chumyv Man’chzhurii v 1910—1911 gg. (Epidemic plague in Manchuria in 1910—1911) (Moscow: Medicina, 1971).

19　同上，第16页。

20　同上。

21　同上，第17页。

22　Frank G. Clemow, “Plague in Siberia and Mongolia and the Tarbagan (Arcomys bobac),”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3 (1900): 169—174.

23　Martinevskii and Mollaret, Epidemiia, 24.

24　Rosemary K. I. Quested, “Matey” Imperialists?: The Tsarist Russians in Manchuria, 1895—1917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2), 105. Quested同时报告，俄国人与中国人一起接受检疫。在更为偏远地区的医生短缺问题同样受到关注。

25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Cambridge: Hefter, 1959).

26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11 (Cambridge: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967).

27　Mark Gamsa, “The Epidemic of Pneumonic Plague in Manchuria, 1910—1911,” Past and Present 190 (2006): 147—183.

28　Joseph H. Cha, “Epidemics in China,” in William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Oxford: Blackwell, 1976), 293—302.

29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2.

30　参见Benedict, Bubonic Plague, and Myron Eschenberg, Plague Ports: The Global Impact of Bubonic Plague, 1894—1901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

31　参见Gamsa, “The Epidemic”; Martinevskii and Mollaret, Epidemiia; and Wu, Plague Fighter。

32　British Delegate to the Constantinople Board of Health, “Recent Plague Outbreaks in Russia and the Far East,” Lancet 1 (1911): 59.

33　Correspondent,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23 December 1910, 705.

34　North-China Herald (Shanghai), 20 January 1911, 157.

35　同上，第125页。

36　Reginald Farrar, “Plague in Manchuri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5, pt. 2 (1912): 6.

37　同上，第3页。

38　仅是四家俄国公司从中国东北每年进口的旱獭皮草数量据报已经超过200万张。“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at Mukden,” Lancet 1 (1911): 1383。

39　参见Sumiko Otsubo, “The Female Body and Eugenic Thought in Meiji Japan,” in Building a Modern Jap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the Meiji Era and Beyond, ed. Morris Low (New York：Palgrave, 2005), 63—64。同时参阅Morris Low, “The Japanese Nation in Evolution: W. E. Griffis, Hybridity and Whiteness of the Japanese Race,”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11 (1999): 203—234。

40　微生物学家、历史学家，甚至北里本人后来均普遍认可，北里描述的生物体并不是鼠疫的病原体而是一种普通的污染物。发现这一问题的殊荣应该仅归功于亚历山大·耶尔森本人。参见Ishigami, Japanese Text-Book; and Bibel and Chen, “Diagnosis of Plague.”。

41　Correspondent,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China Medical Journal 25 (1911): 195.

42　Richard P. Strong, ed.,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Held at Mukden, April 1911 (Manila: Bureau of Printing, 1912).

43　Wu Lien-Teh, 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 (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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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滨江为哈尔滨旧称。1905年清政府设滨江关道（即哈尔滨关道），道署驻滨江。1906年设滨江厅。为便于阅读，中文版统称“哈尔滨”（*号脚注为编、译者注释）。

(2)该处几经更名，包括一度更名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九一八事变后该处骨干力量南下，加入国民政府“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